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浙江人文精神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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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文浙江的文学表达

文学学科分论坛收录了来自省内87位学者的论文。围绕“人文浙江的文学表达”这一主题，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研讨:浙江文学的风格:“无骨”与“有骨”。浙江地处江南，既有“江南形胜三吴都会”的繁华绮丽造就的“无骨江南”的温婉柔美;也有“山穷水恶奇绝险峻”的自然环境下一个“自耕农社会”的艰苦卓绝和“有骨江南”的刚毅顽强。前者，自然是以浙西太湖流域为中心。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徐晓芳认为，明清以后，杭嘉湖苏锡常地区的闺阁女子，受过良好的人文熏陶，女性自我意识也有所觉醒，以诗意的眼光看待山水、世态和人情，用弹词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表达她们对爱情、婚姻和幸福生活的书写和想象，字字透着闺阁女子特有的娇柔和温婉。而后者，则以浙东“崇山峻岭”为代表。会上，学者们看到，在这样的浙东文化浸润下，精细整饬又激越锐利的“永嘉文体“(李建军《时文典范与举子事业———南宋永嘉文体探微》)，审视破败、抨击落后的浙东乡土小说(傅祖栋《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结构》)，以及以“创作的刚性美学风范、‘为人生’的创作主题、执着于表现现实的创作向度以及深刻犀利的艺术风格”著称于世的鲁迅文学创作(卓光平《论越文化对鲁迅文学创作范式特征的生成意义》)，都体现了“有骨江南”的铮铮文学质地。浙江大学教授黄健认为，从思想和精神传承的维度来看，“浙东学派”对“两浙”文化和文人(作家)的影响，是“两浙”作家在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实践中整体崛起的重要的地缘文化因素，也是新文学得以迅速生成与发展的思想与精神动力。

当然，吴越两地一脉相承，相望相属;两浙文化亦是既相离，又相融。正如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邓天中在其木心的“有骨江南”研究中体会到的，“有骨”和“无骨”都在江南，尖锐和平和都在江南，刚毅和柔婉都在江南，就像周树人的内柔外刚，就像周作人的外柔内厉。刚柔并济，猛虎蔷薇，才是浙籍作家最内核、最精彩的文学表达。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玉兰在海宁查氏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査继佐的《先甲集》中窥见其“儒侠互补”、尚武重节的传奇人格;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傅祖栋则认为，“山岳气“和”水性格”两者的“互动相制构成了受其滋养而产生的浙东乡土小说的两种最基本的写作范式，浙东乡土作家既在小说中无情鞭挞乡村封建宗法制痼疾，又满含深情地展示故乡的水墨山水画，可谓亦刚亦柔;浙江大学讲师李杭春指出，20世纪30年代，郁达夫离沪避杭，当颇有“出世”之意味，然而诗人仍能在山水记游中植入对现实、对时政的思考，完成一种不动声色、不弯“强”弩的批判，并终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成为了一名壮烈赴难的文化战士。

浙江文学的品格:“时文”与“世典”。在地理上，浙江偏居江南一隅，远离中原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然而“适新应变”与时俱进，几为浙人之天性。这种探索创新意识使历史上的江南数度成为中国最“开风气之先”之地，成为各种新文学、新文体、新思想、新观念的发难之地，而许多时文新制又能弥之久远。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在江南永嘉的科场，出现了一种典范的“时文”———以“止斋文法”为代表的“永嘉文体”得以传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台州学院副教授李建军认为，尽管永嘉文体附会科举条制，但它们讲求苛细的文法，整饬工巧，细腻圆熟;又能呼应“孝宗朝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故能激起时人的共鸣。所以，“永嘉文体”的深远影响，与其说是在文章技法上，不如讲是其表现出的内圣外王、经世致用的学术取向。故“时文”而能“世典”，或许得益于浙籍作家的能集“文人”与“学人”于一身，集“写作”与“思考”于一体。创作足以传世的经世文章，或是浙籍作家的一大使命。当年鲁迅“弃医从文”，也正是意识到了文艺拯世济民之功能。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曹禧修认为，鲁迅独特、犀利、深邃的思想批判和社会批判，与其价值视点“正相关”:“在群/己的价值结构中以个人为本位，在奴/人的价值结构中以‘真的个人’为本位，是鲁迅思想，也是鲁迅文学叙事始终没有改变过的‘价值基点’。可谓读出了“时文”而又“世典”的一大事理。温州大学教授孙良好、助理研究员孙鹏程则指出，鲁迅笔下的“日本形象”，也“隐含了鲁迅对于作为他者的异域日本的清醒认识和作为自我的本土中国的深切期待。而这种清醒认识和深切期待都基于一个‘大写’的人———一个理想的国民主体形象的建构”。类似的特质还延续到余华的创作中。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丁莉丽认为，从《兄弟》到《第七天》，余华终于“抵达现实”，实现了“从‘夸张变形’到‘贴地飞行’”的华丽转身。余华小说的魅力在于“在新闻停止的地方开始文学想象，运用他充满文学智慧的叙述，构建出一个充满生活质感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即便是最当下的现实，也拥有超越时空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七天》是“时文”，但更能成为“世典”。

浙江文学的手法:“本色”与“重彩”。“本色”，顾名思义，就是“本”生活之“色”。这里，既可以有真诚坦荡天然去雕饰，也可以有流丽婉转“信南方之柔媚”;同时，浙江雅致多情又坚韧顽强的人文精神，更呼唤浓墨重彩、慷慨激越的文学表达———本色与重彩，当是人文浙江的文学表达之中引人瞩目的两端。宁波工程学院讲师陈远洋认为，明徐渭“首次从戏曲的语言、角色、剧情和声律四个方面初步建构起了戏曲‘本色’论的理论框架”，以现实生活之“真”为本，提倡通俗易懂、雅俗相宜的“本色”语言，流露人生真性情的“本色”剧情，合于生活规律的自然表演，和贴民生活的村坊之音，以完成合乎生活逻辑的剧情和人物，为明及以后戏剧表演的成熟和戏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浙江科技学院副教授胡浙平指出元代诗人赵孟頫的怀古诗“体悟深致、抒发深沉”，其赠别诗“言由心出、坦荡真诚”，其题画诗的“描摩细致、叙议结合”，其山水诗的“布局精要、层次井然”;徐晓芳读则认为清代闺阁女子的弹词小说，既有其既本乎自然，“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诗意的眼光看待山水、世态和人情”的一面，又有重于传情，“用如幻的彩笔画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女性形象”的另一面。可谓“本色”与“重彩”共生并存。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刘鹤认为穆旦的诗中充满张力，语词冷峻，“外冷而内心炽热，意象的外在特征鲜明而内在隐喻丰富”，尤其那些“以现代主义‘审丑’的表现方法，用独特的死亡意象构筑起一种阴森、恐怖、鬼魅的诗境，构成诗性飘然的悲剧性审美境界与史诗风格”，构建了一种审美的诗性的“崇高”;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陈海英指出穆时英的小说“追求词句的超常搭配、反常组合，显得新颖奇特，富有诗意，带有明显的陌生化语言的风格特色”;而浙江传媒学院教授赵思运读浙籍诗人“北回归线”“野外”诗群的诗，发现的则是诗人们“在过度口语化的诗坛倡导富有综合性、包容性的‘有难度的写作’”的努力。这些作家都在“本色”的世界里找寻彩色的表达。综合地来看，在再现生活、传达人文浙江的思想与情感时，两浙作家或各有千秋———浙东作家多文字素朴而思想厚重，而浙西作家则取法生活而情感浓艳———是所谓“本色”而“重彩”也。

二、人文浙江的历史凝练

省历史学会主持了“人文浙江的历史凝练”分论坛研讨，约40余位同行专家与会。与会代表就浙江全省的俯瞰与细探———文化总览与历史切片、历史人物的深入探索———史学底蕴与人道情怀以及历史文献的考察研究———地方史志与外交档案等方面来审视浙江历史，洞察古今，涉猎中外，为我们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新视角。浙江全省的俯瞰与细探———文化总览与历史切片。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晶为总览浙江文化提供了一个视角，认为浙江文化自来具有“建德人”、河姆渡文化和越文化等底色，它们构成一条隐在的暗线。而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不断侵入的外源性文化，被本域文化聚合含容所确立的新文化如良渚文化、吴文化、南宋文化和启蒙文化等则构成了浙江文化另一条显在的明线。二者共同形成浙江文化递嬗上升的螺旋结构。他们认为浙江文化善于将许多外源性因素转化为内源性因素进行集成创新，但在当代中国文化集成要素匮乏、西方文化面临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浙江文化应该突破这种矩矱，以创意文化为核心进行原始创新。

学者们还对宋代两浙地区的物资转输、对于明清时期浙江沿海的自然灾害以及民国时期浙江省的禁烟问题等历史切片作了专门的研究。衢州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勇从宋代两浙地区的物资转输入手，采用物资转输和行政区划相结合的方法，划分出若干个物资转输区域，在此基础上研究宋代两浙地区的物资转输地理。北宋时期，物资转输因运路或者配送地的不同，形成江南河大区、浙东钱江区、浙东运河区和浙东海陆运输区四个物资转输区域，四个区域以扬州为转般枢纽将物资送达京师。南宋时期，两浙地区形成了镇江大区、浙西大区和浙东钱江区、浙东运河区和浙东海陆运输区五个物资转输区域送达临安和镇江。张勇认为这种物资转输地理的变化揭示的是宋代物资转输体制的全面转变。宁波大学教授李加林对于明清时期浙江沿海的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其通过对相关历史资料统计分析总结出明清时期浙江沿海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异特征，对自然灾害的类型、频次、时间变化、空间分布、相关性及损失程度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赵华从戒毒工作与方式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浙江省的禁烟问题他认为戒毒工作是禁烟问题重要的组成部分，戒毒工作的效果与采取方式的选择对禁烟效果有很大影响。染患毒瘾的吸食者既需要政府强力介入停止其继续吸毒的行为，更需要政府帮助吸毒者彻底戒除对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民国时期浙江省通过宣传危害、劝戒吸毒;调查烟民信息并造册了解吸食状况;政府主持筹设戒烟所限期戒烟、定期复查已戒烟民状况;举办烟民工厂、烟民习艺所等途径开展戒毒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和民众参与肃清烟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值得我们关注。

历史人物的深入探索———史学底蕴与人道情怀。浙江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各类历史人物层出不穷。历史科学的内涵特点及史学研究的目的、任务与功能，决定了历史人物研究评价是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何炳松是民国时期浙江省著名的史学家，其一生三分之二左右的时间都在从事史著的翻译、编写和撰述，为现代历史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还未有学者专文探讨其史学研究的学术特征。温州大学副教授张洁认为何炳松继承了浙东学派“博约、躬行、经世”等治学精神，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特征。他通过对何炳松的主要史著进行解读，总结出其史学研究具有“中西会通、学以致用、求真求实、开拓创新”四个特征。这些特征，既体现了浙东学人的治学风范，也成为当代“浙江精神”的文化基因。应宝时是与晚清浙江慈善事业有着较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物。他带着在江苏省推行多年善政的人生经历，投入了晚清浙江的慈善事业。在其总理省城善堂的十年时间里，先后主持创设了多项慈善事业，如为晋、豫、顺、直等省筹措赈灾经费;筹办以收容地方“窃贼”、“土棍”的迁善所及专收“旧家弟子”的洗心局;于省城北关增设富义仓及复钱江义渡等。此外，他还设永康应氏义庄周恤本族之孤苦无告者，这项慈善事业，在中断了几十年后，又在当今焕发出新的光彩。浙江师范大学副教授陈可畏通过对应宝时在浙期间参与的慈善活动的梳理，借以考察晚清浙江慈善事业兴盛发展的某些概况。而浙江大学博士后陈明华则围绕瓯海道尹黄庆澜，从慈善公益事业入手，梳理黄氏在瓯海道任上的慈善公益措施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历史文献的考察研究———地方史志与外交档案。

“人撰志，志育人，书传世。凡事聚则显，显则著，著则传”。地方史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浙江是全国陆地面积最小的省份之一，但编纂出版的志书不论是数量、种类还是质量都名列全国前茅。浙江大学副教授陈志坚围绕《江浙须知》一书展开讨论。他提出该书之前被误载为《浙江须知》，并被认为是一种明代的浙江地方志。事实上其书名应称为《江浙须知》，是元代的一种地方志文献。可以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永乐常州府志》中辑出其部分文字，并据此对《江浙须知》一书的面貌进行推测。宋元时期存在着一种以“须知”命名的方志体裁，故命名为“须知体”方志。“美国驻宁波领事报告(1853－1896)”(DespatchesfromUnitedStatesConsulsinNingpo，1853－1896)系美国政府于2004年解密的涉华外交档案。该档内容广泛，涵盖商贸、外交、军事、文化、时局等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和浙江地方历史的珍贵西文史料，足以补中文史料之缺。宁波大学讲师田力从中美宁波港口贸易记录、领事法庭记录、美在华“商人领事制”以及太平军占领宁波时期的中外交涉等四个方面对该档案做介绍和研究。

三、人文浙江的哲学阐释

哲学分论坛由省哲学学会省伦理学学会主持，与会学者120余人，就浙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与道德教育模式的建构以及浙江省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等四个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浙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浙江传统文化中内在地存在核心价值观生根的土壤，要在这片“沃土”之上栽出“正果”，就要在浙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嘉兴学院教授郭维平将浙江本土文化的价值特性与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通过分析“浙江现象”，她发现浙江的繁荣与发展不在于物而在于人，其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她认为浙江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对浙江文化进行研究，通过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浙江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浙江传统文化之所以在今天能助力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关键在于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特性，特征为:其一，历史性和时代性相统一，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其二，思想性和现实性相统一;其三，主体性和客观性相统一，积极的文化因子深深影响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得浙江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湖州师范学院教授孙和平认为，核心价值观对于唤起民众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具有强大的力量，尤其在一个民族的上升时期。但是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有着唯物主义的分析，这提示我们在学习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坚持其内容方面的本源性，而警惕将核心价值观“象征化”、教条化。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岩指出，“三个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在于它自身内在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不同层次阐明主体的价值诉求，凝聚了现阶段全社会的价值共识;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价值理念，反映了“人民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高度统一;将“富强”与“和谐、平等、公正”结合在一起，彰显了“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碎片化、人类生存境遇的极度不稳定状态，是现代社会本身的困境。它又导致了我们把握德性内涵的困境，造成对德性伦理本质和定位的错误理解。在当代社会中，德性伦理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伦理，统摄人类整体的道德生活。浙江工业大学讲师方红庆从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困境的关系角度呼吁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他通过对社会转型是否是伦理转向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一问题的回答，批判了学界存在的“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适应性困难”的观点。

温州大学讲师方德志则想用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德性精神来解决这一困境，认为儒家德行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德性精神的主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其传统德性精神的现代振兴紧密相关的。中共浙江省委党校讲师严国红则开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重视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良方。他认为，意识形态建设中社会心态优化的方法与途径，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心态疏导机制，例如“社会安全阀”机制。民意表达与民意监测体系等。二是加强现代健康人格的塑造，必须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联系。三是积极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注重消除社会信仰危机。四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道德评价体系与道德教育模式的建构。浙江传媒学院讲师李耀锋试图探讨社会道德科学评价体系实现的可能性。他对人类社会道德评价进行了历史考察后，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正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变化发展，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呈现出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盛衰交替变换的现象。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道德评价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论。进而提出在建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时，其衡量标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科学的伦理道德思想能够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促进有关伦理学学科的研究有助于社会道德的进步;二通过道德调节功能实现从抑制性、限制性准则转化为具有启发意义的原则和规范，以促进人类道德的认识论内容的增加;三是道德对社会解放过程和个人精神完善过程产生良好影响的可能性增大。

广泛开展道德教育，是改善社会道德状况、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浙江大学副教授张彦分析了当前道德教育理论，尤其是对我国道德教育影响深远的各种道德教育理论存在自身的理论困境，认为需引入“价值排序”理论分析道德教育特性，并利用“价值排序”理论建构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模式:第一，平衡和调适道德教育过程中的道德价值冲突问题，厘清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促进教育对象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第二，突出了道德教育过程中道德主体的责任意识，增强教育对象的道德信心。第三，通过“道德现场”等情景式道德教育方法，突出现场感和问题感，解决当前德育叙事中存在的单边化、预设化、表面化困境，提升道德教育的接受和认可度。浙江省文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为积极响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的号召，中共衢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金正帅立足本土，关注当地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建设，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衢州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与成效。他认为，衢州市的“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有益实践，不仅扎根于当地历史的传承，而且面向现代文明的传播、主流价值的引导，促进了农村的幸福和谐。衢州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的经验能为农村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众多有益启示:第一，公共文化空间与生活空间相结合，成为农民有凝聚力、向心力、归属感的精神家园;第二，充分发挥主体作用，让农民群众成为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参与者;第三，注重嵌入性与本土性相结合，硬性植入不如潜移默化，“送文化”不如“种文化”;第四，切忌形式主义、奢侈主义，以勤俭办事为原则。金华市委党校毛秀娟则介绍了金华市锁园村成立“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有效整合利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方面进行的改革创新的举措，为建设美丽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周素珍则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如何将开拓创新、诚信敬业为内核的红榜精神用于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

作者：楼含松凌喆李杭春单位：松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科技学院讲师浙江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