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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墙纸中的女性主义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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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墙纸中的女性主义论文

一、理性与非理性

小说中“我”的丈夫约翰是一位典型的将“理性”奉为圭臬的“大男人”。不论“我”提出任何请求,他总能找到“合理的、理智的理由”拒绝“我”,而且这些理由听起来似乎都出于对“我”和“我”的健康着想。为了让“我”尽快恢复健康,我们来到偏僻的乡下租了几间祖传的厅房。实际上,这座房子近似一座监狱。它“远离公路,距附近村落也有三英里之遥,……这儿有篱笆、隔墙和上锁的围墙大门”。“我”始终觉得这栋房子有鬼魂出没,有些奇特之处。约翰却只认为“我”感觉到的是一阵风,于是他关上了窗户,完全置“我”的感觉于不顾。为了让“我”呼吸新鲜空气,他选了顶屋的婴儿室作我们的卧室。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间房子,虽然四周都开有窗户,可是窗户都钉上了栅栏,墙上的墙纸破败不堪,而且其颜色令人反感甚至恶心。“我”想要住在楼下的房间———面朝阳台,窗台上摆满了玫瑰花,门窗上挂着精致的老式印花帘子。约翰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因为他认为这间婴儿室更有利于“我”的休息。总之,在“我”调养期间,“他考虑得细致周到,对我充满爱意,没有他特别的指示,我几乎不能动弹一下”。“我”只好按照他的安排行事。这一切说明了约翰一直用自己的“理性”否认着“我”的“非理性”,而“我”却似乎一直是柔柔弱弱地顺从着约翰的“理性”。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四川大学陈霞教授在其《道教贵柔守雌女性观与生态女权思想》一文中指出,“柔弱不是一种结果,而是一种策略,这是雌性反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尊重理解这种方式,在对待自然和社会时,不要盲目进取,以强力征服自然,也不要用暴力不公压制女性,反而能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笔者认同陈教授的观点。另外,生活其实离不开非理性。“现实生活的世界变化万千,冰冷的理性并不能解释一切。”“人的生活离不开非理性的情感,哪怕有些情感令人觉得‘古怪和疯狂’。”

二、主体与客体

虽然小说中吉尔曼对花园的描述只是寥寥数笔,但却明显表达出她对“如画美学”理念和“荒原美学”的驳斥。“这两种美学理念中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和统治自然的观念,也暗示了自然是一种能源,是被人消费的客体对象。”[2]小说中“我”看到的花园是这样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花园———规模宏大且绿树成荫,园中到处都是两边植满黄杨树的曲径,头顶上树枝交叉,形成一个个长长的棚架”;“花园里那些浓荫如盖的神秘的棚架,长得发疯似的不合时宜的花卉”。这个所谓的花园只不过是自然的复制品,处处显露出人为的痕迹。它规模宏大说明了“人”可以随意、任意地去裁剪自然。“人”为了营造一个更惬意的休闲环境而生产的。“在生产过程中,人依然是主体,是生产者或管理者,自然是客体,是供人加工的原材料,主客体之间没有对话,一切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和如画美学的美学理念来加工生产。”上述的“人”统指父权社会中的男性,因为当时的女性根本无缘于建造“人工花园”这项活动,“花园”中也根本没有女性思想和意志的体现。另外,花园中不合时宜的花卉发疯似的生长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当时的女性,女性生活在那个“不合时宜”的年代不被“人”理解,不被“人”尊重,压抑无奈而游走于“疯狂”的边缘。女人像自然一样被视为“他者”,还体现在小说的女主人公“我”儿时把“桌子”“椅子”当成坚定可靠的朋友。当“我”遇到困难或是感到不安时,“我”没有去寻求父亲和兄长的帮助,而是找到了“不会说话”的椅子。小说中的“我”常常这样认为,“如果其他任何东西都残忍凶悍的对待我,我就一跃跳入那张椅子里,这样就安然无恙了”。

三、精神与肉体

正如利用美学理念来随意裁剪和管理自然那样,男性一直用他们的价值规范和审美标准来约束和塑造女性。小说中约翰的妹妹便是男性成功塑造的他们眼中的“天使”。她是一名出色而热情的女管家,心甘情愿地帮着约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和约翰一样,她也绝对禁止“我”写作,因为他们都认为写作损坏了“我”的身体。但我不顾他们的反对,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偷偷地写作。对于小说中“我”的写作,学界大都从福柯的“话语就是权力”一说加以阐释,认为“我”之所以进行写作实际上是“女性试图建立话语权,建立自我,言说自己的行动”。[7]的确,写作在女权主义运动中确实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作家西苏认为,写作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主体的颠覆性力量。”同时,小说中“我”的创作心理也是值得关注的,在外界百般阻挠的环境中,促使“我”进行创作的心理动机究竟是什么?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指出:“生命力受到压抑所生的苦闷懊恼是文艺创作的根底。”这就不难理解小说中“我”坚持写作的缘由了。写作是小说中“我”抒发愤懑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约翰处处为“我”着想,实则是对“我”的想法和感觉完全置之不理。这是西方文化中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典型。约翰关注的只是“我”的肉体,他不允许“我”幻想,绝对禁止“我”写作,从而达到了他在思想和精神上对我的统治。

四、太阳与月亮

太阳/月亮、日/夜原本是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却也被列入了隐含等级制的二元对立思想行列。太阳象征着雄性能量,即男性;月亮代表雌性能量,即女性。小说中的“我”在屡次请求更换房间遭到拒绝后,慢慢习惯了那间婴儿室,后来甚至喜欢上了它,可能是由于墙纸的缘故吧。因为墙纸让“我”不再孤单,“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琢磨墙纸上的图案以及墙纸后面的东西上。有趣的是,在日光和月光下“我”所观察到的墙纸后面的东西完全不同。起初,“我”一直捉摸不透墙纸图案后面那模糊不清的图案究竟是什么,后来凭借月光的照射,“我”可以确定那是一个女人。“在日光下,她显得顺从娴静”;[4]在月光下,她会略显疯狂:要么极速爬行,要么猛烈地摇动图案上的栅栏,试图从图案里爬出来。图案后面的女人不就是小说中的“我”吗?白天,“我”非常安静:要么偷偷写作,要么睡觉。夜晚,月光下的“我”才能大胆的去解救那些被图案所禁锢的女性。

五、和谐共生

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和谐,以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永续共生。对于小说结尾处的“我”将钥匙扔掉,笔者认为,这一细节安排恰恰彰显了作者吉尔曼的生态女性主义和谐意识。妇女要解放,还要唤醒人类的另一半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不能孤单奋战,男女两性要共同努力去解决两性问题。[7]首先,约翰并没有直接用斧子将门强行打开,而是听从了“我”的话去寻找而且找到了钥匙。与小说开头约翰对“我”的话语完全置之不理相比,这至少预示了约翰作为男性开始慢慢听取女性的话语了,并且给予了女性言语的机会。其次,约翰打开门后看到眼前的一切,并没有直接将“我”带去治疗,而是昏了过去。也许,昏厥预示着新个体的重生;又或许,昏厥暗示了男女两性的关系问题将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作者:徐雯雯单位: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