“巴岱”仪式音乐的人文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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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是流行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腊尔山苗族地区的一种民间宗教音乐，在苗族传统宗教祭祀仪式中，它不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往往祭祀仪式内容都是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苗族“巴岱“仪式的音乐内容非常丰富，若以其表演特征、表现形式、意识空间等为依据，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祭祀类、鼓类、孝歌类。苗族“巴岱”在举行祭祀仪式时，每一类仪式音乐侧重点各有不同。比如祭祀类的音乐有着高度的综合性，歌唱、吟诵、乐器、舞蹈并为一体，表演是由“巴岱”和其他乐师共同配合完成。苗鼓类的音乐以舞蹈、吟诵和击鼓的结合为主，仿佛就是一种曲艺的表演形式，祭祀、叙事是其主要特征。孝歌也是歌、舞、乐相互结合的综合形式，但孝歌以祭丧为主，在丧葬仪式中“巴岱”配以歌、月表演，笔者认为它是“巴岱”和家人在完成仪式程序的一种领、合关系。从音乐形态、结构形式以及传承历史来看，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属于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民间仪式音乐范畴，也是苗族传统音乐的代表，具有明显的山地特征，它承载着上千年的农耕文化和狩猎文化，同时见证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嬗变。宗教仪式是各个民族礼仪文化的象征符号，它不仅可以约束各个族群社会成员和社会民众的行为规范，而且逐渐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苗族“巴岱”祭祀仪式中，音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保存着许多苗族文化基因，是苗族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传统习俗之一，而且成为了苗族文化的一个缩影。远古时期，苗族人崇拜祖先，认为人活着的时候就有灵魂，死后魂魄便脱离躯壳而独立存在，他们相信“灵魂不灭”，所以要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得到祖先的“庇佑”。比如苗族人的椎牛、吃猪、接龙、跳香、还傩愿等，都是苗族“巴岱”举行的一系列祭祀活动。

湖南湘西自治州腊尔山地区的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喜欢唱歌，逢年过节、狩猎耕地、摘果砍柴、娶亲嫁女、老人贺寿、房屋迁移以及丧葬仪式等等都是人们歌唱的最佳场合。在苗族椎牛祭祀仪式中，“巴岱”和其它巫师们要唱“椎牛歌”“吃牛歌”，“巴岱”还要领唱“椎牛歌”“吃牛歌“，人们在椎牛时还要抬起大鼓在五花柱坪内，群起表演，比赛打鼓本领。在吃猪仪式中，“巴岱”要举行“吃猪”祭祀仪式，唱“祭祖歌”“背猪退歌”。在接龙仪式中，“巴岱”担任龙司，手持瓷碗走在最前面，带头跳着“接龙舞”，唱着“接龙歌”，苗族人运用唢呐和锣鼓伴奏，这是“巴岱”举行“接龙”仪式保留原始祭祀遗风的主要手段。在还傩愿仪式中，“巴岱”表演“跳神”，后在唱神戏中还要跳“傩舞”。笔者曾经考察苗族的傩祭，认为“苗族傩祭俗称还傩愿，崇敬傩公、傩娘(传说中的伏羲兄妹)，宗教法事活动有许愿———还愿———酬神全过程。白天写表文，跳神祭祈，晚上唱神戏、谢下马酒、发兵请神、开洞封洞、出戏开光、探子开路、搬土地、搬开山、搬先锋、搬算匠、唱盘傩歌，讨喜钱，倒神、打火丈。酬神还愿活动搞的比较大的还有解罪上刀梯、杀犁(将犁口烧红，老司用手捧、肢踩、口含，场面惊险、恐怖、紧张、热烈)有的地方酬神活动还椎牛、椎猪”。根据苗族“巴岱”仪式中音乐使用的特点，我们又可把其分为祭祀仪式音乐和庆典仪式音乐两大类。据笔者调查的资料，并结合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在民俗生活中的实际功能分析，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大致可分为仪式歌、仪式舞、仪式戏曲、说唱、器乐等五类，其中仪式歌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艺术形式，在“巴岱”仪式音乐中，苗族人对生活、自然、社会、神灵之间的关系展开积极思考，他们把人与神看成宇宙万物的中心。苗族人历来相信巫鬼，从他们信仰神灵开始，就已经形成了以“万物有灵”为核心的苗族原始宗教观。在日常生活中，苗族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他们发挥自己的思想智慧，创造了丰富的音乐文化。“巴岱”仪式音乐是苗族人人文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主要表现为对苗族传统文化构建的探索和对苗族人的生活、存在意义上的思考，有着鲜明的人文色彩。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文化中的“崇拜祖先、崇拜神灵”以及“天人合一”等理性观念，逐渐成为了苗族人长期音乐生活的审美标准，“巴岱”仪式音乐的人文精神来自于人们对苗族文化的解读与塑造。

一、丰富的民族素材

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内容丰富，运用的素材也十分广泛，涉及苗族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巴岱”仪式音乐的素材有的来源于苗族神话传说、诗歌、古老话、谚语、谜语等等，其中不少内容是描绘苗族历史文化与民俗生活的，但宗教色彩却十分浓厚;还有部分内容反映了苗族人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富有教育意义，是启迪人们思想的重要途径。

(一)传统音乐丰富在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中，包含着许多苗族传统音乐元素，形式多样，节奏明快。比如“巴岱”仪式歌，就有独唱、领唱、合唱、齐唱等不同方式，有的演唱均是以苗语方言和不同的曲调进行演唱的，具有浓郁的苗族风味。在“巴岱”仪式歌曲中，不仅有人人会唱的说唱(歌夏嘎来)音乐、假声(歌夏约)处理，而且还有多声部。苗族“巴岱”仪式歌受苗族民间诗歌体制和格律影响，歌曲体制常常有双句一意重沓多句式结构、插花衬垫式结构、三句一段式结构等等。［2］282当然，“巴岱”仪式歌同时也受到苗族诗歌节奏的影响，歌曲歌词节奏有五言句节拍、七言句节拍、长短句节拍等等。在“巴岱”仪式音乐中，苗族鼓乐属于典型的苗族传统音乐，鼓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社会功能作用。在湘西腊尔山地区，苗族鼓乐一般分为庆年、庆神两种，每逢祭祀或苗族盛大节日，苗族人都要集中到平场进行鼓乐表演，“巴岱”是鼓乐的主要表演者与指挥者，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播民族文化，同时娱乐身心。清代以前，苗鼓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乐器，它被传说是雷神的化身，是人们祭祖祭神的“神器”，后来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演进使其在功能上有所变化。若追溯其源，笔者认为，苗鼓及苗族鼓乐产生于“巴岱”祭祀仪式活动中，并常常与傩歌、傩舞交替在一起，久而久之，鼓更是成了苗族人的“圣物”。自古以来，苗族鼓乐的表演即蕴涵了苗族人虔诚信仰和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同时又真实地再现了苗族人生活、劳动的画面。苗族“巴岱”仪式音乐，除了祭祀仪式歌由人声唱以外，其它大多数是由不同的乐器进行演奏。“巴岱”仪式音乐使用的乐器主要是鼓、锣、钹、铜铃、竹柝、竹棍、卦、烧蜡器、祖师棍、司刀、绺巾、令牌、牛角、马鞭、筶等。比如锣就是“巴岱”举行仪式时常用的乐器(准确地说应该是法器)之一，锣铜质圆形，大小不一，大锣直径约有一百厘米，小锣有的只有七厘米，厚薄不一，随锣的大小而变化。锣大都在边上穿孔，系绳，多用手提，但有时也悬于木架上。一般用大槌击奏，也有托于手上击奏的，击奏起来声音宏亮，浑厚深沉。又如牛角，是古代苗族人行军打仗时吹奏信号的号角，也是苗族人祭祀时常用的法器。其材料一般采用水牛角，要求选用角根直、角中弯、角尖直的牛角，这种牛角吹起来声音宏亮，穿透力强。“巴岱”在祭祀仪式中，无论是祭祖祭神，还是驱鬼除邪，法器(乐器)存载了大量的苗族传统文化信息和艺术因子，它既是道具又是神器，它不仅“通灵”，而且能“通人”，可以把某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意念行为(祭祀仪式)演化为直白的教化活动，并以其原始古朴的审美观和人文观对苗族人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底蕴深厚腊尔山位于湘西自治州西北部，属云贵高原东端延伸的台地地区，海拔高度在八百米至一千二百米之间，这种山地居住环境给苗族音乐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奠定了基础，也使苗族音乐文化的内容赋予了独特的地域色彩。由于受到自然生态环境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苗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迁与融合，形成了能反映自己民族心理、信仰、生活、审美及生死观念的音乐文化，比如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就是典型的案例。东汉王逸曾在《楚辞章句》中写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可见，古代苗族社会宗教祭祀文化中已经包含了当时流行的音乐文化，这也是苗族先民取悦神灵的写照与文化遗风。苗族传统音乐文化是地域音乐文化与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机结合体，我们对苗族传统音乐文化产生的根源与形态及形成发展的原因取得了共识:其一，产生于宗教祭祀的音乐。如鼓舞、仪式歌、傩歌、傩愿舞、跳香舞、接龙舞等等。其二，产生于风俗习惯的音乐。如苗剧、踩鼓舞、芦笙舞、唢呐、木叶音乐、小调、啄啄歌等等。其三，产生于生产劳动的音乐。如山歌、鼓舞、椿皮号、沅水号子等等。其四，产生于军事战争的音乐。如盾牌舞、跳仙会舞、打先锋舞、牛角号、行军仪式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得知，苗族传统音乐文化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苗族艺术、历史、文化、族别、宗教、战争、民俗、社会与审美心理等的有力佐证。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在腊尔山苗族地区宗教与艺术结合较早，宗教祭祀音乐占居了人们生活的主要位置。“巴岱”仪式音乐的内容极为丰富、牵涉面广，我们发现“巴岱”祭祀仪式音乐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涵盖了整个苗族的民歌、戏曲、歌舞、器乐、说唱、曲艺等等。腊尔山地区的苗族，自古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很长的时间内，祖先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文化基础，他们长期以来都顽强地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思维模式。同时，我们还发现苗族人创造的这些极为丰富的音乐文化，均反映了苗族人对神的虔诚，对真、善、美的追求，表达了苗族人对音乐的审美情趣。

(三)宗教意识浓郁苗族人的宗教信仰是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上发展起来的，人们祭祀神灵是为了禳灾祈福，他们有强烈的宗族意识，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而且信仰目标都被规定了下来，他们的宗教信仰包含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鬼崇拜和民族英雄崇拜等等。苗族人崇拜的自然物体和自然现象有树、洞、石、山、风、雨、雷、电等，他们认为自然物有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其顶礼膜拜，以达到延年益寿、人畜兴旺的目的;图腾崇拜有盘瓠、蝴蝶妈妈等;祖先崇拜有蚩尤、家先、傩公、傩母等，苗族人对祖先十分虔诚，他们认为祖先“虽死犹生”;苗族人敬畏诸神，如山神、谷神、棉神、风神、雨神、雷神、太阳神、月亮神、土地等等，同时，他们对鬼的敬畏也十分普遍。湘西腊尔山苗族认为，人的旦夕祸福和自然现象是由祖先神灵主宰，想要人畜兴旺、消灾祛病，就得靠祖先保佑，现今人们的堂屋正对门的墙壁上还留有一穴倒扣碗一对，是作为祖先神灵的栖息之地。苗族的音乐文化往往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围绕宗教信仰而展开，苗族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联系着宗教信仰，而且包含了丰富的宗教信仰内容与意识。经过考察发现，苗族“巴岱”祭祀仪式中的各类祭祀性音乐几乎涵盖了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及巫鬼崇拜等各种神灵意识为一体的祭祀内容，这些祭祀活动在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中已经占居大量篇幅。在苗族椎牛祭祀中，“巴岱”的法器通常是活跃气氛的文化物，比如椎牛祭祀时击鼓椎牛，“鼓”已经成为人化的神器，“鼓”的作用不仅是乐器，还是具有“通灵”功能的“法器”。湘西腊尔山苗族的椎牛祭中的“椎牛歌”成了“巴岱”沟通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此时，音乐与天地同和，“椎牛歌”中蕴涵的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以及娱神娱人的功能得以充分地展现。

(四)社会环境宽松纵观史料与历史文献，苗族历史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及其独特的历史遭遇和生存境遇，为苗族信仰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与人文环境。在湘西腊尔山地区及湘鄂渝黔边邻的苗族地区，人文社会环境十分宽松，无论在政治环境上还是族际环境上。民族学家们认为，唐宋的羁縻政策和元明清的土司制度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但这种“以夷制夷”的政治环境的宽松，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是与镇抚相加的政策相呼应的，是一种被迫的宽松。在先秦时期，楚地“黔中郡”就实行比较宽松的羁縻政策，直到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苗族人与汉族、土家族等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他们相互兼容，民风淳朴，由此形成了宽松的族际环境。中央王朝在苗族地区的羁縻政策，使得苗族社会政治结构上比较松散，汉族文化、儒家思想对苗族影响也不十分明显，至今在苗族内部还继续保留着原始集体的民主平等制遗风。政治上的宽松，使得苗族人长期处于大封锁下的内部较为自由的格局中，这种政治格局有力的帮助了苗族传统文化的顺利传承，有利于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特色。苗族的传统文化，无论从物质层面、行为层面或是制度层面，都具有民族特色，如苗族的音乐、舞蹈、戏剧，苗族的宗教、民俗与民间文学等等，无不带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改土归流以后，汉族等其他民族先后进入苗族地区，同时地方流官也在大力兴办儒学，带来了汉文化，客观上促进了苗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了乾、嘉年间的苗民大起义。所以说苗族社会人文社会环境是宽松的，同时又是一种被迫无奈的宽松，是封建王朝民族歧视的见证。

二、强烈的文化象征

苗族“巴岱”祭祀仪式常常被我们理解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行为方式，作为一种祭祀仪式，“巴岱”祭祀借助于音乐的象征意义不断强化苗族人的仪式意识，而“巴岱”的仪式意识往往又在不断强化相关事物的象征意义。笔者认为，“巴岱”仪式音乐的文化象征是体现苗族人本质特征最基本的一种行为方式。

(一)巫风尤甚苗族“巴岱”祭祀仪式从根源上来说是一种基于“万物有灵”理念上的自然宗教信仰，苗族人把自然世界理解为具有人一样的生命体，而且认为自然物与人之间可以通过人的思维方式加以理解和把握。在苗族地区，崇神信巫就成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文化遗留，表面看来苗族人的崇神信巫属于一种宗教世俗文化，但事实上它与苗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如苗族“巴岱”的椎牛祭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巫术行为，椎牛时首先要祭祀祖先，都遵循着“请神、祈神与送神”这一模式，椎牛的第一天，主要法事叫“破优蒲”(汉语译为“宰杀黄牛”)，以此来祭祀雷神，祈求雷神打开“留斗、留启”的大门，以便祈祷祭告上天之神。第二天的主要活动是迎接亲朋好友，晚上由巫师“巴岱”作祭并讲述苗族起源。后来，清代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以然。岁晚用巫者鸣锣击鼓，男作女妆，始则两人执手而舞，终则数人牵手而舞。”这就是苗族地区人们崇神信巫的例证。又如苗族“巴岱”在举行傩祭时，不仅融入了苗族原始宗教文化因子，而且还插入了“闹五更”等阳戏或花灯戏片段。我们还发现，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中的祭祀歌大胆地吸收了一些苗族山歌唱腔的某些技法，同时充分发挥了牛角在祭祀仪式中的表演作用。苗族“巴岱”祭祀种类繁多，有“三十六神”“七十二鬼”之说，其中“椎牛”“吃猪”“接龙”“还傩愿”“跳香”为最基本的五大祭祀。“椎牛”是苗族规模最大的一场祭祀，“巴岱”椎牛主要是为了祛病求子，在仪式中，“巴岱”身穿红法衣，头戴帕冠叉，右手执司刀，左手执旗，请神下降;拜祖时，“巴岱”迎銮接驾，抛傩劝酒，唱“吃牛歌”。苗族传统文化巫风尤甚，“椎牛”“吃猪”“接龙”“还傩愿”“跳香”等都是宗教祭祀与民族音乐的结合，仪式中祀神与娱人浑然一体，苗族音乐、舞蹈、戏剧、语言等往往同巫术杂糅在一起，这也是苗族人最典型的文化象征。

(二)色彩感性在苗族“巴岱”祭祀仪式的椎牛祭中，人们载歌载舞，从仪式的开始到仪式结束，就一直高歌吟唱，歌舞娱神。椎牛仪式的前一天晚上，主人家的亲戚都要选择会唱歌的青年男女，来主东家对歌。在湘西腊尔山，年轻人对歌可以动脚动手，行动比较自由，打打闹闹，通宵达旦，十分热闹。［6］304《凤凰县志》曾记载了苗族椎牛祭祀的盛况:“歌已，男女杂坐，欢呼牛饮，醉饱戏虐，无所不至”。椎牛祭祀的三、五天时间里，苗族青年男女尽情地在屋外山野对歌戏耍。一些文献资料和历史记载表明，巫俗以苗族人为盛，自古已然。屈原的《九歌》就被认为是整理加工沅湘一带苗族人祭神乐歌而成。我们知道，“巴岱”祭祀一直是以舞降神，苗族喜爱巫祭，往往人们在一片歌乐鼓舞声中，娱神娱人，重情重义之感情色彩甚为浓重。苗族人能歌善舞，这也许是顽强的民族意识和巫风盛行所致。苗族人长期在强邻的夹缝中生存，人们艰难创业，养成了以民族利益为至重至上的心理。苗族人在强烈民族意识和独特审美情趣的驱动下，酷爱歌舞技艺，他们把歌舞技艺寓于宗教祭祀仪式中，蔚然成风，独具特色。“巴岱”祭祀仪式中的舞蹈，包括上述的“椎牛舞”“接龙舞”“跳香舞”及“打先锋舞”“跑马舞“等等，它们兴起于远古时期，都只完成了巫祭到巫舞的简单发展过程，并没有完全艺术化，这恰恰是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夹杂着较多原始社会遗风的原因。

(三)伦理附魅在日常生活中，苗族人主张朴素无华、真诚相待，有着自己的生活原则与道德观念。从苗族“巴岱”祭祀仪式可以看出，苗族传统文化带有浓郁的巫魅色彩，不同于汉族等其他民族文化，它与原始巫祭文化联系密切，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苗族人信奉巫教，每逢节庆，都要先祭祀祖先;平时备办的美食佳肴，要先敬祖而后食。他们还信奉多种神教，认定万物有灵。平时出远门、家里砌灶头、办理红白喜事、在屋前屋后动土等场合都要选择吉日，烧纸后方能进行;有的人家要将其儿女寄拜别人做“干儿子”，有的寄拜古树、石头、水井等，有的还在十字路口立“指路碑”希望子孙长命富贵，易养成人。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从风俗习惯到生活琐事，均习惯问问鬼神。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中的这种崇尚巫祭的风气仍然十分浓厚，人们咏颂歌谣，酬谢神灵，将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人们在唱《椎牛歌》时，“巴岱”还要将牛头、蹄、四爪摆在一堂。“巴岱”口念咒语，放地烧之。主人摆花红利米，烧香烧纸，“巴岱”默敬祖师，奉承主人家吉祥如意、兴旺发达。可见，苗族传统文化巫风浓郁，保留着较多的原始宗教和巫文化色彩，是典型的巫祭之风的附魅文化。

(四)重生歌死苗族人信仰“万物有灵”，信仰的对象是多元化的鬼怪，他们抱有一种“人生于自然而归于自然”的大无畏精神，在生死观和价值取向上既重生，又歌死。苗族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在其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苗族“巴岱”祭祀仪式的歌舞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苗族人生命的激情，例如农历“三月三”这天，腊尔山苗族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对歌、跳筒子舞，唱戏，尽情欢乐。还有每到“立秋”这一天，苗族人穿着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涌向秋场，参加各种祭祀、娱乐活动。从这些祭祀、民俗活动中，可以充分体会到苗族人对生命的重视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苗族人歌死，在自己的丧葬风俗中常常以歌舞代哭，不论死者是男是女，不分地位尊卑，均按照“红喜要报，白喜要赶”的俗规，前来帮助办理丧事。苗族丧葬，棺木放在堂屋正中央，满三朝后入土安葬。在外夭亡的人，不能停灵柩，尸体置屋外，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埋。对于死亡，苗族人并不看得那么严重、神秘，他们认为生死有素，十分自然，把死看成是人生归属。苗族人举行丧葬仪式时要“打丧歌、打丧鼓”，它是远古“鼓以道哀”的一种葬俗，至今“打丧歌、打丧鼓”还在苗族地区盛行。可见，苗族人在其丧葬仪式中用歌舞的形式来悼念死者，实际就是苗族人重生、恋生、乐生的表现，同时又是苗族人强烈生命意识的张扬，是热爱生命、崇尚生命的写照。

三、深厚的人文意蕴

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是苗族传统文化由娱神转向娱人的重要标志，其内容与艺术形式从侧面均反映了苗族巫鬼文化特征。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人文意蕴主要体现了苗族人诚实笃信、励志勤学、节俭务实、博大友爱、乐观向上、嫉恶如仇等性格特征。

(一)诚实笃信，狭义当先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充分体现了苗族人诚实笃信、狭义当先的淳朴性格。在长期征服自然和抗击外辱的斗争中，苗族人表现出了勤劳勇敢、不屈不饶的精神，他们对待客人热情而真诚，诚实笃信，令人感动。如苗族时兴待客礼，在接待客人时要唱“敬酒歌”。当客人进屋时，人们在宅门口摆上几坛子“包谷烧”，唱“迎客歌”，敬客人喝“拦门酒”。席间吃饭，主人唱“敬酒歌”。歌助酒兴，情谊倍增。苗族人诚实笃信的性格也表现在巫鬼崇拜和禁忌中，他们把鬼神分成恶鬼与善鬼，对鬼神的祭祀，都围绕着是否对人的生存有利来取舍;苗族人这种性格表现出了苗族传统文化诚实笃信的美学取向。苗族人重义，集中表现在一个“侠”字上，这侠气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游侠霸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苗族人这种狭义当先的性格和价值取向，不仅表现在“为朋友两肋插刀”和济人之困方面，更表现在以民族大义为重上。如苗族人罗荣光在天津大沽口炮台抵御八国联军进犯，率领将士浴血奋战。

(二)励志勤学，求索进取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具有浓郁的人文意蕴，最醒目的就是体现在了苗族人“励志勤学、求索进取”的务实精神上，这种励志进取的务实精神，正是其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和斗争精神的延续。早期，由于生存环境艰苦，苗族人被迫迁移到穷山恶水的地带，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苗族人有强烈的生存意识，这种生存意识就是苗族人“励志勤学、求索进取”精神产生的根本原因。但是，在自然面前，苗族人显得软弱无力，只有借助巫鬼神灵为其消灾解难，鬼神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苗族人同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和自信心。笔者认为，苗族人求索进取的精神确实蕴涵在其丰富的信仰崇拜之中，比如苗族人对一些巨型或畸形的自然物，往往认为是一种灵性的体现，因而对之顶礼膜拜，献酒献肉，以达到驱魔驱邪、人畜兴旺的目的。苗族人崇拜神灵祖先，其取舍都是建立在求取生存、消灾祛病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对鬼的敬畏，十分普遍。苗族“励志勤学、求索进取”的精神也表现在苗族人具有服软不服硬的性格上，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苗族人敢于硬碰硬，如苗族人祭祀中有表演钢叉刺喉、头顶巨石、脚上刀梯等等，均显示了苗族人强悍的天性。乾嘉苗民起义时，腊尔山苗族曾道:“官有万兵，我有万山”。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反抗精神就是苗族倔强性格的体现。

(三)节俭务实，仁爱孝悌苗族绝大部分生活在偏远的高寒山区，生产方式主要以农耕生产、畜禽饲养和采集与渔猎为主，是一个典型的山地民族。苗族人历来以勤劳为荣，节俭务实。人们平时进行生产劳动，多是早出晚归。干一天的劳动，除了中午吃饭，一般都不休息。苗族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节俭务实、仁爱孝悌”歌曲、故事和谚语，以此教育下一代。这些内容在“巴岱”仪式音乐中也可以听到，比如歌曲《迁徙歌》《劳动歌》《丰收歌》等讲的都是人们崇尚劳动与节俭务实的故事。苗族人认为，人是自然之子，出于自然应归于自然。应保持节俭务实、淳朴自然的本性。长期的封闭与半封闭自然状态，使苗族人过着原始古朴的生活，吃的是玉米、大米和荞子，穿的是自织的印染土布，日常饮食都在火坑边进行，这种古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是苗族道德规范中做人标准的具体体现。苗族人讲究孝悌，平时生活中非常注意礼仪。比如平时行走方面，苗族人就有独特的规则:如老人和年轻人一起走，年轻人要让老人在前;大人小孩一起走，大人要让小孩在前;若在路上遇到客人，无论生熟，都要相互谦让，等对方走了，自己再走。再如饮食方面，在宴席上，待大家坐定，先要看是否每人都有碗筷，主人倒好酒招呼大家后，才开始喝酒。对客人，主人要劝酒劝饭，让客人喝足吃饱。在言谈方面，苗族非常注意称呼，需严格按辈分进行称呼。苗族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说脏话，也从不揭人之短。苗族人对长辈十分尊重，对父母十分孝顺，平时年轻人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回来同老人拉拉家常，聊聊天，相互交流，让老人能享受生活的快乐。在苗族地区，谁要不孝顺父母，会受到众人的鄙视。

(四)博大友爱，乐观向上苗族的历史悠久，族属与五千年前的“九黎”有关。春秋战国时，苗族人融入楚国之中，经过专家们考证，楚、苗应该同源，他们同样信巫崇鬼，巫文化突出。上千年来，由于受到楚文化中道家博大精神的影响，所以苗族人具有“博大友爱，乐观向上”的优良品质。苗族“巴岱”仪式音乐中，有许多是宣扬这种道家博大情怀的，在巫祭中通常蕴藏着刚强和博大的精神品质，诸如苗族的合鼓制度就是一例。苗族合鼓是苗族人的鼓社团体，是从“九黎”国留下的社会制度，“九黎”国由八十一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再由部落首长推选一名酋长为国君。《苗族古歌》中唱道:“姜央兴鼓社，全疆得共和。得福大家享，大家喜洋洋。我们同维护，繁荣各社鼓。繁荣千万代，繁荣千万年”。可见，“合鼓”是团结人们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体现博大友爱的一种有效方式。苗族“社鼓”是通过“椎牛”来建立的，通过“椎牛祭祖”来商议治理部落联盟的一切事物，苗族人在“椎牛”还愿节庆中得到快乐。苗族人的信仰文化中，祈求神灵保佑与回避灾祸其实已经结成一体，他们观念单纯，性格淳朴，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激情。

(五)嫉恶如仇，自强不息苗族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团结和睦，崇尚“以和为贵”，人与人之间都是心平气和，讲道理，服从调解。当本民族受到侮辱或本民族利益受到损害时，苗族人会坚决抵制，甚至不惜一切地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在交友中，苗族人强调交真朋友，“宁交火爆性，不交阴阳人”“宁交双脚跳，不交眯眯笑”;他们反对交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苗族对自己民族有着特殊的感情，比如平时相遇，素不相识，如果知道对方是苗族，亲切感便油然而生。苗族人若不会讲本民族语言，就会被认为是“忘本”。凡遇到红白喜事，一般全村寨的人都会来帮忙。苗族人自小就受到“助人为乐”思想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互助精神。苗族人认为，做人要讲理，“有理不横，横蛮输理”。苗族人自强不息、雄强蛮悍的性格，可从“巴岱”仪式舞蹈中窥见。比如表现战斗性的舞蹈《盾牌舞》，就是典型的进攻防守、对垒破阵的舞蹈，动作刚劲有力，舞蹈中有指舞手、开壮手、盾牌手、砍杀手、牵牛过河、黄头锁胆的姿态，充分展现了古代苗族人雄强蛮悍的英姿。清代雍乾、乾嘉、咸同年间，在湘鄂渝黔边邻的苗族聚居区爆发了三次苗民大起义，参加起义的民众达百万以上，严重地消弱了清王朝的统治。虽然苗民起义失败后遭受杀戮，但苗族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却永垂青史。从苗族“巴岱”仪式音乐的人文意蕴来看，可以说“巴岱”仪式音乐为苗族传统音乐艺术的发展、丰富和成熟奠定了基础。一是因为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更为久远古老;二是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是苗族传统音乐形成的基因;三是苗族音乐的大多数形式还未形成时，苗族“巴岱”仪式音乐就已经流行于苗族地区;四是苗族“巴岱”仪式音乐曾广泛地应用于苗族人的生活，如民俗、祭祀、产生劳作等。

作者：熊晓辉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