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体地位女性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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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父权制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驯服”

在男权文化中，掌握话语权的男性按照一贯的标准衡量和界定女性以及两性关系。所有的女性都在牢笼中被囚禁，任凭男性摆布和压制，她们没有话语权，完全丧失了主体地位。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男性等同于理性精神，而女性则被视为非理性的，因此男性具有了对女性操控、支配的特权。甚至这样的统治和压迫在父权制文化中是正当合理的。像《老张的哲学》中的李静，因叔父借了债还不起，成了“带腿的有价证券”被逼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了抵押，她的不幸在当时社会是极其普遍的，而在男人眼中这还是女性的福，降临到你头上就该欣喜地接受这来自上天的赐予。《也是三角》里的林姑娘，以一百二十元的身价，充当了两个男人的玩物，置于尴尬而又无奈的境地。女性成了任由男性买卖的商品。《柳家大院》里的小媳妇，因为娶亲时娘家索要了一百块的彩礼，老王与儿子大概再有一年也还不清这笔亏空，所以老拿小媳妇出气，三天两头揍她，小媳妇最终不堪虐待，上吊自杀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宗法父权以经济掣肘和道德规范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女人从此沦为男人的附庸，由此产生的性别歧视使女性人格独立和物质欲望长期处于受压抑状态，铸成女性人格的深层缺陷，对男性的依附导致女性自身人格尊严及自我人性的完全丧失。认命、服从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老张的哲学》中，李静的姑母，一辈子恪守妇道，没把自己当人看，当李静出嫁的头天晚上，还未忘记把自己的“妈妈大百科全书”从头至尾传授给侄女该怎样伺候丈夫，怎样服从丈夫，怎样管理家务，在她的心目中女性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看护者，从姑母形象可以体察传统女性的普遍心态。更有甚者是《猫城记》里的公使太太，她在府第坍塌之后向机师发泄自己的怨愤：“‘这个’她揪住一个死妇人的头皮；‘这个死妖精，十岁就被公使请来了，刚十岁啊，筋骨还没有长全，就被公使给收用了。一个月里，不要天黑，一到天黑呀，她这个小死妖精，她便嚎啊嚎啊，爹妈乱叫，拉住我的手不放，但是，我是个贤德的女人，我不能与个十岁的丫头争公使呀，我给她上药，给她做吃食，这个死东西，她一点并不感念我的好处！后来她长成了人，看她那个跋扈，她恨不得把公使整个吞了，公使又买来新人，她一天到晚哭哭啼啼，怨我不拦着公使买人，我是公使太太，公使不多买人，谁能看得起他？’”[2]一个刚满十岁的女孩子就被迫走上了被毁灭的歧口，作为公使太太的另一个女人同样身陷泥潭却全然不知，只觉得一切正当合理。在此，女性对于男性的迎合进一步强化了男性主体地位，她们主动遵循了社会规范与道德标准，顺从了丈夫的一切安排，还要主动维持自身被压抑、被贬低的他者地位。

二、女性主动参与被“驯服”的处境

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支配是生态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性别权力关系中，身体处于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男性如何对待女性的身体，女性身体的自主性，或者女性身体在性别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是衡量女性自由和自主性的一个标准。[3]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就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女性，她们为了生存，千方百计地谋取生存空间，然而她们只能通过自己的身体达到谋取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的目的。《月牙儿》中的母亲在当尽家中所有的东西之后，在整天洗衣服仍不能维持温饱的情况下，在第二个丈夫出走以后，为了养大自己的女儿，不得已做了暗娼。女儿长大后，曾千方百计地躲避那个黑影，但最终仍被那个黑影吞没，步母亲的后尘。《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是车夫阶层女人的代表。她喜欢祥子，但缺乏组织家庭的经济后盾，不得已走入了黑暗的浑浊之中。在男性中心主义等级专制文化中，女性只是一个物化对象，她们完全掩盖了自身的主体身份，靠依照男性标准来规范自身，“她们都打扮得很好，像铺子里的货物。然后等待着男性的买取，寻找着自己的依靠”。

她们无意识地参与了男性对自身身体的利用，这便直接导致了女性主体地位和独立性的沦丧，她们的顺从更加放弃了自身的权利，让男性话语的掌控变得更加猖狂，也最终决定了男性的霸权地位以及女性的他者属性。苏珊•格里芬在《自然女性》第一卷中明确指出，柏拉图错误地坚持精神优于物质，这样的二元对立等级支撑着西方社会的一个观点“：妇女是比男人低贱的人。”[5]她迫切希望女性能逃离这个二元对立的扭曲模式，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老舍先生也曾努力寻找这样一种突破。自古以来，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处于一种被压抑被奴役的状态。社会不曾给女性提供任何参与社会意见的机会，女性只是一个家庭的看护者或传宗接代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自然形成了两种类型：一是社会体制下的驯服者；另一类就是泼辣型。这类女性在小说中表现为传统女性人格的变异，我理解为老舍先生对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一种变更、一种假设。他希望通过这种颠倒尝试确立两性真正和谐关系，以及一种理想中的社会存在状态。可以说这种尝试最明显的例证是《骆驼祥子》。在此老舍先生将传统的两性关系进行了变更，使祥子与女人有了关联，在这个过程中，老舍先生将两性角色颠倒过来。祥子却被虎妞左右。父亲是要靠她管理车厂，为自己挣钱，而对虎妞的婚姻漠不关心。可对虎妞来说，她有自己的能力可以靠自己。于是她不惜代价，将自己的“爱”强塞给了祥子。长期压抑的变态心理，在与祥子的婚姻中得到了变态的发泄。祥子得听命于她，任由她指使、派遣。但如果对虎妞进行更深层的心理分析，依然不难看出传统伦理意识的深深印记，她仍没有超脱传统伦理规范限定的权限，嫁给祥子之后，她想和父亲和解，但父亲逃走了，断了她的财路，这时她只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她怀孕时，故意腆着肚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也许女性更大的悲剧便在此，她们自身对于男权文化的迎合和屈从，她们主动放弃了权利，参与被“驯服”的处境，无意识地扮演了加害于自己的同谋的角色，维持着自身被操控的他者地位。

三、基于相互性的女性主体身份建构

主体性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来的。他的“我思故我在”阐明了自我意识的位置。后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他者”概念，形成了主—奴交互性观点。到20世纪，自我主体逐渐消解，只能在他者身上寻求主体，于是主体间性与交互主体性进入我们的视野，这种主体间性要求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开启了主体之间和谐共处、平等对话的新模式。生态女性主义借鉴已有的主体性理论，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男性—女性、人类—自然等二元对立的观点，重构男性、女性和自然的主体身份，从而“通过文学研究对文学创作、进而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批判，改变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边缘化’地位，唤醒人们的生态整体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一个包容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存在的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世界”。[6]在老舍小说《二马》中，他塑造了理想化的英国女青年形象凯萨林，凯萨林认真好学，自强不息，追求事业之心绝不亚于男性，她对人生的看法是：“人生，据我看，只有两件快活事；用自己的知识和得知识！”[7]因为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也就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自由，李子荣曾赞扬她心里有根，她愿意和一个男人一块住，她就这么办了，她有她的自由，她能帮助他。她不愿意和他再混，好，就分离，她有能力挣饭吃。有能力挣饭吃是女子独立的关键。

老舍先生在小说中明确地表现了他自己的一种性别意识以及一种理想中的男女关系。首先，女性在社会中是独立的，这种独立不光是经济上的独立，还有人格上地位上的独立，是一种社会对她们的认可以及男性对她们的尊重，社会不能由某一性支配，是共同使之发展进步的。其次，男女双方是平等的，彼此平等的相处，平等的交流，男女双方从一开始就该是相互依存，一方存在于另一方之中。女性要建立自身的主体性，打破二元对立的羁绊与束缚，真正意义上实现自我，建构自身主体身份，从失语、缺席的状态中重新定义自我价值。

作者：贺雨涵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