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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寻求两性和谐生活,渴望心与心的交流
(一)寻求两性和谐生活《包法利夫人》悲剧意识的魅力是主人公爱玛持久的反抗意识与对理想的不懈追求。爱玛所处的时期正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爱玛在当时算是在思想上具有了女性觉醒意识。当时的巴黎出现了很多的女性俱乐部,这些俱乐部一直在追求两性之间的平等,争取女性的就业权与教育权,这些理念在爱玛的身上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是这些超前的理念,并没有被她生活的外省人所认可。爱玛生活的外省,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模式,女人应该在家里照顾丈夫与孩子,特别是已经结过婚的女人,更应该将身体、美德全部奉献给自己的丈夫,为其生儿育女,并承担家里繁重的家务劳作。这实际上是当时男权社会下女性角色定位的集体无意识。爱玛特别想要一男孩,她认为生了男孩才算是有所作为,才能摆脱过去。在爱玛的世界里,她认为男人是自由的,能尽情去感受喜怒哀乐,到处游玩,抓住幸福,但是对于像她这样的女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她不仅失去了活动能力,还要受到别人的摆布,身体只能靠法律来保护。[1]爱玛对自己孩子性别的观念,正说明其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也说明了爱玛头脑中存在追求自由、强调平等的女性主义萌芽。从这里就可以发现,爱玛并不是像男权社会中完全温柔顺从的女人那样,其敢于冲破世俗的理念,敢于打破重重阻碍,去体验多种激情,追寻那梦寐以求的幸福,这些浪漫的理想中包含了属于主体本身的自我意义诉求。夫妻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是心有灵犀,也就是心灵之间的默契,但是爱玛与丈夫之间缺乏这一默契。爱玛与他的老公包法利医生间不存在交汇点,也就是两人之间的结合是矛盾对立体,虚幻的浪漫与平庸间的矛盾,缺乏心灵上的沟通。包法利医生并不怎么懂得浪漫,这对于充满虚幻浪漫、感情丰富的爱玛来讲无疑是一种打击,导致其性饥渴,情感与精神上异常寂寞。所以,爱玛在修道院读过的关于浪漫情人的故事形象,经常显现在其面前,令她整天都在企盼,在未来的某一天能遇见一位能让其获得全新体验的男子。这一虚幻想法从实质上来讲,是现实生活中情爱与得不到满足的心理反映,这是爱玛不断探索两性生活和谐的最终体现。
(二)渴望心与心的交流在男权话语下,女性渴望寻找精神上的安慰,能实现男女之间的彼此交流。爱玛以前非常希望能获得较为完美的婚姻,能实现心与心之间的交流。但是,当时法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使女性都患上了“失语症”。虽然爱玛也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听自己的倾诉,但是爱玛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就好比天上的云彩一样,让人捉摸不定,不知道该如何去向男人倾诉?再加上其丈夫包法利先生不能真正理解她,还想当然认为爱玛很幸福。但那作为情人出现的罗道夫也不能理解爱玛。[2]当罗道夫在面对爱玛语无伦次的表述时,认为爱玛与别的情人没有差别。罗道夫认为,爱情与衣服一样会慢慢脱掉,最后露出了单调与乏味。虽然罗道夫是情场老手,但是其也不能辨别一样的话语表达不一样的情感,也不能真正读懂爱玛的心。男性话语权处于绝对统治权现实中,如果女性被限定的自由超出原本界定的范围的话,就变成了独立的挑选与追求,就会被冠以“厚脸皮”的恶名。在当时的现实社会中,大量的女性具有“失语症”,但还是不断努力追寻自己的梦。
二、尴尬境遇中追求爱情理想
(一)尴尬境遇中被消费的对象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限定为客观存在物,像一件衣服、装饰等,被当成消费的对象。《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爱玛与罗道夫的交往,充分表现了历史文化语境中女性所处的尴尬境地。罗道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地主,流连于风花雪月里的情场高手,两人之间交往完全是因爱玛的美貌。小说中对爱玛美貌的描述,能让人们看清楚罗道夫的本真面目。就连罗道夫在思念爱玛的时候,也将对爱玛的喜欢看成是对一种美丽物品的喜欢。甚至他在购物的时候,还忍不住将爱玛与以前的情人进行全面的对比,在罗道夫的心里,爱玛就是一件能让其神魂颠倒的商品。爱玛实际上成了诸多商品中比较显眼的一件。爱玛被罗道夫当成是消费的对象,除了能满足其使用价值外,关键是实用价值高,也就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罗道夫的虚荣心、新鲜感以及情欲感。在罗道夫看来,与他以前交往过的情人相比,爱玛真诚,没有放荡成分,这对他来说是新鲜事,不仅能很好满足情欲,更重要的是周全了其自尊心,从与爱玛交往的过程中,其发现这场恋爱还有乐子可寻。所以,罗道夫疯狂地去占有、控制、驯化爱玛,他根本不关注爱玛的羞耻心,而是将其改变为堕落与顺从。作为被消费对象的爱玛终究还是招致了罗道夫玩弄之后的遗弃。在男性为主的话语权社会中,女性就成为价值的客体。并且女性形象成为男性话语权中的“能指”。爱玛在和罗道夫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成为客观存在物、被消费并在厌倦之后丢弃的废品。另外,在爱玛与其第二个情人莱昂交往的过程中,那种被消费的对象、尴尬的境遇也表现得很明显。实际上,在男权话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爱玛只是成为感官消费的对象、短暂的情欲消遣品罢了。
(二)积极寻找爱情理想实现方式爱玛追求爱情理想的方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性,也具有普遍性。年轻时期的爱玛实际上具有独立性,她能够自主选择丈夫,并且长期的修道院读书生活,让其更加明白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女性要实现其理想,必须嫁给一个好男人。因此,其将对未来所有理想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丈夫身上,少女时期对爱情、生活的憧憬能通过婚嫁得以完成。然而,事与愿违,平庸的丈夫让爱玛屡次失望,最后到了绝望。爱玛想从其丈夫的成功中获得心理方面的慰藉与补偿,这实际上符合当时女性的心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预见,面对这样的婚姻,有强烈追求的爱玛并不会安于当前没有任何激情的生活,其渴望获得爱,要实现其理想与追求,就必须将其转嫁到第三者身上(包含情人或者女儿)。爱玛在对丈夫包法利医生彻底绝望之后,其将理想转移到生儿子上面,能生儿子的愿望对她来讲是非常强烈的,这预示其将成为社会主流,然而,如果生女儿的话,就会再次无奈地在男权社会里无休止地挣扎。当自己的女儿降生后,其转嫁的理想便破灭了。但是,在经历打击之后,爱玛并不甘于命运,而是仍旧充满激情与幻想,并且将理想再次转嫁,这次她选择了成为别人的情人。爱玛寻找情人的根本动机是想超越现实,本质是实现自我的超越,本能性地追求美好的生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超前意识。爱玛在这样的动机下进行行动,在男权那无奈的社会中去反抗、挣扎,不断去寻找理想的寄托。所以,爱玛的悲剧的可贵之处在于向人们昭示其反抗意识与对生命的不懈追求。从这里可以看出,爱玛所做出的一些叛逆行为,有了科学合理的解释,这是出于女性本能方面的要求,况且爱玛是个性张扬,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其代表了当时女性的内心的本真意愿。只有激情的个性,才使其对性欲、对爱情等方面表露得更为大胆与直接。
总之,爱玛身上蕴涵了合理性的因素,她敢于发出对女性解放的呐喊,积极寻求两性和谐生活,渴望心与心的交流,在尴尬境遇中大胆去追求爱情理想,所有这些并不是属于爱玛一个人的,更是属于当时所有女性的,爱玛成为追求女性解放的典型代表。
作者:武燕燕张静瑶单位:邢台职业技术学院邢台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