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群众文化建立现况及举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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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岁孝单位：宝鸡文理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宝鸡

社火民俗是关陇乡村文化中最强势、最典型和广泛参与性的民间文化，只有把社火民俗放在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和研究的大境遇中，才能给其以准确定位和科学评估，进而将关陇社火民俗研究、保护、开发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目标、思路、对策有机结合。为此，课题组首先从关陇地区民众感知的角度在宝鸡、天水、平凉、杨凌、咸阳、西安、渭南等地区发放了问卷调查表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855份，经过统计分析，了解了广大关陇民众对于社火民俗及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和看法。搜集新农村建设的论文628篇，乡村文化建设的论文141篇，通过比对研读，了解了社火民俗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研究状况。

一、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状况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就已经提出了，要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乡村文化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因此本项目的研究必须借助以往新农村和乡村文化建设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认识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成绩和不足，历史和现状。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到2012年6月15日前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文章628篇（表1），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11月7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27号］以后。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现状、特点、问题、原因、对策等，而且提出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和长效机制，指出了政府的缺位和服务行政理念及角色，高校以及各级图书馆、文化馆、文艺基地、文化产业、网络信息、民歌、民间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但在关陇文化圈视野下将社火民俗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相结合的论文不多。《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以西宁市城北区廿里铺镇莫家泉湾村为例》中指出“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城市的价值观随着商品及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涌入乡村。这种物质文化观严重地冲击甚至侵蚀乡村民间道德。”［1］（P242）该文还探讨了如何解决青海省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建设问题。《陕西西府民歌的特点及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一文提出以关陇核心地区西府丰富的民歌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调动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培养农村文化建设的骨干［2］（P91－92）的重要思想。《狂欢视角下的民间信仰导控与乡村和谐》认为包括社火民俗在内的“狂欢是人类一种普遍的精神文化现象，民间信仰作为根植于乡村民众中的宗教信仰与行为也常伴随着狂欢的情绪。”［3］（P84－85）该文还论述了狂欢视角下民间信仰体现的和谐因素以及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影响和导控问题。2011年11月21日，笔者从知网中搜集到乡村文化建设的论文141篇，2006年后的文章居多，年均20篇左右（表2）。这也反映了在政府政策的导向之下各级研究部门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更多关注。这些研究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和分析了我国乡村文化的概念、内容、路径、体系和基本特征，初步构建了问题领域；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乡村文化建设的现代化转型和变迁原因；探索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建构问题；从具体区域的实证性研究中，涉及了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河南、江苏、浙江、湖北、吉林等地。这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那就是对乡村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整体上没有理论的架构，对其内涵、结构、功能和体系研究不系统；特别是缺乏在关陇文化圈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即使有星点的研究也散见于有关的论文中，缺乏对其整体脉络的把握、基本面貌的勾勒和区域特征的概括；更没有充分重视关陇地区传统优秀文化资源对乡村文化建设的作用和意义。通过以上调查、梳理和研究，笔者认为关陇乡村文化建设：有成绩、有问题、有原因、很重要、有对策、有载体。关陇乡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一是公共文化设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在中国一系列‘文化下乡’惠农项目中，‘广播电视村村通’尤其受到农民的欢迎。在‘村村通’工程带动下，中国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从1997年的86．02％和87．68％提高到了2009年的96．31％和97．23％。“十一五”期间，甘肃省庆阳市投入资金2700多万元，解决了全市40万群众听广播、看电视难的问题。中国文化部的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间，中央预算内投资39亿元，支持2．6万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截至2011年3月31日，需要中央补助投资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共计23746个，建设面积808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73亿元，已完成投资69亿元。［4］宝鸡市2010年为1112个村配备价值556万元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设施设备，在凤翔县柳林镇等7各乡镇投入648万元新建了乡镇综合文化站，为全市147个村文化室配备35万元器材。［5］（P337）据中国网消息，2009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超过400部1．3万集，电影故事片产量达到456部，居世界前列。［6］2011年指出：“我国已成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7］。二是群众文化活动、电影工作呈现新景象。如关陇乡村陕甘交界的天水市麦积区三岔镇舍家门村和宝鸡市陈仓区凤阁岭镇建河村在三四年前的年节里还是非常冷清的，村民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喝酒、谝闲传。近两年建河村正月里不仅举行社火游演、扭秧歌汇演、村文艺汇演，而且2011年正月初一举行了七个村民小组篮球比赛，最重要的是与甘肃的舍家门村进行了陕甘两省篮球友谊赛。当日，麦积区在舍家门村同还举行了乡村文化建设摄影展和黑社火汇演，两地乡镇领导也参与其中，整个山村文化气氛特别浓厚。新华网报道“陕西省目前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农家书屋’6300个，并将力争在2011年底实现对全省行政村的‘全覆盖’。”［8］宝鸡市为12个县区建成农家书屋239家，配发图书46万册，报刊8790份。［5］（P337）甘肃省“农家书屋总数达到了14930个，覆盖了84％以上的行政村”［9］。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十一五”期间实现了每个行政村一个月放一场电影，去年完成了800万场，受益人数超过了16亿人次。庆阳市每年为农村放映电影15701场，实现每村每月放映1场电影。2010年宝鸡为十二个县区1962个行政村公益放电影23544场。天水市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面启动，114套数字电影放映设备发放农村。三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重视和加强。《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资料显示，就关中地区申请国家级非遗保护的就有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等地的秦腔、乾州蛟龙转鼓、韩城行鼓、眉户曲子、韩城秧歌、凤翔木板年画和泥塑、宝鸡社火、富平县阿宫腔、合阳提线木偶、华阴迷胡、同州梆子等40多项。陕西省省级非遗项目300余项。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系统》甘肃有涉及兰州、武威、张掖、庆阳、平凉、天水、陇南、定西、酒泉、临夏、甘南等地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51项。而且各地文化广电出版局等都在继续积极组织市级、省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的申报工作。如宝鸡地区2010年就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5个，省级非遗项目22个，公布市级第二批非遗项目28项，命名了第一批市级“宝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9个和传习所11个”，推荐了300幅剪纸参加全国大赛。［5］（P349）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关陇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留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丰富资源。

二、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整体上看，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依然落后于东南地区，有必要加强建设。1、文化设施差，投资少，资源缺。据调查，关陇乡村有超过50％的乡镇没有文化活动室和文化活动场所。即使有也是乡镇内部的活动场地，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乡村文化设施、文化产品缺少，文化活动贫乏，文化宣传缺失。前文提到中国政府过去五年投资39亿元，支持2．6万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实际年均投资为7．8亿元，7亿农民人均年费用不到2元。与2011年《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加快实施科技重大专项资金139亿元，城乡低保补助资金749亿元，公益性行业油价补贴699．4亿元，粮食直补151亿元，农资综合补贴835亿元等预算相比差距极大。关陇地区保留有民间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数以千计，然而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资源却很少。特别是作为乡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优秀文化（如社火民俗）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文化建设资源的作用。2、居民素质低，观念落后。关陇地区乡村农民文盲半文盲居多，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有些农民“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经济上去了，文化下来了”，科学素养、文化修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集体意识淡化，公共环境脏乱差现象依然存在；民户之间因地界、山林引起的矛盾纠纷不断，常因芝麻小事大打出手；迷信思想抬头，烧香拜佛、相面算命、跳神弄鬼、看风水、做道场等活动时有发生；文化生活单调贫乏，酒桌、赌桌、麻将桌成为打发光阴的“好去处”；诚信意识淡化，在追逐利益的同时被功利意识同化，假冒伪劣的产品、坑蒙拐骗的事情也在由城市到乡村侵蚀着关陇乡村农民本来朴素纯真的心灵。3、乡村主体空巢，农民缺乏自信自主。笔者对陕甘两省交界的宝鸡陈仓的拓石、凤阁岭镇各村和天水三岔、元龙等地的调查，目前80％以上的农户有一个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守的几乎只有老人孩子，有些家甚至关门上锁、“倾巢而出”，造成了乡村劳动主体和文化承载主体的空巢。留守的老弱病残由于担起了比以往更为繁杂的耕地务农和抚育子女的重任，所以更没有闲暇进行文化活动。农民工在参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被城市巨大的经济成就和先进文化观念所震撼，在追随和模仿城里人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相对于都市中心文化，乡村文化居于边缘地带。农民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使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也觉得无足轻重。如观演社火既不能给社火艺人带来心理上自信，又没有精神上的自尊，更没有经济上的特别收益，放弃它是必然之势。

究其原因：一是乡村自然环境封闭。关陇地区由于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文化信息的交流、传播、碰撞、融合、创新的途径不畅，现代经济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比东南部要小得多。特别是老一辈人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很少愿意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因而满脑子都保存着传统文化观念和社火一类古老的艺术形式。正如王磊先生所说“四周的关河山峦之险既保护了这块土地免遭入侵者的践踏，也封锁了这块土地上的人。这特有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关中人的厚重、刚劲与务实，也造就了关中人的安分知足、安土重迁心理，缺乏开拓进取精神。”［10］（P50－55）电脑和互联网虽然开始进入农民家庭，但普及率不高，因此新文化不易进入。二是农耕经济形态落后。农耕经济的稳定性、落后性造成了农民的知识落后，观念保守，新文化不易植入。农业、农村向现代的转型、造成了农民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的落后性。在农耕世界熏陶成长起来的农民在心理上很难快速接受和参与到后工业化及信息时代的新文化形式当中。文化是人格的主宰因素，人格是文化的主体存在方式。因此当文化在某一阶段处于“高位”时，人格相应就会变得高度“特化”，而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能力就随之降低。所以为了使某一阶段高度发展的文化在下一阶段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最关键的问题是，该文化的主体必须自觉地及时进行人格的转型。［11］（P2）三是农民受教育程度太低。“目前，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与城市相差3年，全国92％文盲、半文盲在农村。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文化程度仅占0．6％”。［12］（P42）由于关陇地区特别是偏僻乡村经济条件太差，教育资源缺乏，农民生存压力太大，所以享受教育的程度极低，文盲半文盲更多。因此其学习、接受文化，创造、主宰文化的能力也就更差，只能游离于主体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边沿。四是政府和政策的忽视。政府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对乡村文化建设质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政府对农村、农民、农业、农村文化建设认识的不足，政策上坚持“先工业，后农业”、“先经济，后文化”、“先城市，后农村”、“先东部，后西部”的战略思想，建国几十年关陇乡村为东南部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导致了关陇乡村文化建设的严重滞后。在关于“您认为政府对社火的管理和支持力度够吗？”的问卷中，居民的感知均值是1．59，更接近于负面值2，即认为政府对社火的管理和支持力度不够。认识不到位，重视就不够，也就导引了乡村文化建设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管理体制不顺与服务不到位。

三、关陇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及载体

解决上述问题和矛盾，根本出路在于：一是政府摆正职能，搞好引导和服务。乡村文化建设的“公共发展模式作为一种预设的理想模式，必须借助于国家宏观政策主导和制度安排，通过政策导向和利益引导等途径，调动国家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参与，整合各种社会力量，才能实现”。［13］（P106）众多调研报告普遍认为当前政府对乡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供给不力，投入不足，渠道不畅，体制不顺。政府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职能，“第一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设施，其中就包括提供文化设施、文化服务以及办好公共文化事业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如果上述这些问题解决好，就能够改善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环境，改善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政府应该不断借各种便利契机正确引导关陇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以尊敬、关怀、谦恭、回应的态度，为关陇乡村农民的文化建设服务。宝鸡地区启动的“乡村在线”工程具有典型意义。二是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增强农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建设实际上是要解决由于社会转型而引起的乡村文化落后问题，围绕传统农业和农村向现代农业和农村的转型，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具体要做到两点，一要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完善教育保障机制；二要鼓励农民进行文化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自身修养。并且让农民在参与乡村文化的创作、表演、传承和享受的过程中自我教育，增强文化自信。“一方面，政府保证农民的文化参与、文化享有是实现文化发展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发展权又寓于群众文化参与和文化享有的过程中。”［13］（P106－107）乡村中小学是乡村知识和智慧的殿堂，更是乡村文化的中心和农民的精神家园，目前乡村裁撤合并中小学的做法，在某些程度上掐断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源泉。三是增加农民收入，创造文化建设沃土。在2010年笔者随关陇方言与民俗研究基地调查陇县疙瘩脸社火画脸艺人严永强时感受颇深，破旧的房屋，褴褛的衣着，沧桑面容，无奈的眼神后面折射的是一个美术师范生贩卖辣椒为生的窘迫经济状况。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的农民很少会考虑如何去进行文化学习、创造、表演、享受和传承。乡村文化建设的前提是让农民有经济实力和闲情逸致去从事文化的创造与消费。让农民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增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使他们远离酒桌、牌桌和赌桌，走进文艺、文化和文明。据统计宝鸡市“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40元，增长20．4％。”［5］（P59）然而这里面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陈仓、麟游等偏僻乡村收入依然很低。甘肃更多的乡村农民人均收入达不到此数，这是政府和农民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宝鸡市利用乡村文化资源进行乡村旅游收入6亿多元，无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四是培养文化精英，找准文化建设载体。“乡村精英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14］（P542－545）他们可以使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拥有源头活水，具备自我造血功能。“通过国家公共财政引导的方式，建立一支乡土化、农民化和本土化的农村文化精英队伍，使之成为农村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这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13］（P109）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定，以及实施传承人的补助政策，鼓励支持他们开展各种传习活动，逐步完善传承人传习制度，是文化精英培养的一个有力措施。如此可以在文化精英自尊、自信、自觉中改变长期以来“送文化”下乡的植入模式为“种文化”于乡的自生模式。

要让农民群众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就必须找到既有乡村群众的高参与率，又有文化内涵的高附着率，还有文化功能的舆论导向力的民俗文化为载体。关陇地区社火民俗游演时间集中于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新年中，既是农闲期又逢寒假，有时间；出演地点农家小院、街道广场处处都行，有空间；构成类型各式各样、风格奇特，有看头；表演内容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有内涵；参演人员不分职业背景、文化程度，人气旺；运输工具牛马骡子、人背车拉，风格多。是乡村文化建设最有艺术性、民间性，最具吸引力、参与率的民间文化活动，因而关陇地区丰富厚重的社火民俗可以成为乡村文化建设最理想的载体之一。关陇地区乡村文化的落后是近年来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而社火民俗无疑在关陇乡村民众精神生活中担当了喜庆娱乐、启智明理、道德教化、民众凝聚、族群认同的重要角色，然而，更多的社火节目却在日益消亡。受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现代文艺形式和传媒方式的影响，关陇地区社火民俗存在着内容形式陈旧、表演资金欠缺、观演人员日少、地方政府关注不够，研究保护开发不力等严重问题。［15］（P55－59）所以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乡村文化建设的境遇下重新审视关陇社火民俗的文化内涵与功能，保护与利用既很重要也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