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的女性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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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正性”的挑战

女性主义批评科学客观性的另一个理想———公正性，主要是揭露科学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群体的利益，没有诉诸公正性的价值，要求重新反思科学的社会地位问题，重新评价科学家作为有性别的人在科学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她们/他们批判的矛头主要是“解构或怀疑”传统认识论，指出传统认识论由于强调抽象化与形式化、精确性与稳定性而发展成为一种认知控制工具，常用来歧视或不信任那些非优势群体的视角。问题是在充斥着性别、种族、阶级作分层的社会中，存在“公正的知识”吗?在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怎样的联系才是合适的?怎样才能达到知识的客观公正性呢?从理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如果纯粹的客观性意味着对与数据相一致的每一个假设予以相同的分量，或者意味着在数据之外不可得出任何结论的话，这是不合适的。理性主义者实际上在意某种偏向的价值，如果思维不是先天具有偏向性，愿意认真考虑某种假设而放弃其他的假设，那么人类就不可能拥有那种知识。因为存在许多种融合观念的方法，许多种产生不同假设的方法，从同一套事实中也可产生不同判断的方法。假如理性主义通过提出先天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并坚持先天观念可以缩小人类思维在遇到感官数据时所考虑到的可处理的假设，也就消除了经验主义通过过滤掉偏见带来的扭曲这一问题。那么，它所付出的代价是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即我们何以确保这些偏见对于我们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的理论有帮助呢?靠什么来担保我们的思维能引导我们走正确的方向呢?先天观念所引导我们的方向是否就是我们想要去的地方?理性主义者很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他们的很多工作朝向于使先天限制有效，显示这些思维偏见不会导致我们走偏。笛卡尔普遍怀疑的方法正是为了把自己从怀疑的不安全中解脱出来，是为了恰当反映现实面目而将我们的思维结构给予理论廓清的理性尝试。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达成一致———认识不在于思维概念，不在于知识是如何构建理论，而是一种关于知识论的理论。如果存在着贯穿于整个启蒙认识论中一条共同的丝线的话，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其策略是所有知识的内容可以还原为纯粹的感官经验;对理性主义者而言，是显示了指导与促使知识得以发展的先天观念的不可还原性。哲学家只是寻求确定性———他们想要得到的是一副有边界的地图。但是，休谟第一个认识到归纳原理———未来与过去相似，相似的事情有相似的表现———没有得到理性的辩护。休谟的怀疑等于对他那个时代客观主义理想的放弃。他推断，对归纳推理的相信只是一种心理习惯，是思维本性根深蒂固的一种倾向，是一种没有任何理性或思维过程能够产生或阻止的“物种的自然本能”。显然，休谟早已意识到，客观主义不可行，我们永远不可能为我们想要的辩护的规则毫无预设地提供辩护。

实证主义者完全了解休谟归纳推理的困境，他们只是希望发展出一种标准来区分经验上的重要性或有无意义。由此，实证主义者着手一项他们称其为“理性重建”的工程———试图表明，任何经验上有意义的陈述能够被还原为连续的语义和逻辑上遵循规则的陈述。如果如此重建至少在逻辑上是可能的，那么所有理论上的不一致都可以诉诸经验中立的法庭来解决。所有这一切与古典经验主义客观性观点相关。但是，如果要使这一工程成功，有两样事情是绝对必需的。首先，经验陈述与理论陈述的明显区分;经验陈述必须能够还原为具体的感觉经验。随后，奎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详细地论证了两个洞见:没有任何单个的经验或观察可以决定性地反驳任何理论陈述或解决任何理论争端，所有对假设的经验检验实际上是对假设的共同检验。第二个洞见实际上是第一个洞见的推论，即建立在真理基础上的推理没有原则的区分———建立于经验基础上的陈述在真假方面没有区分，其真理价值完全取决于语义传统或逻辑传统。这样，奎因有效地摧毁了任何“第一哲学”的前景———不存在任何观察我们自身认识实践的阿基米德点。

根据奎因的观点，认识论必须被“自然化”，转为经验研究的实际过程。这符合女性主义批评所指出的:所有知识主张本质上都具有地方性特征。奎因的知识自然化要求启示我们放弃明确的认识论实践，无论是通过先验的沉思还是通过经验的反省，它要求我们对各种可能性开放。女性主义所批评的理性与客观性概念恰恰是笛卡尔和其他理性主义者所反对的模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给予经验以重要的意义，而且尽管它被指责为认知本质主义，没有考虑到认知者特性的认识论重要意义，实际上正是这些本质主义者对经验主义者的反对，使得“人类知识必然具有‘局部性’”的观点获胜。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完全的中立并非是一件好事，偏见与局部性具有潜在的价值，不存在单一的“传统”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经验论与所有经验理论一样，认为知识具有严格的经验偶然性，同时也包含了由经验的差异而导致信念的差异。要想达到公正不仅在于你站在哪里，而且在于你如何才能在你所站的位置离达到公正的目标更靠近一些。尽管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公正，因为没有人能够摆脱个人的偏见，神经冲动，自私的欲望以及其他心理方面的沉渣。女性主义批判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是，选择科学服务于占统治地位群体的利益，而且不诉诸公正性的价值。但揭露这一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认识中立性的理想已被去除，那么一个公开的问题就是:情感、信念优先、道德承诺在知识的发展过程中起辅助还是阻碍作用呢?

二、以平等为理念的科学理想

对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批评所产生的悖论代表了女性主义对现存认识论的不满，指责主流认识论不能够解释知识的偏袒性和地方性，因为它冠以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理想，最终却不可避免地服务于权力、利益与男性中心主义。主流认识论的公正性只是履行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功能而隐藏其存在的偏袒性。女性主义改革的潜力在于撕破这层面具，暴露隐藏在其后的复杂的权力、利益和征服的结构。我们知道，发现真理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使其复杂的原因之一是，有权利的人常常想要控制那些没有权利的人获得真理，女性主义批判认识论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揭露这一事实，使这一扭曲的机制得以显明。显然，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性是值得肯定的。但首先要清楚的是，女性主义认识论不是要更多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来从事哲学研究，也不是要在认识论中注入一种女性主义意识，而是要发展一种认识论中的某种特殊的———女性主义的认识论。路易丝•安东尼(LouiseAntony)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可以成为好的女性主义认识论。［5］185－226一个好的女性主义认识论首先一定是好的认识论。它不仅适合女性主义，对女性有帮助，而且内在于西方哲学的分析传统。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观点认为，研究知识就应当研究观察者的经验。它强调通过科学家的实际工作，按照科学的自然过程来把握科学的实际发展历程，认为科学理论是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理应在实践中把握科学的本质。女性主义的目标之一是讲述女性生命和女性经验的真相。此外，自然化认识论具有在分析论框架之外的极大优势，它允许恰当的实在论的真理概念，允许认识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概念空隙，允许所见世界与真实世界本身之间存在的概念间隔。若自然化认识论能够解释女性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经验与智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受到女性主义者的青睐，因为能够提供解决办法的认识论就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认识论合适的理论。女性主义自然化认识论强调文化和历史因素对知识起促进而非扭曲的作用，寻求考虑认知者所处的“认识空间”这一事实，同时，知识应当被恰当地理解为共同体而非个人认知成果。

库恩强调范式所带来的一个主要益处是:共同体有了共同遵循的原则，灌输给其成员一种原则与有效的基本假设。范式不仅仅解决了重要的经验争端，而且决定了更多的方法论的问题。哪些证据更可以接受，讨论事情正确的词汇是什么，判断研究恰当的标准是什么等。所有这些事情在原则上是可争论的，但是，范式解除了所有这些争端的重负，这意味着，在同一个范式内工作的科学家的实践与态度不同于流行的科学客观性理想:他们的研究具有确定的概念，拒绝接受与其信念冲突的假设。一旦欣赏到科学的这些方面，我们就可以理解，科学高度理论化要求将各种各样数字和图标翻译成观察术语或数据。由此，一致性被翻译成客观性。一个认识论共同体成员越认为自己是客观的，就越可能被共同体之外的人看作是客观的。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开明的概念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性，在共同体内部这一事实是隐匿的。统治群体没有理由怀疑自身的假设: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的世界观获得了既定事实的地位，他们的问题已经变为众人皆知的意见。再者，这些占优势地位的个体有权力提升并阐释自己的世界观，排斥他人的世界观，默然地为他们的“理性”意见范围所限制。由于客观性内容众人皆知，很少受到挑战。女性主义为反对统治阶级观念的霸权，有必要揭露客观中立性标准的不可信。尽管传统客观性的观点有偏见，但在深层的意义上讲，女性主义观点也一样，因为偏见本身就是人类认识的条件。对统治阶级而言，他们的认识论问题可能不是其偏见，而是他们拥有的权力太多。女性主义认识论正确地指出，当统治阶级讲述知识是如何构建的，并获得足够的权力，人们就会听从并看作是真理。

那么，女性主义如何解决偏见与公正这两难处境呢?走出这一困境要求我们放弃中立性的认识论理想，也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偏见。我们知道人类的知识不能摆脱偏见，也不可能获得一个保证知识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先天观念。唯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如何区分好的偏见和坏的偏见。显然，能够帮助有效收集知识的偏见是好的偏见;能够引导我们获得真理的偏见是好的偏见，使我们远离真理的偏见是坏的。能够有利于性别平等、民族和谐、环境保护的价值都是好的，并值得提倡而非拒绝的。简而言之，对这一悖论的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是:判断一个偏见的好坏在于看它是对寻求真理起促进还是起阻碍作用，或许我们还可以加上，对平等起促进还是阻碍作用。无论哪一种认识论，其理论应当适用于所有的人，若不能，无论其根源何在，它都是错误的。对“偏见”与“公正性”悖论的考察，或许使我们获得一种关于好偏见、坏偏见原则性的东西。当然不可排除的是，我们得知甚至一个“好的”也可以在某种环境下将我们带上偏路。总之，女性主义认识论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是针对科学本身，而是更新人们头脑中关于科学的文化图景，也更新科学的形象，使科学呈现出不同的方面，特别有助于消除科学客观性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可否认，严格检验性别、种族这些范畴，对认知者背景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考虑本身就是解决公正性悖论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我们停止讨论哪些观点是女性主义的，而来讨论哪些观点更接近于事实，哪些观点更正确;当我们放弃狭隘的科学观，而将科学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加入伦理、政治、社会的维度来看科学，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保证科学朝着有利于平等、公正的理想前进的时候，一种对科学更加正确的理解，即更合理的科学观就会随之而建立起来。

作者：董美珍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