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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典籍是世界各个民族普遍存在的一种文类,是一种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文类。民族典籍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融入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内容,是民间的文学宝库,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民族典籍的传统形态多样,包罗万象,涵盖了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具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担负着不可相互替代而又能优势互补的作用。比如,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被誉为划时代的古典文学形式,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精神文化的高峰,是人民伟大的创造,是堪与世界顶级的史诗如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的作品。这些都是其他民族相对缺少而该民族所特有的知识宝藏。各民族典籍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提供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新的认识世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与翻译的工作越来越紧迫。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性可言。
二、中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要素
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传播和软实力的增强,国家各项民族政策及措施的出台和落实,少数民族典籍译介与文化传播显得越来越重要,译介队伍日益壮大,译介水平不断提高。
1.民族典籍翻译发展之契机在国际竞争中,文化的作用已经和物质财富同等重要。近年来,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严重逆差,同中国的文化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比如:在版权贸易方面,引进与输出比是10:3,长期如此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文化安全。为此,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7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产业,增加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增进世界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了解认同。之后,国家文化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于2012年5月了《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强化文化在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的独特作用,树立“文化中国”新形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可见,党和政府把中华文化发展与传播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化传播是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有利展示。文化的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西方强势文化来说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强势文化的单一化,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利用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空间,积极主动地与外来文化交流、沟通,发展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提供了契机。”[4]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民族典籍是具有世界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属于全人类。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
2.民族典籍翻译成功之策略民族典籍翻译应历经两个翻译阶段。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典籍是一种经历历史浓缩后带着大量文化信息的语料: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和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深厚的道德情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与中庸之道,人情之美的价值取向和含蓄蕴藉的风格追求。[5]民族典籍翻译过程是一个把古代汉语转换成现代外语的过程,经历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首先进行的语内翻译,即用现代汉语完整准确地理解典籍的古代语言原文。这是一个华夏文化系统内进行的翻译。第二阶段是进行的语际翻译,即用现代外语完整准确地表达现代汉语意思。翻译的伦理就是差异的伦理,翻译就是要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而不是用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去压制原文的他性话语。民族典籍翻译应实践跨学科和跨国界的合作。先是古意今解,然后才是汉译外。民族典籍往往是综合性巨著,涉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译者不可能对所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进行跨学科合作,方可有效避免专业性错误,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民族典籍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译者不仅需要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还要了解目的语文化习俗。因此,为了使典籍翻译既不失中国文化之真,又能自然地融入到目的语文化,就需要译者进行跨国界合作。在合作中,中国译者确保典籍翻译的“信”和“达”,海外汉学家进行修改润色,以达到“雅”的境界。
语言学家的共同见解是:每一种语言都是使用该语言民族交流思想的最佳载体。国际英语要描写中国社会和汉语本身,就得向中文靠拢,吸收一些汉语特有的表达法,成语、典故和修辞手段;反之亦然。民族典籍翻译应遵循补缺和异化的翻译原则。所谓补缺,即是通过翻译把译语文化缺乏的东西由源语文化拿来,弥补一方文化中的不足与缺陷。实际上补缺是翻译存在的理由和目标。翻译译语国家文化中匮乏的东西,对译语文化进行补足,借助翻译增加译语语言的表现力,这才是顺应译语读者的需求,翻译的作品才能有市场,翻译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为文化的千差万别,与文化紧密相连的语言不仅在句法上面有差异,每一词语也都存在着语义差异,译者很难找到相同文化意图的语言符号,难以做到文化再现。归化法翻译只能部分保留原文信息,交际效果会出现实际亏损。译者的任务不仅是替译语读者解读源语语言符号,而且还必须尽量把源语所携带的源语非语言符号即文化内涵传递出来。而这种传递只能是异化法翻译才能实现。[7]与过去人们在接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所抱有的那种抵御陌生和寻求认同相比,当代人们在接受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时所抱有的确是一种渴望发现崭新文化因子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心理。补缺和异化翻译原则是民族典籍翻译的最佳翻译策略。在民族典籍翻译中,由于对等词汇空缺(风水、冤孽、乌纱帽、护身符等)、文化要素空缺(儒、墨、道等观点)、文化距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暗含(走狗、松鹤、龙凤、外宣等)以及民族文化习俗(踩歌堂、姊妹节、清寨等)等原因,号称百万词汇的国际英语也会显得力不从心。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顺历史者昌。如果过分地坚持“原汁原味”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英国英语,更不用说美国英语了!何况中国少数民族典籍中有许许多多独一无二的东西,英语中连对应的说法都没有,何来英语的“正宗”之说?[8]凡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或独一无二的事物的翻译,都应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民族语言的风格。所以,为确保文化信息的准确传输,在过去积累的基础上,创造、收集、归类、提高、规范和利用具有较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的中国英语,甚至是“中式英语”的那些“新颖”词汇,不断地补充现有的汉英词典,建立健全一套中国英语的词库是历史的必然。中国英语的形成和发展是民族典籍翻译理据和方法的一个重大突破。
作者:于桂敏苏畅郑丹单位: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