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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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屠城

④土肥原贤二在下令攻城时，同时宣布了攻陷成安县城后屠城7天的邪恶命令。1937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入城后的日军对无辜群众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军杀人方式多种多样且极其残忍，他们将在“万字会”躲藏的几百名群众押解到文庙东的大坑里，用机枪扫射的方式将这些群众集体杀害。城内东大街路南三间大屋内，藏有100多名逃难的妇女儿童，鬼子将该屋的大门锁住，在外边堆满柴草，浇上汽油，将这些妇女儿童全部活活烧死。当时北街有许多被日军杀死的中国群众的尸体，有个不到两岁的婴儿爬在一个妇女尸体上边哭边吃奶，一群日本兵围着小孩狂笑不已，后来两个日本鬼子残忍地各拉住孩子的一条腿撕成两半，扔出去一丈多远。日军除了疯狂杀人外，还对城内妇女肆意污辱。在三圣庙前，一群日军肆意轮奸一位17岁的少女。南街王家楼上的一群日军，一边饮酒，一边污辱他们掳来的4名年轻的妇女。不仅如些，日军对年纪较大的妇女也不肯放过，一个50多岁的妇女也没有逃过日本鬼子的百般折磨与蹂躏。除了对活着的人予以残忍的杀害外，日本鬼子在城内还集中了一批被他们杀死的男女群众的尸体，脱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摆成跪着、仰着、立着的各种姿势，供他们恣意取乐。面对日军在城内烧杀奸淫，城外的中国军民义愤填膺，农历十月初四进行一次反攻。此次反攻虽然失利，但杀掉了100多个鬼子。事后，为了报复中国军民的此次反攻，鬼子对城中剩余的百姓再次进行野蛮的屠杀。两次屠杀，在城内共杀害群众3718人，在城外附近的高庄、范耳庄等村杀害群众1600余人，合计共5300余人。

二、文化心理分析

抗战爆发时，中国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内容颇为博大精深，在自身神道、中国儒学、佛教、西洋文化等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也是自成一体，要从两国文化的整体上考究某一历史事件，难度非常大。另外，对于一个具体问题，从文化的不同的角度、不同方面出发来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也会各不相同。因此，在从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对成安惨案进行考察时，我们也只能在中日两国民族文化中撷取与惨案有关的方面来对此次历史事件进行概要的分析和探究。我们先来考察此次历史事件中中国军民的普遍心理。成安作为华北平原南端的一个农业县，人们在世代的农耕生活中形成“忠厚、诚实、坚忍、耐劳”的精神特性①，具备这种善良秉性的人们在平素的生活中一般也是各守本分的，那么这样老实、本分的成安人民为何会对日军的进攻给予激烈的抵抗，解释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考察我们中华民族群体的文化心理。具体来讲，此种现象缘于以下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其民众的内心隐伏着较大的爱国热情，同时中国人身上也具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文化基因。民众身上的这种文化心理一旦以某种方式被点燃以后，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像中国历史上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一样，为捍卫民族和自身的尊严，即便举城赴难，也在所不惜。成安抗战前，从北京回乡的大学生李国良（共产党员）等人组织志成小学、模范小学等学校的师生，到集市上游行示威、演出文艺节目、张贴标语，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以揭露日寇的滔天罪行，唤起民众抗日激情。各学校还组织学生，进行劈刀、刺枪、野战等军事训练，教唱抗日歌曲，提高学生爱国思想。爱国教师李藻每逢节日，就在大街上向群众进行演讲，宣扬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讲述日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倾听演讲的群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商震部路经成安时，在文庙前放抗战题材的电影，揭露日寇在我国东北的暴行，更激起各界人士对日军的仇恨，增强了抗战的决心。这样一来，在成安县城乡之间弥漫着一种爱国和抗日的激情。这种激情催发了成安军民对日军的英勇抵抗并对日寇造成大量的杀伤②。其二，在战斗、惨案发生前，群众又对政府官员、民间及家庭权威表现出了一种服从的心理。河北省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肥乡等地，没有发生民众参与的抵抗，主要缘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抗日态度，上述地方的政府官员面对日军的进攻，一般都选择了逃命的方式。与上述官员不同的是，当时成安县长李熙章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政清廉，在当地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信。此人积极主张抗日，他把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警察组织起来，又把当地群众组织、武装起来，这些群众武装与守军一同巡逻、站岗、守城。这样，群众服从于当地权威———政府的号召、组织，也选择了抗日的态度，进行了抗日的行动。日军屠城前，政府未下达疏散群众的命令，群众虽然心理忐忑，但多数没有逃亡。另外，当日军已经开始屠杀后，一些群众因未得到官员或家长的指示，依然没有逃跑，例如，县城里有一个商户，由于其父让他看护铺面，其严遵父命，在日军开始屠城后，未及时逃跑，结果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③。上述心理的形成源于儒学的“忠”“从”思想，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也是衡量中国人是否善恶的标准，作为其核心的礼义忠信等思想已深入中国人的骨髓与血液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引导着中国人的行为。在封建社会，由于中国实行家天下制度，儒家核心思想忠君与爱国融为一体，具体表现为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忠君。辛亥革命后，皇帝虽然不存在了，但“忠”的思想依然延续下来，表现为忠于国家。“从”的思想，在中国也源远流长，集中表现为儒学的三纲五常，即臣从君，子从父，妻从夫，进而扩展到服从身边的权威，即家长、老师、上司等。遇到事情，听从这些权威的指挥，在他们的安排下行动。

另外，城内的中国民众缺乏对日军的应有认识，存在一种想当然的心理，以自己以往的常识、经历、行为标准来断定日军的预期行为。如城内老百姓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逃亡，即是因为多数老百姓想当然的认为日军的作战对象为中国军队，不会杀老百姓，但日军进城后屠杀的对象就是这些老百姓。一些群众认为逃入慈善机构所在处，日军便会放过他们，但日军没有这种观念，对万国会、教堂内的中国群众不假思索地进行集体屠杀。下面，我们考察一下侵华日军在制造成安惨案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心理。日本的传统文化不同于西方欧美等国传统的“罪恶感文化”，西方的“罪恶感文化”源于基督教信仰，其核心思想认为人生而有罪，人的一生要用善行来为自己赎罪，这样死后方能进入天堂，永远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否则只能沦入地狱，受无尽的煎熬与折磨。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即决定人们做某事或不做某事的标准为行动的后果是得到耻辱还是获得荣誉，这种“耻辱感文化”所具有的价值观念、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均不包含有罪或无罪的观念，在他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因负罪感而产生良心上受折磨的心理现象。攻入成安县城的日军，之所以毫无人性地大肆杀戮中国百姓，在于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这种的观念，即这样做是犯罪，这样做以后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自己的良心会因负罪感而受到折磨。这种“耻辱感文化”在战时约束不了日军屠杀平民的行为。而在西方，战时射杀平民是犯罪的行为的观念却是深入人心，二战后，欧美等国家对在战争中犯有射杀平民罪行的纳粹分子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不懈追捕，即使有些纳粹分子潜藏至非洲，或即使他们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一旦确知他们是犯有战争罪行的纳粹分子，依然会将他们绳之以法，给予相应的惩罚。

抗战时期的日本除了“耻辱感文化”外，“武士道”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的行为方式。二战时期的日军遵循“武士道”的价值标准，以此来指导其行为，并衡量他们行为的是非、善恶及对错。日本的“武士道是经过一千年的演变而成长起来的”①，作为一种武士阶层的道德规范其内涵包括义、勇、后、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内容，贯穿上述内容的核心支撑理念是为“主君”舍命献身的“死的觉悟”②。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古典著作《叶隐》即着力宣扬武士应为其主君“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无犹豫地死”的精神思想，人们一般会认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中国传统观念中也包含有“人命关天”的内容，武士道精神却与此正好相反，武士道对生“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③，即世上的一切都是幻象，惟有“死”才能让人看到世间的真实。众所周知，人类出于本能对生命有着天然的依恋，对死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为了在心理上战胜对死亡的恐惧，达到“死的觉悟”，《叶隐》一书中宣扬采用冷酷无情的训练方式来达到上述精神追求，例如，山本吉左卫门在其5岁的时候由其父指导，进行斩杀狗的训练，15岁开始斩杀人犯，一般武士也从14岁左右时进行斩首练习。另外，《叶隐》还记载了一起“折磨死”的事件，烧光人的体毛，剥掉指甲，切断脚筋，用锥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最后切开他的脊背，将滚烫的酱酒浇入其中，使其躯体折弯而死。这种残酷、不人道的训练方式对武士来说，可达到以下效果：其一使武士养成杀人不在乎的习惯；其二是在武士不自觉的状态下将残酷、不人道的思想注入其性格和血液之中；其三为达到武士“不要自己的命”的精神终极追求。另外，日本民众还有一种民族自信与优越感，认为其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尤其优于亚洲的其他民族，这种优越感来自于其本身的传统文化、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传统文化思想上，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民族是神的后代；其二，由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没有经历外族的征服和统治，因此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血统比较纯洁；其三，在经过“明治维新”后，日本人认为他们进入了与西方社会一样的“文明社会”。此种民族优越感引发了日本人轻视亚洲其他民族，尤其鄙视中国的心理，在形容中国时，日本人的文字中充斥着带有贬义和侮辱等感情色彩的词汇，例如，“支那”、“东亚病夫”等词汇。另外，由于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日本民众普遍认为中华民族为一个保守、愚昧、落后、懒惰、不求上进的民族。抗战时期，日本政府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宣称他们到中国是帮助弱势的中国人脱离西方白人的奴役和压迫，当时侵华日军士兵人手一册的《士兵必胜读本》即充斥这些思想。这样侵华日军将他们自身的角色定位为中国人的“帮助者”和“解放者”，当他们的侵略行为遭到中国人的反抗时，他们便异常恼怒，在恼怒感的心理驱使下，发生了大量虐杀中国军民的残暴行为。正是在无罪感文化、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鄙视弱势民族及他们对中国军民反抗的恼怒等心理因素的牵引下，侵华日军才会在成安县城内毫无罪恶感地肆意地用机枪扫射群众，用火烧死妇女儿童，将吃奶的小孩撕成两半后高兴不已，也才会有类似南京沦陷后两名日军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之类的现象发生。

三、余论

成安军民在爱国激情下的影响下对进攻成安县城的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并给日军以较大的打击，虽然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终向世人证明了中国人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意志和传统。侵华日军对成安居民非人性的屠杀，虽然一时满足了初次战败后报复成安的兽欲，但只能逞一时之快，而不能达侵占中国的长久之愿。抗战时期的日本作为当时的世界列强之一，其国力、军力远超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决定了在侵华战争中他们能占领我们中国某些地区，但侵华日军在中国成安、南京等地对中国百姓实施的暴行，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必然失败。此说的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日本人在中国滥杀无辜、对群众生命的肆意践踏的野蛮行径，违背了人类基本的生命准则，面对侵华日军的反人类行径，使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到日本是世界的共同敌人，为反抗这一共同的敌人，国际社会纷纷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大批善良的人们，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等，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援助我们的抗战事业，这种援助对作为弱国的中国战胜世界列强之一的日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二，抗日战场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日军、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三方政治势力对中国民众争夺的结果。日军在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争夺中国民众时，其具有一个先天不利的因素，即广大中国人民视日军为侵略中国的“异族”，与中华民族本非一体，因此对其具有一种天然的抵制心理。日军占领华北等地后，意识到巩固占领地区统治的“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①，为达上述目的须在政治上、文化心理上做一些工作，如对中国进行“大东亚共荣”等欺骗性宣传，但侵华日军在南京、成安等地的暴行造成的“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使广大的中国人产生了对日本民族强烈仇恨的心理，发出了“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呼唤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等对中国群众的欺骗性宣传终将会毫无效果。中国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当时的中国西南诸省）以“抗战建国“来号召群众，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江南等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采用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方式团结、组织、领导各界群众，在抗击日军残酷的扫荡中与群众结为血肉联系。这样，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均有长足的发展，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已拥有数十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军事实力达到国民党自取得全国统治地位以来的最高峰，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人数亦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90余万人。相比之下，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与中国民众始终处于对立状态，在战争的消耗下，其力量也日趋衰落。这样看来，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则为势之必然。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开始抛弃中国的儒学文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西方列强学习，极力追求“脱亚入欧”的目标。“明治维新”后，宣告已是“文明国家”的日本，随着其国力的上升，迅速对其近邻朝鲜、中国展开侵略行为。甲午战争的胜利及对朝鲜、中国东北的占领，使日本一步步陷入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随后在其全面侵华战争中，充满武士道、军国主义等思想观念的日军对中国人民生命尊严的肆意侮辱和践踏行为，不仅证明了其为“文明国家”的荒谬，也是导致其最后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陈静冀振中单位：河北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