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人际关系的调查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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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所谓人际关系，一般是指人与人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心理关系。人际关系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个体对社会的适应性程度，是个体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前导性因素之一。大学生正处于真正进入社会之前的学习和准备阶段，心智发展逐渐稳定，对社会生活的认知、情感、行为反应方式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探讨大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不仅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进一步明确自身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有可能的改进措施，形成更加深入的自我反思、自我教育意识和能力，完善自我发展；更能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提供有关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的一般规律，发现问题、寻找对策。

正是因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人际关系的讨论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心话域之一，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的分析也较为多见。但是，直接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却数量较少。在笔者查阅的文献中，黄竹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进行调查，有因人际关系，影响学习或生活经历的占被调查总人数的21．5％，且低年级学生的人际交往问题比高年级突出；柳萍、马玲以甘肃非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式进行研究，在交谈、交际、待人接物、异性交往四个维度上存在一般困扰的比例为55.22%、49.39%、20.12%、29.28%，存在较严重困扰的比例为6.71%、9.15%、6.10%、6.71%。另有杨晓萍、赵郝锐对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人际关系调查显示，32％较少困扰，34％存在一般困扰，32％存在较严重困扰；李锐等对云南民族地区大学生人际关系状况调查显示，其人际状况不良数据为64%；周鹏生认为民族院校多数大学生人际困扰程度较严重。但后几例研究并非直接以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且所使用的调查问卷不统一，其结果有待进一步讨论。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且呈现明显的多民族混居、杂居、共居特征，多个民族往往共生共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各少数民族之间语言文字、文化传统、节日习俗、衣着服饰相通、相近的情况多有发生，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心理、生活习惯等精神追求和物质生活方面也大多相互交融。在这样的背景下，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是否有其自身的规律，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关注的问题。

二、过程与方法

1、被试：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选取了云南不同区域的11所大学的916名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被试。其中女生699人，男生219人，彝族学生291人，占样本容量31.77%，白族学生108人，占样本容量11.79%，壮族学生78人，占样本容量8.52%，回族学生74，占样本容量8.08%，其余各少数民族人数较少，共计涉及11个少数民族，占样本容量的39.85%。2、测量工具：研究以郑日昌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为工具进行测量。该量表共28个项目，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量表涉及被试在交谈、交际与交友、待人接物、与异性朋友交往等四个维度。量表为自陈式问卷，采用“是、否”两点计分，答“是”计1分，答“否”计0分。3、数据的收集与处理：问卷集中发放、当场施测、当场回收，共发放问卷916份，回收916份，问卷回收率为100%。所有数据资料使用Spss11.5软件进行描述及方差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被试的人际关系现状总体良好经统计分析发现，样本被试在《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交谈”维度平均分为1.90，“交际与交友”维度平均分为2.54，“待人接物”维度平均分为0.92，均未超过临界值（M＝6），“异性朋友”维度平均分为1.33，未超过临界值（M＝5）。问卷总分平均分为6.70，人际关系状况总体良好，只存在较少困扰（0<M<8）。但样本中仍有5.57%的被试的人际关系存在较为严重的困扰，0.98%的被试人际关系困扰非常严重，在后续的诊断和干预中应引起注意。

（二）各少数民族被试的人际关系困扰程度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分析中，考虑到多个少数民族样本人数过少，不适宜进行分析，课题组选取了样本中人数最多的壮、回、彝、白四个少数民族进行了单因素方差统计，结果发现，各少数民族被试的人际关系困扰不存在显著差异。经过调查走访，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的出现，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首先云南省各少数民族之间长期混居、共居、杂居，彼此之间较为熟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差异不大；其次，多数被试长期接受汉族文化教育，自中学阶段起便长期在汉族集中的城镇或城市生活，日常生活均与汉族没有重大差异，各少数民族间的差异也不明显；第三，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相较于少数民族身份，被试更多考虑的是交往对象是否真诚、友爱、相互帮助、双方个性是否相互适合等普适性问题。

（三）被试在人际关系困扰方面的差异多与年龄、性别、专业有关，且多集中于待人接物和交际交友两个维度与各少数民族被试的人际关系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课题组的分析发现，不同年龄的被试在《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的总得分（sig=0.002）及交际交友（sig=0.006）、待人接物（sig=0.010）、与异性相处（sig=0.010）各维度上的得分都有显著的差异；不同性别被试在交际交友（sig=0.000）、待人接物（sig=0.026）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专业被试得分只在待人接物一个维度上出现差异（sig=0.001）。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是相吻合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被试，在生活阅历、心智发展等方面均有不同，不同性别的被试有其不同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要求，而被试的不同专业不仅意味着不同的专业课程学习，其在进行专业选择时往往还会有意无意地考虑与自身性别的吻合度；这些因素，都很可能是影响被试人际关系一般状态的重要原因。

四、讨论

（一）多民族杂居、混居、共居状态，以及长期接受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普通学校教育，应成为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关系时的重要着眼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位研究者发现，由于少数民族个体特殊的生活背景和各自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在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异域环境时，少数民族大学生往往需要一个明显的适应、调整、融合阶段，较多个体均可能在心理和行为反应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冲突状态，影响其人际交往的质量，带来人际关系方面的较多困扰。其中，柳萍、马玲的研究认为，语言是少数民族个体人际关系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由于语言不通、或者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交谈”维度上检出了较高的困扰率。但在此次研究中，被试在总分和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未达到量表达定的阳性特征临界值，“交谈”维度的平均分更是仅为1.90分，远低于临界值6分，与以往部分研究的结论并不吻合。研究者认为，这与云南省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杂居、混居、共居有密切关系。云南与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边疆地区，在多个县市均设有多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但是，从一般状态上看，云南多数少数民族从历史上既已形成了多民族杂居、混居、共居状态，多个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往往相互通婚，共享节日，在语言文字、服装服饰、传统习俗、耕作方式、生产生活等多个方面均有相近和共通之处。在民族地区，能使用其生活区域内二至三种民族语言进行日常沟通和交流的少数民族被试也并不罕见。多名被试在访谈中也谈到，在自己生活和成长的村落，往往汉彝杂居、汉傣杂居、或汉回杂居，等等，自己对共生民族的生活习惯、文化观念即便谈不上熟悉，但也决非陌生，在与少数民族相互交往时，在基本的价值理念上也并无冲突。而且，此次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大学生，已经接受多年的学校教育，并且大多已经离开自己出生的少数民族村落，较长时间生活在以城镇、城市文化为主体的地州或中等城市，事实上已经在汉文化中浸润良久，在心理和行为模式上与汉族大学生差异并不显著。在谈及语言和交谈问题时，多位被试表示，自进入小学开始，就开始接受汉语的教育，即便是曾经有过双语学习的经历，在正式的学校教育中，受到考试制度的影响，民族语言也往往非常边缘，大多仅在极少的课堂、以及课后才有机会使用。进入中学、大学以后，课堂教学语言更是完全为普通话，课后生活也以汉语方言为主，只有在老乡聚会、与长辈通话、或是特定民族传统仪式上才会使用民族语言。因此，在与汉族大学生、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人际交往和互动时，一般情况下均是以汉语进行，并不存在、或是较少存在因语言障碍带来的人际关系困扰。基于此种情况，如果再考虑到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式微、汉族文化（或者现代文化）日渐强势这一时代特征，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较少、与汉族学生无显著差异这一结论似乎并不难理解。这也提示我们，未来在开展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的相关研究时，应当更加关注其与各民族共同生活、以及长期接受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这一特定因素，而不是单纯强调其少数民族身份。

（二）对少数民族大学生人际健康教育的工作方向似应有所调整和侧重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位研究者认为，因其文化或心理上的冲突，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人际关系上一般均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困扰。但从此次研究的结果来看，样本被试的人际关系状况总体较为良好，量表总平均分仅为6.70，低于量表“困扰较少”的检出值“8”，“困扰较严重”和“困扰很严重”的总检出率仅为6.55%左右，与之前的研究并不完全吻合。但研究者认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样本被试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发展健康，状况良好。从实际的调查过程来看，除上述讨论过的多民族杂居、及被试长期接受汉文化为主的学校教育等因素外，这一结果的出现，还与调查所选用的量表有关。与研究目的相一致，此次调查选择了郑日昌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作为测量问卷。此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有较好的信、效度，在人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从设计上看，为了实现对个体人际关系状况的“诊断”，量表的每一项目主要要求被试陈述自身在人际间交谈、交际交友、待人接物、与异性交往等四个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的心理和行为困扰，对被试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态度体验、价值观判断、心理模式、行为特征、影响因素等更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涉及。但在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调查走访、以及对调查对象的正式访谈中，研究者均发现，受到当前时代精神和社会不良文化的总体规约，包括少数民族个体在内的部分地方高校大学生都存在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对为什么要与人交往、怎样选择朋友、与朋友如何相处、大学生是否应该恋爱、可否同居、是否容忍婚前性行为等多方面的问题均存在价值判断、态度倾向、心理体验、以及行为反应等多个层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上未被诊断出阳性特征，并不一定意味着被试有良好和健康的人际关系，而只是意味着被试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没有明显困扰或困扰较少。当然，这样的结果也提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在应对包括少数民族个体在内大学生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不仅应当考虑《大学生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的筛查结果，更应当在此结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参考其他信息，对被试进行深入的诊断、教育和干预，促进其人际能力健康发展。

作者：王晶晶 殷素梅 赵琳 单位：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成人继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