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刺绣艺术的差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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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经谈到的“女性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艺术中得到体现。女性曾经被边缘化、被淹没、被误读、被建构的事实昭然若揭，女性主义艺术表述了女性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而中国贵州的苗族刺绣是通过家族传承的古老技艺。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刺绣艺术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笔者思考的出发点。笔者在当代艺术多元语境下思考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刺绣艺术的差异。

一、心灵感受的差异

传统观念认为家庭是女性的全部，女性为之奋斗的目的是取悦他人，那么假如女性只取悦自己，家庭会变成什么样子？女性主义艺术表达性别平等的心灵诉求。1971年，美国艺术史家琳达•诺克林在文章《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中提出了“如果毕加索是女性，会不会成为艺术家”诸如此类从女性角度思考的问题。女性主义艺术不仅在于把女性艺术家添加进现存的男性准则的西方艺术史中，同时探讨了女性艺术家长期以来被遮蔽和被边缘化的内在原因。在美籍法裔女性艺术家路易丝•布尔茹瓦的作品里，编织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它与母亲和家的记忆相关。如，其1995至1997年的作品《大蜘蛛》的灵感来源于母亲，布尔茹瓦认为母亲就像蜘蛛一样聪明、耐心、灵巧，也懂得保护自己。这只巨大的蜘蛛象征母亲的勤勉和女性的魔力，它喻示愤怒与威胁、进攻与防御，同时也代表劳作与给予、保护与远见。蜘蛛编织结网如同家庭琐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重要的改变往往是从周围的细枝末节发生变化开始的。性别意味着什么？也许，布尔茹瓦与波伏娃、琳达•诺克林一样，早就看出了女性命运背后的真相。

有人说：“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史书。”刺绣作为服饰重要的装饰，也是独立的艺术形式。苗族民间艺术刺绣更多来自纯朴的心灵感受，在针线穿插中记录了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风俗、美好希冀。如，黔东南台江施洞地区的剪纸是刺绣的纹样，遗憾的是它只在老人中传承，与集市出售的很不一样，它们有着原始豪放、大气粗犷的特色，每套作品根据民间传说绘制，有蝴蝶妈妈、姜央娶妹、桑扎射日等，老人边剪边唱，融入的是对故土的眷念和民族迁徙的记忆。就这点而言，与女性主义艺术追求的男女两性平等迥然不同，这是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知足常乐的心态体现。

二、表现手法的差异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都是不同的，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刺绣艺术也不例外。综合、多元和动态是女性主义艺术家惯常使用的手法。美国多媒体艺术家克鲁格利用充满争议、煽动性的视觉文字和图像的结合冲击传统艺术，最近她在美国洛杉矶城市公交巴士上覆盖了诸如“艺术如微风一样轻盈，如思想一样明亮”这样的文字，从而将其重构为充满活力的公共议题。从艺术馆到城市的空间，从T恤到露天广告牌，从杂志封面到公交车体，她的作品流畅自如、不露声色地影响了视觉艺术、平面设计和街景艺术的发展演进。

苗族刺绣艺术大多采用家族传承的方式，苗族姑娘未出嫁前，从母亲或祖母那里学习一套技艺，都要亲手绣一套嫁妆。从剪纸纹样、绣作到完成一般要三至五年，每一件绣品的完成，无不渗透姑娘的心血。但苗族刺绣艺术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呈现一定的类型化和程式化特点。如，黔东南凯里、施秉、黄平、台江等地的苗族妇女在每件花衣的披肩上、裙沿边都绣有两道彩色镶边横线，象征黄河与长江。具体到刺绣图案的设计上，既不采用写实的手法，也不是自由想象，而是写实和想象结合的夸张与变形。写实图案一般以表现民俗风情和日常生活为主，加以主观装饰的色彩；变形图案多是与图腾相关的蝴蝶纹、龙纹、鱼纹等；而几何图案多是采用比较古老的手法，取材于族人的居住环境，河边多是水纹、云纹等，山上多是锯齿纹、十字纹等。这些综合的类型化的表现手法使得刺绣图案构图饱满，色彩斑斓，洋溢着生命的力量。

三、审美诉求的差异

艺术进入后现展阶段，美的定义和边界不断拓展，几乎无所不及。到了后现代艺术阶段，女性主义艺术中的恐惧、伤痛成为一种另类之美，更加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在珍妮•霍尔泽的女性主义艺术中，可以发现批判性的审美诉求，如她的电子装置作品《浪漫是用来控制女性的》《滥用职权已经不再令人惊讶》等，犀利的言词和震撼的形式表达了女性反抗男性社会的控制。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家克鲁格利用黑白照片、红色边框、红色衬底白色文字，通过摄影蒙太奇的手法进行创作，在作品《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战场》中对男性建构的观念和色情的目光进行了批判。她曾经谈到：“我之所以用图片和文字来进行创作，是因为它们有能力决定我们是谁，我们不是谁。”“在她1981年的作品《你的凝视打到了我的脸上》中，文字与照片的拼贴，7个英文单词垂直排列，让人看到第一眼无法读懂意思，阅读的不连贯阻碍了观者的理解，却强化了意义，传达了女性主义的立场，西方艺术中女性的美，纯粹是为了男性凝视的愉悦。”

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创作完全源于作者发自内心的主观感受，取材于现实但不拘泥于现实，并采取大胆的虚构与想象、夸张与抽象，反而恰恰达到了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美。苗族刺绣艺术取材非常广泛，只要是苗族女性认为美的、自己喜爱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刺绣呈现出来，显示出苗族女性惊人的艺术才能。这与古埃及艺术的表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古埃及的壁画表现的人物普遍是侧面的身体、正面的眼睛和肩膀，以及脚踝的内面，这是壁画创作者描绘的古埃及人的世界。古埃及壁画仅凭这种稚拙的异样之美在世界美术史上便闪烁着独有的光彩，苗族刺绣艺术莫不如此。如，苗族文化中的龙是保寨安民、赐福赐子的善神，其身兼数职，如水神、土地神、家神、祖先神、生殖神等，与汉族文化中的龙不同。人和各种动物加上龙头或龙身便可异化成龙，如人头龙、鸟龙、牛龙、蜈蚣龙、鱼龙等。在苗族服饰中呈现的是令人目不暇接的多彩世界。可见，苗族龙纹是一组多元意象的文化符号，折射的是平和、温馨的审美诉求，与女性主义艺术在震撼反思的审美诉求方面有着迥然的不同。结语通过对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刺绣艺术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两者在心灵感受、表现手法和审美诉求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正如利奥塔所言：“……让我们激活差异并且拯救这个名称的荣誉。”

因为差异催生特点，因为差异丰富文明，从而使我们感受到美的多义、多样和多元的启迪，在一个多元共生、多元并存的时代我们理应共享这份多元的视觉盛宴。

作者：孙刚 单位：凯里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