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网络与女权运动事业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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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政治巨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既产生了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一批杰出的男性资产阶级革命家，又有一批像秋瑾、唐群英一样献身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女英雄。秋瑾的事迹家喻户晓，但是唐群英的事迹由于各种原因沉寂了几十年。唐群英领导的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被赞誉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唐群英坚定地追随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不畏艰险，为中国近代妇女的觉醒与解放四处奔波、摇旗呐喊，甚至不惜毁家纾难，冒着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追捕的危险，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被时人称赞为“女界孙黄”。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说她“很知名”，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1991年10月，康克清为纪念她诞辰120周年，慨然题词:“唐群英，一代女魂。”“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秋瑾的一句诗，秋瑾做到了，唐群英也做到了。

她们都不愧为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女中豪杰，她们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功绩永不可没。被誉为“一代女魂”“女界孙黄”的唐群英（1871-1937），为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增添了一抹亮丽的女子风景。作为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一生的事业概括为：参加辛亥革命、领导女子参政运动、潜心致力于女子教育。最近30多年有关唐群英的研究论文不少，但是从人际关系网络角度去探讨她的革命事业和女权运动事业目前还没有。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既有的关系，一般为先天的关系，如血缘关系；二是交往关系，为后天努力产生，如朋友关系等。中国人最讲究同宗、同乡、同事、同学、同庚（年）、同行、同性、同胞、同好等人际关系，笔者梳理唐群英的人际关系网络，有亲缘、地缘、学缘、业缘等人际关系，笔者仅从她的亲缘、地缘和革命同志关系等人际关系网络是如何互动影响她的革命事业和女权运动事业，作些粗略探讨，以期抱砖引玉，求教于专家。

一、亲缘关系

亲缘关系是由生育或者婚姻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于继承性的关系网。家是人生发展的起点站，也是每个人编织人际关系网络的“根据地”，它对个人将来外出拼搏、成就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唐群英，字希陶，派名恭懿。1871年12月8日生于衡山新桥一个武官家庭。家庭成长环境因素对唐群英的影响巨大。父亲唐星照，出身行伍，咸丰时期加入湘军，累积战功，官至总兵。33岁时，因伤疾，主动提出开缺。回到家乡，广置田产，耕读为生，也乐善好施，在老家有很高的权威。唐星照将家里的房子扩建后，把幼时的旧居改造成了书房，名叫“是吾家”，即是我最初的家的意思，请来私塾先生在这间房子里面教儿女读书。古代女子多无名无字，常以某氏称，光从唐群英姐妹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家长的非凡见识，四姐妹分别名为希孟、希范、希陶、希欧，是希望他们长大后像孟子、范仲淹、陶渊明、欧阳修一样有名望。唐群英出生在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军功地主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和传统教育，这对她自尊、自强、自信、有胆识个性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个性特征显然有家风的渊源。如在她4岁的时候，适逢其父40大寿，“家宾百席，热闹非凡，看到所有男孩都未缠足，行走自如，而将裹脚布扯掉，使曹母非常恼怒，一时传遍乡里”。[1]唐星照征战南北，应该说见识较广，也比较开明，如教13岁的唐群英“操练剑法”，学习骑马等，本身就与当时“妇道”相悖的。二姐唐希范更是诗才卓著，是唐群英的文学知音和老师。日后唐希范嫁往湘乡荷叶神冲，和秋瑾的夫家是邻居，她和秋瑾因诗歌而结识，唐群英正是因姐姐而认识小她4岁的秋瑾，三人互相唱和，成为一时佳话。

自身家庭生活不幸的因素促使她更加坚强。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第二年，她从母命，嫁到湘乡荷叶，与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结婚。女儿生下后，两岁时不幸夭折。过了两年，丈夫又病故。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作为无儿无女，不到30岁的寡妇，她的处境是相当不利的，而且看不到幸福的前景。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在家人尤其是弟弟唐乾一[2]的支持下，冲破来自传统和婆家的重重阻力，回到娘家。此举被称作“大归”，归居衡山娘家，定居于“是吾家”。唐群英回到娘家后，在母亲的主持下，破例获得一份家族田产，唐乾一先后在长沙、日本东京读书，给姐姐寄回康有为、严复、陈天华等人的书籍，唐群英由此接触维新和革命思想。1903年她在“读《大同书》抒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谁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3]表达了她要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1904年，唐群英冲破封建阻力，排除家庭干扰，又是在弟弟唐乾一的支持下东渡日本，就读于青山实践女校。家庭生活迭遭变故，对她养成百折不挠、强健有为、独立的个性特征也应该有直接的影响。唐群英自幼“是吾家”攻读，晚年又在这里隐居。据她的侄孙曾启球回忆：我们兄弟姊妹和唐家的表兄弟姊妹们都称呼唐群英“八公公”（她在家族中排行第八），用于第三人称时则称“陶公”。对于一位女性祖辈以“公”相称，是出于对她老人家不让须眉的崇敬，衡山唐氏是大族，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解放前唐氏宗祠每年春、秋祀祖，不准妇女人祀，惟有陶公例外。唐家还为陶公抚子，开宗立祀，并和兄弟们一样享受一份祖先的遗产，这在封建的宗法社会是罕见的。【4】

唐群英言传身教，也影响晚辈中的女性。对亲族中的女性，唐群英都叮嘱其父母要好好培养，不要看不起妹子，而对自己儿媳的影响，更是至为深远。1935年，64岁的唐群英首次与媳妇胡卫真相聚，常以“多学则智，自立即强”勉励她，反复讲一个有用的女子，不应成天围着灶台转，要正确处理爱夫、爱子与爱国的关系，摒弃三从四德的陋习，去掉自卑心理，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时代女性。在婆婆的影响下，胡卫真跳出了小家庭，积极投身社会，建国后，担任村妇女主任，动员村里的妇女与男子一道投入减租反霸斗争，还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夜校学习文化，很多妇女在胡卫真的影响下，不顾男人的风言风语，坚持参加妇女运动和夜校学习，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文化素质。20世纪50年代初，胡卫真先后把两个儿子送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线，她在回忆自己的后半生时，深有感触地说：“多亏了陶公的开导，才使我真正懂得了一个女子做人的道理。”[5]衡山唐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家族，无论何时都接纳她的孩子唐群英，这既是她努力抗争的结果，也是唐家对她所作所为的充分肯定。

二、地缘关系

地缘关系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我国是一个农耕文明著称的古国，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念深入人心，故土观念、乡亲观念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从地域范围来说，小至同村，大至同省，都可以互称同乡，一句“我们是老乡”就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尤其在异国他乡，同乡的身份容易令彼此产生信任感。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6]，她们三人都是当地的媳妇，遂成知交，后来3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7]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姐姐唐希范婆家毗邻而居，通过姐姐唐希范认识秋瑾，亲戚加邻居，她们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8]秋瑾于1904年春去了日本，临行前给唐群英寄了一首诗，委婉表达结伴同往之意。可是此时唐群英的母亲正在病中，唐乾一从日本回来探病。母亲痊愈后，姐弟两人说服母亲，唐群英由弟弟送行到上海，于同年秋到达日本东京。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当时在东京留学的还有她的姨侄赵恒惕，唐群英经赵恒惕介绍结识革命领袖黄兴，并加入华兴会，成为该会惟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9]不久她介绍秋瑾加入同盟会。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4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女革命党人有秋瑾、方君瑛、陈撷芬[10]、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其中有湖南衡山人陈撷芬和湖南媳妇秋瑾为同乡。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11]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这些诗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其中两首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欲展平均新世界，安排先自把躯捐；”“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暝。”[12]1910年6月，在黄兴安排下，唐群英再次东渡日本，以就读音乐专科学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她组织了“留日女学生会”，后被选为会长，并创办《留日女学生会杂志》，影响甚大。从1912年10月至1930年的18年间，唐群英以极大的热情精力致力于普及女子教育，为争取女子参政权作长期打算。她单独或与友人合作，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10所学校，其办学热情之高，办校数量之多，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堪称首屈一指。

三、革命同志关系

除了亲缘和地缘关系外，在唐群英一生中，革命同志关系也很重要。1908年，唐群英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13]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唐群英回国后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14]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相继在湘乡、衡山、醴陵及赣西等地，宣传同盟会的宗旨，策划武装起义。她与陈荆等人联合花石哥老会，共同策划和领导花石起义。起义失败后，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唐群英在黄兴的安排下再次回到东京，就读于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她先是与湘籍女同盟会员张汉英[15]创建了“女子后援会”，募集粮饷军资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她带领女子“北伐军救济队”参加光复南京战役，期间英勇善战，被人称为“双枪女将”。1911年10月，唐群英与张竹君[16]等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民国成立后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接见，并亲自授予其“二等嘉禾”勋章，称她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其直接动机是“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17]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

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18]、王昌国[19]、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巴掌。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唐群英和沈佩贞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孙中山也发生激烈争执。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失败后，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20]唐群英深以为然，她改变了原来的“激烈的手段”，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办女报和女子学校。

四、几点思考

（一）唐群英人际关系网络的特征一是主动构建。作为一位知识女性，在清末民初要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先天具备的人际关系并不多，要想做一番事业，拓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十分重要。她通过亲弟弟唐乾一、姨侄赵恒惕、老乡秋瑾、葛健豪、黄兴、张汉英、宋教仁、王昌国、革命同志孙中山和沈佩贞等，使他走出了衡山和湖南，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关注妇女解放运动的职业革命家。二是重点突出。她的人际交往主线十分清晰，与她的革命事业和女权运动事业息息相关。在老家，就主动结识了有女权思想的秋瑾和葛健豪，在日本留学期间，也主要是做留日女学生的革命工作。她一生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是为了辛亥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事业服务的。三是鲜明的时代性。人是社会的产物，时代的变迁造就不同时代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时代，任何起义都往往伴随神秘的宗教色彩，神缘关系是维系发展的重要纽带。而唐群英的革命活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事业，没有任何神缘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近代新式教育、新式社会团体、报刊媒体、资产阶级政党的关系。这些新元素在唐群英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人际关系网络与她的女权运动事业综观唐群英的一生，她的人际关系网络呈三元结构：一是亲缘关系，以家族为核心，弟弟唐乾一对她的帮助最大；二是地缘关系，以湖南老乡为核心，其中黄兴、张汉英等是关键人物；三是革命同志关系，以孙中山为核心。这三个核心人脉关系，对唐群英的影响也不完全一样。亲缘关系是唐群英最初的人际关系网络。由于父亲的支持，自幼在老家“是吾家”攻读，她既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学习了骑马击剑等，从小就能文能武；由于母亲的接纳，在她失去丈夫守寡之时能够回归唐家，并且理解和支持她出国留学；她能够及早认识秋瑾，是她二姐唐希范引见；她在老家能够阅读许多进步刊物，得益于留学日本的弟弟唐乾一，她能够顺利留学日本，也与弟弟唐乾一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唐群英晚年又在老家隐居，因其不逊须眉，成为女界领袖，被族人视为光荣，破例将她的名字和事迹载入族谱，并征得她胞弟唐乾一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次子遂九，过继给她做了嗣子，故人们又称她为“八公公”或“八先生”，在唐氏家族中她享有男人一样的任何权利。由此可见，亲缘关系在她的革命事业和女权运动事业中发挥了三种作用：一是提供教育的机会；二是对她事业的大力支持；三是成为唐群英事业受挫时的心灵港湾。

地缘关系对唐群英的影响极其重要，是其事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她一生革命活动的几个主要地方不过是湖南和日本，南京、武汉和北京只是短时间停留。在这些地方，老乡都给予她莫大的支持。她的人脉关系始终没有离开过湖南。民国年间，她曾和张汉英、丁步兰等留日归来的湘籍同学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张妇女报纸《女权日报》，她先后创办了10所学校，分别是：中央女子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长沙自强女子职业学校、长沙女子美术学校、白果红茶亭女校、湖南女子法政专门学校、衡山女子高级小学、长沙复陶女子中学、岳北女子实业学校、“云在庐”学堂。除了中央女子学校创办于北京之外，其余的都是在长沙和衡山创办的，其女子教育的实践主要是在家乡进行。在唐群英的影响下，衡山一带的妇女思想解放较其他地方为早。湖南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摇篮，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湖南白果乡的农民起来闹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妇女也成立了女界联合会，族长老爷在祠堂祭祖摆酒席时，妇女们冲进祠堂，与男子一起坐下吃酒，此事震动很大，曾受到大加称赞，被写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唐群英没去祠堂，却为农妇的行动抚掌称庆，当唐家族长唐维藩[21]在家中跺脚大骂白果乡的妇女时，唐群英却不以为然，用“民不分男女，理应一律平等”的道理与之辩论，最后族长哑口无言。[22]

其实正是在唐群英的影响下，衡山的妇女才敢于冲击封建族权。革命同志关系是唐群英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其女权运动事业发展的助推力。她积极执行同盟会的决定，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她又积极争取“男女平等”的参政权利，为此不惜和老乡宋教仁吵闹，并且打了宋教仁和林森耳光，多次上书临时总统孙中山，阐述自己的理由。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她放弃了女子参政的抗争，转而办女报和办女子学校，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做扎扎实实的实事。尽管因为要求“男女平等”一事与宋教仁和林森等人闹得不愉快，但是不影响他们交往的革命同志关系，在袁世凯背信弃义时她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1913年，“闻宋教仁被刺，悲愤之余，写有《宋渔父先生誄并叙》”[23]全文不算标点符号495字，字字饱含战友和老乡之情；据唐群英的后人回忆：1935年春，陶公应戴季陶、仇鳌、张继等老盟友的邀请，由我父亲陪侍去南京，一到南京，少不了和当年一起志同道合的老友互相拜访，共话沧桑。一日，国府主席林森来访，我父亲随侍在侧，林森问：“唐八先生还有当年的豪气？”陶公答道：“老了，不行了！”说罢，彼此哈哈大笑。在同盟会女会员中，为女权问题林森挨过陶公一记耳光。但那毕竟不是私仇，事隔多年，老盟友久别重逢，不存芥蒂，因而会心大笑。[24]

从这些零星的记述中看出，唐群英他们的革命同志关系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唐群英一生都致力于女权运动事业，她主观愿望强烈，才能出众，但是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成熟，这既是唐群英的个人悲哀，也是当时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员的集体悲哀。唐群英后半生致力于女子启蒙教育，她倾尽心力和财力，先后开办了10所学校，并且始终无怨无悔。表面看去，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风云女杰渐渐归于沉寂，实际上，她的功业在家乡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她传奇的一生和办实事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称道。

作者：黄俊军 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