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性”与澳门的女性主义写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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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门的现代性：“澳门性”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殖民管治地，澳门虽然早在明代出租给葡萄牙，但并没有经历过战争耻辱。葡萄牙和澳门的关系不同于英国与香港的关系。澳门相对面积较小，后期殖民活动又受限于后起香港的竞争压力。总体而言，澳门殖民方式相对温和妥协，葡萄牙人在此发展出本土群落，土生葡萄牙人成为文化混血儿。1976年的葡萄牙革命运动取得胜利，新政党提出澳门不再履行殖民地政策，并在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下，华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至20世纪80年代，华人逐渐参与政府对澳门地区的治理，华人和土生葡萄牙人一起日益显现自治的自觉。至1999年澳门顺利回归，中央制定的“一国两制”政策保证了澳门经济的繁荣稳定。由诸种历史条件所促成，在后殖民时代，澳门更类似一种局部实现的全球化的雏形，即“跨文化场”。在此场域中，不同文化文明能够平等并存，各显其长而互相独立或者交融。饶芃子教授在她对澳门文化文学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了澳门现代性的这一独特存在，她将之称为“澳门性”，并形象地表达为“小地方，大文化”。

可以说，“澳门性”正是地域性与世界性充分渗透滋养的空间现代性表现，此处传统和现代斗争的游戏不复存在①，而是“相峙相存”。在这里，有中国庙宇，有西方教堂修道院，也有清真寺；有中国人居住的简陋房屋，也有葡萄牙人的宽阔邸宅；有葡萄牙国家传统的广场、大街，也有聚焦中国人的小巷；不同的文化标志在这块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融汇着。“澳门性”的另一种特色景观，便是如豪华宫殿般密集的赌场，它们每天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和赌客，带来了澳门的财富和繁荣。新葡京赌场的建筑设计，在象征澳门荷花的同时，也象征娱乐业的辉煌。区别于香港的加工业和贸易商业，澳门资本主义集中于博彩金融业，它给予个体参与者的现代性体验。正如巴赫金所说：“人们过着狂欢式的生活。而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与澳门宁和平静的生活构成强烈对比的赌场生活，充满了无数惊险和故事，是很多文学作品的素材所在。笔者2013年负责为《香港文学》第10期组织“澳门文学专号”，8位澳门活跃的当代小说家，所提供的8篇小说中，其中有5篇直接或者间接写到赌场，赌场情节对于澳门生活和作家的影响可见一斑。

著名作家严歌苓在《妈阁是座城》中，深刻展示了“澳门性”这强烈展示现代性的一面，“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她的小说人物厌倦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觉得“钱去时竟跟亿万众生毫无二致：战战兢兢无声无色”，向往过着澳门的“充满三更穷，五更富，清早开门进当铺的豪杰”生活,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资本主义金钱“加速”运转，体验极致人生，赌场作为一种现代金融运作模式，无疑使投身其中的人们体验到强烈的“时空崩溃”，把资本主义现代性演绎到了极致。这一澳门现代性特征，事实上不可忽略地构成了反思现代性的重要资源。澳门作家寂然在他的科幻小说《未来》中，讲述一位赌场普通职员的命运演变。他因长相英俊而深得赌城王的欣赏，在赌城王行将就木之际，他被劫去科学实验室，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将他的头脑信息更换为赌城王的，以便长期统治。但是，科学家们因不满赌城王的垄断统治，在给小职员植入赌城王统治信息时，竟然加入了一部分改变赌城秩序的民主意念。女作家廖子馨在《梳头》中，写到了与赌场生活相关的职业妓女问题。她的反思视角建立于澳门与内地之间，也可说是现代与传统之间，因她的女主人公是来自内地的农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孩。小说的全部篇幅展开于女孩对镜梳头的场景之中。女孩在家乡有一位自己心仪的对象，囿于传统，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性关系。她被从事职业妓女工作的女友诱惑来到了澳门，即将投身女友的行列。她在镜中为女友的华丽所吸引，又不断受到传统观念的召回，她自我分裂成镜中碎片。女友告诉她，性不过是一件商品，让她接受商品可以买卖的原则。她要改变贫穷，就意味着需要改变观念，改变身体和异化自我。小说深刻呈现了女作家对女性现代命运的关注。

由漫长殖民史所形成的“澳门性”，既包含现代性面向未来的“世界性”，是“小地方、大文化”所具有的中西交汇、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又包括现代性的悖论“赌性”和“时空崩溃性”以及意义虚无之恶等。如此丰富复杂的特性及悖论，使澳门文学书写面临极大挑战。也许如同心理学家所说：“只有通过‘再记忆’的工作和新形式的理解，历史才能以使之对现在有生活价值并且使现在完全活跃起来的方式被重新创造。每一代人都有创造新历史的任务，在心里为过去预留一个空间，在现在中重构过去。”显然，这一创造新历史的任务非常艰巨，也并非一定由澳门作家独立承担。

二、澳门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特征

北美移民作家严歌苓在她的《妈阁是座城》中，已体现出一种重构“赌性”现代性的野心。她在澳门赌场体验生活，并深入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以及移民所遭遇现代性冲击，用生命和血汗“赌”时间与物质财富的历史，并进而反思现代性持续至今的“赌”性，不仅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之恶，也深刻揭露了人性的缺陷。正是严歌苓这种跨越式写作，让我们看到“澳门性”与大中华语境反思现代性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反思“澳门性”需要从更大的视野进行，需要俯瞰资本主义的兴衰演变，及其对于人性的影响。偶尔一赌也许自古皆有，但只有资本主义能将“赌”变成产业，激发人的赌性，把赌性演变成再生产，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竞争本质的反映，而资本主义竞争本质对人类影响的多元后果，无疑是一个无尽的话题。基于这样的反思角度，可以理解，澳门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迟于台湾、香港和内地出现。某种意义上，它需要更多资源激活，事实上正如此。

在妇女史中，澳门妇女并非受苦最深的，她们获得的思想解放早于内地妇女，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是直接的。早在20世纪初，澳门成立的诗词组织雪社中就有女诗人，其诗作表达了中西合璧的理念。1900年澳门即有男女同校，男成员受西风影响，甚至写诗词祝贺女成员剪发西化。显见当时的澳门受欧风影响，对妇女的约束较少于内地。受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影响，联合国推动世界妇女发展的计划，澳门葡制政府和回归后的特区政府，都与国际同步。因此，在作家和批评家廖子馨看来，澳门的女作家们“只可能在精神解放的程度与物质解放的程度形成正比时，才会爆发创作动力”。这就是大陆改革开放，澳门经济腾飞，大中华语境形成，汉语在澳门获得主流地位，特别是澳门进入后殖民时期，澳门作家提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问题，女作家们“创造新历史”的激情才获得唤醒。

葡制时期主流语言为葡萄牙语，澳门文学的主流是葡语作家的写作，此方面成就当另行专门研究。就汉语新文学在澳门的成长历程而言，“澳门新文学自20世纪30年代萌芽到20世纪80年代觉醒起飞至今的发展历史，写实叙事已成为澳门文坛主要的书写传统。”用汉语书写澳门城市故事，“创造新历史”，的确是大中华语境形成之后，才获得“爆发创作动力”，而“写实叙事”成为澳门文坛主要的书写传统，这正是“创造新历史”所需要的。澳门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澳门文坛为建立“澳门文学”形象、澳门作家在为创造澳门新历史的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女性作家们的文学行动。已有专家在相关研究中指出，澳门中文报纸与澳门文学关系密切。一方面，澳门中文报纸是澳门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对文学作者群、读者群的培植起着重要作用，也对澳门文学体裁、题材与主题的发展变革以及澳门文学观念的更替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澳门文学也是澳门中文报纸的重要组成，有效地拓展了澳门中文报纸的新闻表达空间，加强了澳门中文报纸的媒体竞争能力，并建构了澳门中文报纸的文学文化品味。

澳门的女性文学可说是集中体现了澳门文学的特色。周桐、林中英、廖子馨等女作家们主要通过《澳门日报》等澳门主流媒体副刊发表作品，日报等媒体反馈迅速，引发女作家的文本再生产。事实上，以报纸为主要传播方式的澳门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生产了代际相承的女作家群体，而澳门女作家群体也使得澳门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加入到了大中华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合唱中来。一方面以小我思考大我，有人类之思；另一方面不断思悟自我的身份，以诗意情怀和理性认识建构澳门女性主体想象。在文体上，“其小说、散文、诗歌均有可以跻身中华文学历史之佳作。”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值台湾女性主义文学思潮风起云涌，大陆女性文学创作引人注目之际，得风气之先的《澳门日报》凝集澳门女作家群体，开设了著名的《七星篇》和《美丽街》两个专栏，一时成为澳门女性文学集体的象征。专栏关注澳门现实生活，其鲜明而温和的女性立场，几乎家喻户晓。《七星篇》后来经过筛选而结集成书，获得普遍的重视。其中作家年龄上也体现了其三代相承的特点，如林蕙（凌棱）是第一代女作家，第二代女作家周桐（沈尚青）、林中英都曾受到她的影响，廖子馨（梦子）则是年轻的第三代女作家。接续更年轻一代，如梁淑淇、冯倾城、袁绍珊等则是21世纪女性文学作家的一道风景。及至廖子馨这三代澳门女作家，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已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廖子馨出版的第一个论集是《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分甲、乙、丙三辑。甲辑专题讨论澳门女性文学，对女性文学进行界定和描述；乙辑对澳门文化进行了论述，把澳门文学评价建立于澳门文化背景，已呈现文化批评特色；丙辑对内地和台湾女性文学进行研究，寻找与澳门女作家之间的关联。如认为澳门第一代女作家林蕙的散文，继承了内地作家冰心的“爱”的传统。但相比冰心散文而言，林蕙的散文不只是表达女儿性，更有浓郁的母性情感。如第二代女作家林中英“在模仿丁玲、张爱玲中成熟”，体现了女作家之间师承和突破的传统。认为澳门小说能手周桐受到了台湾和香港流行文学的影响。可见澳门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具有兼收并蓄和对于大中华语境加入的自觉的特点。

三、澳门三代女作家的女性主义写作

正是由于内因和外因相加，激活了澳门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对这一思潮有贡献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体现了对于“澳门性”现代性的反思和丰富。小说家周桐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中，长期在报纸开设专栏，由此培养了她的读者群，也为她的小说写作提供了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素材。周桐先后开设了“我的周记”、“八妹手记”、“西窗小语”等专栏，内容涉及世界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虽是现代社会中的“即食文化”，却因为作品信息丰富而颇受读者的青睐。事实上，周桐很擅长讲故事，她吸收了香港和台湾通俗小说的技巧，并且能够迎合澳门读者的文化需求。比如她本人的工作是国际新闻翻译，能够为澳门及时输送世界各地信息，她据此把接触到的奇异事情，也演变成故事，令她的小说颇具世界气息。她的环保和科幻长篇《香农星传奇》，写地球的孪生星球来客，在澳门与少女相恋，一起探讨环保和科技发展，批判唯科学主义，想象奇特，思想前卫，可以说开创了大中华语境女性写作的新空间。

周桐的短篇小说情节错综复杂，写作技巧精湛，个性的刻画深刻有力，有的篇章堪与张爱玲的《金锁记》相媲美。如，其名篇《胜利者》写妻子与丈夫的新欢相逢，两人没有任何对话和交流，没有发生争执，却发现都已经成了弃妇，深刻地刻画了弃妇的自卑心理，也讽刺了弃妇们的可悲处境。小说《胜利者》中真正的胜利者丈夫却没有出镜，这更强化了男权婚姻的专制特征。弃妇的失语却令人难忘。《楢山盟》中的阿松和朝吉的故事，表面看来是一对恋人的浪漫殉情，实则是残忍的凶杀，不甘被抛弃的女主人公阿松活活勒死了恋人朝吉。小说一边描写阿松对吉那不顾一切的爱与欲望，一边铺垫这种爱与欲望是村庄不被允许的，险恶的氛围和热烈的欲望构成小说强烈的场景。当村人要求偷情野合的阿松和朝吉按惯例到山顶岩石自杀，阿松看出了朝吉的动摇，阿松决定不放过朝吉。这两部短篇小说文字精粹，以强烈的象征手法书写深长丰富的内容，用离奇的情节暗寓男权体制的离奇荒诞，将女性的原始生命力和悲剧命运之间的张力发挥到极致，使极端性格呈现得相当饱满，体现了作家对于女性主义思考的深度。

对女性主义思考的深度，还体现在周桐婚恋长篇小说的独特讲述手法上。她利用“言情”这一港台通俗小说的元素，创造出饶有意味的澳门女性文学另类言情特征。她的言情回避青春之恋情，集中文学忽略之错情、隐情和残缺之情，探讨人类边缘生活，开拓个性成长空间。如《半截美人》写残疾人追求与爱，《错爱》写因一时失误冲动而导致错爱，《晚情》写老年人之爱的复杂纠葛等等。虽然周桐也擅长利用三角关系和复杂的情感纠葛这些港台通俗流行小说的悬念，但她更多执念于主人公如何走出矛盾，关注主人公的心理成长、生命发现、理性成熟，及在如何做出人生的选择，以一种成熟的魅力来吸引读者的认同。智慧、勇气和承担，是某种升华的必然，也是一种精神标高的结局，用传统的批评词汇，可以总结为：发乎情，止乎礼。周桐的小说演绎了澳门文化理性的一面。可以说，澳门文化生产了周桐的小说，而周桐的小说又丰富了澳门文化。女作家林中英自1968年进入《澳门日报》工作至今。她于80代中期写作成熟并成为澳门女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1985年香港绿洲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儿童故事结集《爱心树》。这些儿童故事融入了林中英自己身为母亲的切身经验，又充分考虑了澳门读者的接受心理。在专栏发表时，澳门的生活场景、澳门儿童的生活现实，在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1987年，香港绿洲出版社又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云和月》。这些小说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和表现澳门都市生活的凡人小事和婚恋、家庭等人际关系，体现出“书写澳门”的自觉。其名篇《重生》涉及澳门身份思考和女性欲望关系，引起批评家广泛注意。

《重生》是典型的澳门生活另类题材。偷渡无证少女银彩对男主人产生了强烈的性冲动，投入男主人的怀抱，性的越界就是身份的越界，在澳门叙事文学上独具价值。香港批评家东瑞撰文称“林中英散文真精彩，从未感受到的守旧，她周密思路而又有新鲜创意”。写于澳门回归前夕的《小澳门大澳门》是林中英散文经典作品。文章纵横捭阖，将24平方公里40万人口的澳门之小，与国际身份人类历史之中澳门之大，相向对比，写得精彩细致，细节即论述，亲切优雅而有力，再现了澳门“小地方，大文化”风采。人们习惯了主流的声音和说法，澳门回归的声音是什么样子呢？2009年，林中英写出了另一篇经典散文《十年》。这篇散文不仅透露着浓浓的澳门情怀，展示了澳门人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也重现了澳门回归的多重状态。该文描述了澳门时间和空间出现的断裂，不同身份的人面对回归的不同反应，再现了其历史转折的特征。另一方面，作为纪念，文章见证了一种历史真实，那么，葡萄牙旗从关闸、澳督府降下，有幸出席特区政府成立仪式，父亲特意打上枣红色领带，则加强了历史真实的倾向性。对于监狱长而言，是一种难言的回避，对于父亲来说，则是激情的上场。作家精细的细节，使散文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浸透纸背。凌晨在乘车回家的路上，父亲居然因兴奋而迷路了。这位老澳门人，在一个小澳门生活一辈子，此刻却迷途———历史分量与个人内心是何等凝重！父亲内心的激动跃然纸上，十年对澳门意味深长。全篇散文不着一字议论，而用叙事写法“大家走着，走着，走进历史新时期”。这种叙事即象征的写法，体现了女作家“创造新历史”的文本自信。2011年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女声独唱》，更印证了林中英的散文和澳门地理文化呈现为二位一体的特色。如写女性化妆的《脸面工程》和《抢救几毫米》，从凡俗题材写出深刻人类学意义和存在哲学。《脸面工程》将女人的化妆打扮比喻为装修工程，因为一边装修，一边被岁月摧毁。脸庞装修是最艰巨的工程，《抢救几毫米》再次对化妆装修做出精细描写，引入新科技的努力，“人面的青春美丽，就是在毫米的移动间渐渐消失的。”

“毫米的移动像地球板块的移动，终将来一次破坏性的爆发。”读之深感“小澳门”“小文体”之“博大深刻”。也是在澳门回归前夕，年轻的女作家廖子馨发表了小说《奥戈的幻觉世界》，讲述土生葡萄牙人“寻根”的故事。这是第一篇从华人角度反思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命运的作品。这个作品问世不久便引起世界性反响，被翻译为法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出版。之后又被改编为电影《奥戈》放映。廖子馨出生于柬埔寨，成长于老挝，之后到内地读书，再来澳门工作。这种移民身份，令她对于土生葡萄牙人命运有到位的把握。主人公奥戈的身份很值得深思，被纯种葡萄牙孩子骂为“中国杂种”的奥戈身上有着混杂的遗传基因。奥戈父亲是葡萄牙军人爷爷与家中的中国籍婢女私通生下了，奥戈是马来西亚的母亲和父亲所生，奥戈的身上流淌的是葡萄牙、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血统。高鼻子的欧洲人特征和黄皮肤亚洲人调整混合在一起，使奥戈处于一种身份分裂中长大。17岁时遭葡萄牙醉鬼鸡奸。他借出差葡萄牙在里斯本海滩故意将皮肤晒红。在巴黎逛红磨坊，他借酒劲鸡奸了一位欧洲男人。混杂的遗传基因，奇异的身体感受，小说通过奥戈对自己身体和身份产生的幻觉描写，将性与身份的错乱进行交错表达，手法现代，技巧先进，体现了澳门第三代女作家优秀的潜质。

廖子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不同文体的创作，包括杂文随笔、散文、小说和电影剧本改编等。她还是较早开展研究澳门女性写作的文学研究者，这一切使她对澳门女性主义写作有自觉的追求。如前论及她的中短篇《洗头》，从性的角度关注现代女性命运。她的《命运———澳门故事》书写女性新移民在澳门奋斗，获得澳门身份的故事，体现了为澳门城市创造新历史的书写意愿。澳门更新一代女作家梁淑淇是第一届澳门文学奖小说组冠军，她分别以《小心爱》和《我和我的……》连续两届成为澳门中篇小说奖的得主。她同时活跃于网络，是成功把小说推广给其他地区读者的典型范例。冯倾城则是小说、散文和诗歌多种文体都擅长的作家。袁绍珊的诗歌具有鲜明女性主义立场，兼具澳门意象与世界视野，加上技艺精湛，已获得诗歌界认可。她们以及更多新生女作家、外来移民女作家，无疑将继续推进澳门的女性主义写作。

作者：荒林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