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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随着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高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爆发,旨在彰显“黑色即美”的艺术审美及民族精神。这一时期,黑人女作家们纷纷通过文学来表达对种族歧视的抗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崛起,以托妮•莫里森和爱丽丝•沃克为代表,她们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强调黑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将黑人本身作为最重要的读者群,在文学创作中大量运用黑人土语,使这些作品更加贴近黑人的生活,也激发了黑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以边缘文化的身份,成为抵制美国主流话语的文化策略,在文学创作的同时,黑人女性也完成了重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过程,坚定了追寻族裔文化传统的脚步,并推动了黑人种族文化在美国的发展。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所受的第二重压迫就是性别歧视。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是主宰,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一切重要事务,男性意识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女性形象服从于男性的价值取向和主观想象。许多男性作家塑造出性格各异的女性,但这些女性形象大多以男性的标准和范式来欣赏和构建,从而打上了男权的烙痕。
女性处于边缘化地位,在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成为“他者”或“跟随者”,女性文学作品也受到男性话语权的影响与支配。女性本来就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而黑人女性则更加悲哀,她们既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还是黑人男权的牺牲品。黑人男性在社会中遭受歧视,往往把愤恨发泄在比他们更弱小的黑人女性身上,而黑人女性则无处发泄,默默地承受命运。长达几个世纪,文学界对黑人女性的塑造不是忽视,就是模式化。19世纪以后,西方女权主义风起云涌,推动了黑人女性的觉醒,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也随之诞生。黑人女性的觉醒突出表现在她们对精神解放和独立自由的追求,表现在她们为与男性共享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奋斗。体现在文学作品中,以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妮•莫里森等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塑造了很多觉醒的新黑人女性形象,这些形象真实丰满,光彩夺目,和男性及白人女性相比毫不逊色。她们以文本作为抗争,颠覆了被白人和黑人男性设定的边缘身份,重新建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完成了从“沉默的客体”到“话语的主体”的嬗变。早期的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以自叙体小说为主,其特征是以第一或第三人称视角讲故事的方式倾诉压抑在内心中的痛苦。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可追溯到18世纪的美国奴隶制时期,当时的黑人生活暗无天日,受尽折磨,靠创造民谣和诗歌来治疗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并表达自身的反抗,这是当时最主要的文学创作形式。1746年露西•特瑞创作的《监狱之斗》和1773年菲丽斯•维特利创作的《各种题材的诗歌:宗教和道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
19世纪,黑人女性找到了更适合表达心声的方式,那就是自叙体小说。出身奴隶的黑人妇女,受教育机会极少,因此书面语写作很吃力。自叙体小说可以用生动的口语来写作,极大方便了她们的创作。这种创作方式如实记录了黑人女性在当时的经历,并明确表达出她们的心理诉求,受到黑人女作家的喜爱,并逐渐发展成为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传统写作方式。哈丽特•E•威尔逊于1859年创作的《我们的尼格,或一位自由黑奴的生活经历》,触及白人与黑人通婚的敏感问题。哈丽特•雅各布以笔名琳达•勃兰特发表《一位女奴生活中的事件》,号召黑人为废除蓄奴制而斗争,成为早期黑人女性文学的经典。[3]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南方的蓄奴制被废除,但黑人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善,种族歧视仍十分严重,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在探索中继续前行。黑人女性主义文学在19~20世纪之交迎来第一次繁盛,这一时期知识型黑人女作家崛起,她们的突出特点是宣扬黑人文化,作品中展露的批判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的锋芒前所未有。弗兰西斯•哈珀于1892发表了《劳拉•勒劳依:消散的阴影》,该书在较长时间内被认为是第一部黑人女性长篇小说。书中的混血女奴劳拉被联邦军队解救后成为一名随军护士,她放弃白人的求婚,与黑人医生结为伴侣,共同投身废奴运动。小说塑造了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良好学识和风度的黑人形象,与以往黑人女性文学中的传统黑奴形象形成鲜明对比。[4]安娜•库柏以散文集《来自南方之声》(1892)唤起民众对黑人女性教育的重视。葆琳•霍普金斯的小说《毁灭的力量:一部展示北方与南方黑人生活的罗曼史》(1900),从财产、性道德、政治等多维度探讨了黑人妇女的生存现状。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涌现出杰西•雷德蒙•福赛特和佐拉•尼尔•赫斯顿等杰出的黑人女作家。福赛特的小说《棣树:一部美国人生活的小说》(1931)中,女主人公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比白人妇女差,好像是在对白人社会提出挑战。
赫斯顿则将源自非洲的黑人传统文化作为创作的源泉,她的小说《他们眼望上苍》(1937)首次融入了黑人方言,在宣扬黑人文化的同时也是对白人英语规范的突破。赫斯顿塑造了一系列新黑人女性形象,对族裔文化的传播贡献卓著,成为黑人女性文学的奠基者。20世纪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文学达到第二次繁盛期,从边缘文学的地位上升为被主流文化接受的当代文学重要流派。这一时期的黑人女性作家更加自信,她们笔下的黑人妇女形象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只表现黑人妇女的觉醒和勇气,转向了对自我的反思和人生的探索。作品中大量的人物内心剖析使黑人妇女的文学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托妮•莫里森和爱丽丝•沃克等黑人女作家才华横溢,构建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的辉煌。莫里森以《最蓝的眼睛》(1970)步入文坛,先后发表了《苏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娃娃》(1981)、《至爱》(1987)、《爵士乐》(1992)、《天堂》(1997)等作品,并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性。她从黑人口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了非洲的宗教仪式、神话传说等元素,作品弥漫着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莫里森透过笔端苦苦地追寻自我,探索黑人女性的未来之路,她传递出的思想厚重而深邃。爱丽丝•沃克以《紫颜色》(1982)蜚声文坛,这部小说揭露了种族歧视和黑人男性对妇女的迫害,强调妇女要独立自救和相互支持,深刻地诠释了她的“妇女主义”思想。此外,玛雅•安吉洛的《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1970)也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些黑人女作家解构了白人的审美价值观,旨在追寻和塑造完整的黑人女性自我形象,并在文本语言上展现出丰富的创造力,使黑人女性主义文学达到了新的高峰。综上所述,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是生存在白人和黑人男性的夹缝中的黑人女性解构种族主义和男权主义的锐利武器,也是她们重新发现自我、审视自我、构建自我的有力工具。在反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浪潮中,美国黑人女性主义作家成为时代的推动者,引领黑人女性走向光明的未来。
作者:刘浪飞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