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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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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的民族文化论文

一、斯库台城堡原型与英雄情结

据作者介绍,1960年代国家派出30余名优秀大学生和中学生赴阿尔巴尼亚留学,从而成为中阿友谊使者,后由于世界大势和中阿关系的复杂变化,始终坚守者寥若晨星。恩波先生50年来都始终坚持阿尔巴尼亚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保持同阿尔巴尼亚朋友的友好往来,密切关注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变迁。这一切,成为他写作《情缘》的坚实根基。《情缘》的写作时间自1968—2013年,所涉领域包括工厂、农村、学校、文学、艺术等,还有中阿间在文化、艺术、技术、工程等方面的交流,时间跨度大、包容范围广,成为了解和认识阿尔巴尼亚当代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然而,更为珍贵的是,通过这些宝贵材料对阿尔巴尼亚文化精神进行的深刻揭示。《情缘》在《自序》中讲了一个动人的神话故事:斯库台修筑城堡总是倒塌,一位老者对筑城的三兄弟说,趁他们的媳妇送饭时将某一位砌进墙里,可保筑堡成功;两位兄长不守信用向妻子报信,只有三媳妇如期赶到工地,她慷慨赴死时提出要求,砌墙时把右眼、右手、右脚、右乳留在墙外边,以抚慰幼小的儿子。这个传说具有丰富的精神含蕴,既有三弟的忠贞与诚信,又有三媳妇的牺牲精神和对儿子的爱,忠贞、诚信、亲情又紧紧围绕着修筑城堡的牺牲精神展开,便形成以牺牲精神为核心的包含忠贞、诚信和亲情的复合精神品格。这是一种英雄品格。如果把这一传说称为斯库台城堡原型,上述品格则是原型的精神内涵。荣格认为,原型是“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现象”,①是在人类最原始阶段形成的。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斯库台城堡原型作为阿尔巴尼亚“种族的记忆”,必然像照相的底片一样,在阿尔巴尼亚的历史进程中一代代地“显影”,《情缘》便精彩描写了历代的“显影”。在阿尔巴尼亚抗击意大利法西斯的战争中,培拉特地区党委负责人玛尔加丽塔与哥哥同时被捕,敌人对二人用尽酷刑后,将哥哥残酷杀害;玛尔加丽塔镇定地给哥哥梳理好头发,整理好衣服,傲然面对刽子手,敌人剁去她的双手,挖掉她的双眼,她仍然怒吼着申斥敌人。玛尔加丽塔之外,还有不屈的少年画家约尔丹•米夏、舍去儿子为游击队送信的德雷诺、把三个儿子送上前线的道黛妈妈、抱着三岁女儿跳崖的女英雄布谷丽……在和平建设年代里,年轻的母亲泽利哈带着三个儿子散步在斯库姆毕河边,突然发现两个女孩掉进急流,她镇定地放下三个孩子,纵身跳入急流救助女孩,女孩得救了,她的三个儿子却失去了母亲。此外,还有爆破英雄马拉希、巴依底姆,铁路工地抢救塌方的女英雄什库塔•瓦塔,山村的红花莱妮,保护森林的英雄依索福•普洛齐,飞行英雄罗兰德、巴尔都林,石油战线的希什尼,铜厂工人普兰格,水利专家格尼•杜切比,献身山村教育的光明使者伊里亚•齐奇……这些“显影”形成一条纵贯阿尔巴尼亚历史、横贯社会各领域的“原型链”,不仅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而且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让读者浮想联翩,激动不已。如同荣格所说:“一旦原型的情景发生,我们会突然获得一种不寻常的轻松感,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云载或超度。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起在我们心中回响。”

原型意识是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态,恩波先生何以能对阿尔巴尼亚的原型意识有如此准确得把握?我想,主要是恩波先生的“前理解”同阿尔巴尼亚文化精神有着心有灵犀的沟通和共鸣。阿尔巴尼亚山地和丘陵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三,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载,阿的2.74万公顷土地中,草场占20.4%,农地占27.4%,森林占45.3%。森林和草场占了主要部分,可见,古时的阿尔巴尼亚主要的生产方式是游牧和狩猎,同耕读传家的农耕人相比,游牧和狩猎人更具勇武精神和豪侠品格。这正是阿尔巴尼亚英雄品格产生的地域根基。恩波先生是辽宁人,属于中国关外的东北地区。东北虽有广阔的东北平原,却是游牧人的天下。那里有两个古老的民族,肃慎和东胡。东胡后裔契丹人建立了统治中国大半壁江山的辽国,之后的蒙古人统一天下建立了元帝国。肃慎的后裔女真人建立金国,将南宋逐至长江流域,之后的满人建立大清王朝,统治中国两百余年。辽、金、元、清以游牧精神打天下,具有尚武、豪侠的精神品格。如此,具有这种文化基因的恩波先生便不难理解阿尔巴尼亚的文化精神。更何况,恩波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在翻译中,不仅要对阿尔巴尼亚的语言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要比较、对照,寻找中阿语言文化“心有灵犀”的沟通点。不妨称之为“通感”思维。这种思维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他在讲斯库台城堡三弟夫妻的事情时,便联想到中国的“信”;在讲到少年画家约尔丹•米夏的事迹时,便联想到刘胡兰。他有一篇写南斯拉夫的散文《巧遇知音》,写庆戈与叶丽卡姐弟般的感情。结尾写道,笔者的姓译成塞语近“庆”,南斯拉夫人习惯在姓后加辅音“戈”,庆戈就是笔者。41年前,叶丽卡有一个弟弟与笔者同年同月同日生,“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杀害;我有一个与叶丽卡同岁的姐姐,朝鲜战争期间被美军炸死……“这就是我与叶丽卡亲如姐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妨说,这也是恩波先生理解阿尔巴尼亚原型意识的重要原因。地域文化的沟通和翻译家的“通感”之外,恩波先生还有一个“动力源”,即做一个“阿尔巴尼亚通”。1960年代末,恩波先生从阿尔巴尼亚学成归来,5个单位争着要人,最后由总理点名调到《人民日报》国际部专事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工作,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时,郑恩波先生还担任翻译,受到总理的肯定和鼓励。自此他便决心做一个“阿尔巴尼亚通”。即使在“”的日子里,他也潜心研究不止:大量收集阿文资料,将《人民日报》社订阅的阿文报刊分类剪成10大本剪报,买尽王府井外文书店的阿文书。中阿关系变冷时,又将王府井外文书店以及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书库的阿文书悉数拉到自己的家里;翻译阿尔巴尼亚的作品不易出版,他便通过阿文转译意大利、美国等著名作家的名篇佳作,多达十余种……不管世界环境如何变化,恩波先生都矢志不渝地走自己的路,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通”。

二、作为立意谋篇内在动力的澎湃激情

读恩波先生的文章,扑面而来的是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澎湃激情,它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烧得你热血沸腾。那是一种充满了真挚、热烈的爱的激情,它并非柔婉细腻之情,也非含蓄蕴藉之情,而是慷慨激烈的豪放之情。仔细研读作品便不难发现,这种豪放激情已成为作家立意谋篇的内在动力。刘勰曾说“为情而造文”,恩波先生是“用情”去“造文”。《情缘》的作品分为三类:抒情叙事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在抒情叙事散文中,作家的激情起着重要的结构作用。《自序•最美最甜的歌唱给我的阿尔巴尼亚兄弟姐妹》洋洋万余言,其结体谋篇,完全由“情”来推动。作品开始用“我爱……我爱……我爱……”的句式,介绍阿尔巴尼亚的树木瓜果;继而又以“阿尔巴尼亚的‘物’是如此丰美奇特惹人爱,阿尔巴尼亚的风光景色也是那样的清奇明丽”为转折,描绘阿尔巴尼亚的自然风光;然后写道:“最能使我对阿尔巴尼亚心潮翻涌、情海逐澜的,还是那些如松柏一般坚强、骁勇的老人,伟岸、挺拔的男子汉,风姿绰约、秀丽清雅的姑娘,英武剽悍、虎气生生的小青年,还有那面色红润、秀眉秀眼、聪颖纯洁的美少年”。以下引出的是对同学、老师、朋友的深切回忆。整篇作品的结构,循着作家的情感和思绪迤逦展开;激情成为整篇作品结构推进的强大动力。在报告文学中,恩波先生并不讲究现实描写的纯客观性,而是将真挚热烈的情感浸润在叙事中,带有很强的抒情性。其做法一是将激情注入叙述描写中,使情节和场景鼓荡着激情的风。《山鹰之国出征记》一文写送别场景:“第一批回国的中国人启程的那天大早,整个台里熙熙攘攘。阿基姆送来一大包无花果干,百什尼克擓来海碗大的红石榴一大筐。戈基姆提来3瓶上等的橄榄丸,托波拉里拎着一桶蜂蜜冒清香,异国兄弟手拉手不愿分离,一个个眼睛红润泪汪汪。”这里有阿尔巴尼亚兄弟的热情与慷慨,有中国援阿人员的激动与友情,更有作家面对着动人场景的热爱与激动。作家以激动心情描绘中阿友谊之情,中阿友谊之情又反过来强化作家之情。三种激情交织一起,生发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二是作家并不满足于“情感注入”,常常站出来直抒胸臆。《可敬可爱的“泥腿子们”》在描写土建工人战胜一场水泥搅拌车事故后,抒情道:“啊!那是风声鹤唳、令人胆战心惊的危急时刻,那也是土建队的师傅们高兴得怦怦心跳、眉开眼笑的幸福时刻,那更是我这个外行人心灵得到净化,感悟到什么是人生的美好与珍贵的时刻。”自然,这种抒情不仅仅是激情流淌,还有哲理升华和主题深化之效。在文艺评论中,恩波先生从不运用晦涩的理论术语,常常插进鼓荡着磅礴激情的描写性语言。如《阿尔巴尼亚文学揽胜》一文,开篇便写道:“人口300余万,土地面积不足3万平方公里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也很缓慢,但却出了个卡达莱———这个著有几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多部作品被数十个国家翻译出版的卡达莱,竟然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米兰•昆德拉、纳吉布•马尔福兹、大江健三郎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而且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阿尔巴尼亚文学和作家卡达莱的热爱之情。这样的行文使他的评论带有了散文特征。澎湃激情的鼓荡,使得《情缘》中的众多作品,不管是报告文学、抒情散文还是文艺评论,不仅展现着描写或评论对象的个性与风貌,而且活跃着作者的身影,他不仅以“隐含作者”、而且以自己的情感形象活跃在作品中,使作品带有了作家的个性特征。

三、作家、学者、记者三种视角相互交织渗透的艺术思维

初读恩波先生的文章,感到的是一位真诚而豪爽的朋友同你侃侃而谈,他坦诚、本色,推心置腹,没有任何矫饰,你旋即被他的激情吸引,沿着他的思绪进入他的生活天地,并没有想到什么艺术。然而,这正是一种艺术境界:“极练如不练,出色而本色。”恩波先生一生涉足三个领域:作家的创作、学者的研究和记者的采访。三个领域都取得可观的成就。集作家、学者、记者于一身的恩波先生便具有了三者相互交织、渗透的艺术思维。他的文艺评论极少时髦的理论术语,而且带有很强的“描绘性”,又渗透着浓烈的情感,有着鲜明的散文性;他的报告特写思维严谨,有时又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如《山鹰之国出征记》),带有明显的研究性;他的抒情叙事散文常常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从不拖泥带水,这又是新闻记者的风范。以下谈两点:

1.浓郁的诗情。虽然恩波先生在《情缘》中展示的是一位散文家的风采,但他骨子里是一位诗人。如前所述,在本书中无论是叙事抒情散文,还是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奔放的激情始终是立意谋篇的内在动力。这正是他的诗情的来源。《情缘》的诗情表现,一是发掘生活本身的诗意,予以精彩地表达。如《群山啊,勇士的摇篮》,写一身是胆的布谷丽,抱着三岁的女儿同意大利法西斯展开斗争,走投无路时,跳进深不见底的悬崖。然后写道:“后来人们编了一个优美的传说,说布谷丽变成了一只美丽的春鸟,每当春暖花开时,他就在山谷里唱起动人的报春谣。”一个月后布谷丽的儿子阿基姆在同敌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同一棵大橡树一起倒下。作家写道:“阿基姆牺牲后,从那棵树的旁边涌出清澈的泉水,人们传说,那是阿基姆的鲜血在日夜不息地涌出地面,滋润着这美丽的山峦。”在这里,惨烈的场面升华为美好的诗情。二是对诗歌辙韵的运用。恩波先生有深厚的诗歌造诣,他遍览中国古代、现当代诗歌,热爱民间说唱,也读了大量外国诗歌。尤喜合辙押韵、琅琅上口的诗歌,因而非常看重诗歌的韵律,甚至认为不押韵的诗没有很强的生命力。他对诗歌韵律有深入的研究。他在介绍翻译阿果里诗歌的经验时说:“于是我便根据他每首诗的内容选择不同的‘宽韵’和‘窄韵’进行翻译,短诗每首一韵到底,长诗每一节或几节一韵。诗人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之一的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充满圣洁、奔放的恋土爱国的情感,因此,我选用了‘人辰’宽辙韵,使全诗从头至尾音调高亢,情绪激昂,具有雄壮豪迈的气势。其他几首长诗,我也都运用了‘江阳’、‘中东’、‘发花’等宽韵,与这些诗健康向上、积极奋进的基调相吻合。‘灰堆’、‘一七’、‘姑苏’等闭口窄韵有利于表现深沉悲愤的感情,在本诗集中我也力图稳妥、得体地加以运用。”③辙韵,在《情缘》中成为抒发诗情的重要手段。作家精心构思的叙事抒情散文,都带上了韵脚,如,《自序》洋洋一万三千言,“言前”辙一韵到底;《东佳迭达,地拉那》,“发花”辙贯穿始终;《〈东欧〉礼赞》先用“由求”,中间交替运用“梭波”、“由求”、“姑苏”,最后以“由求”收束。在报告文学中,作家诗情迸发时,常使叙述文字带上韵脚,这些韵脚大多是“江阳”、“中东”、“人辰”等。从《情缘》所用辙韵看,“言前”、“发花”、“江阳”、“中东”、“人辰”收音响亮,适合表现雄浑激昂、热烈奔放的情感;“由求”、“梭波”、“姑苏”收音比较柔和,适合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情缘》的辙韵以响亮为主,以柔和为辅,可见恩波先生的诗情是“偏于豪放,不费婉约”。

2.简洁精到的“特写”。作为名记者,恩波先生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敏捷的艺术捕捉力,他能从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单刀直入地抓取生活素材,予以简洁的描述,如同摄影机的特写镜头,一个场景,一幅肖像,都富有特色地展示着现实时代特征,不妨称其为“特写”功夫。但恩波先生又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又深知简洁并非简单,直率并非直露,文心当曲折,还要曲以致深。因而他的人物、场景描写,简洁明快而又峰回路转,爽朗率直而又曲以致深。在《斯巴秀和戴代:我的两个阿尔巴尼亚弟弟》中,有一个“我”与斯巴秀会见的场景。斯巴秀是阿尔巴尼亚重要作家,刚经历过一番人生曲折。我向他索要曾出版的通讯集,他说那些东西“没有太大意思”,许诺送给我正在印刷的诗集。文章写道:“我告诉他我已经有了一本《斯巴秀通讯集》,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笑哈哈的问道:‘谁送给你的?’我告诉他是我自己为他剪报、装订而成的。他先是爽朗、开心地笑了笑。突然,仿佛恍然大悟了似的,紧紧把我抱起来拎了一圈,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郑,谢谢你的好意,我的中国大哥……’”首先,这是一个极其简洁的特写,仅110余字,却以斯巴秀的感情外露和“我”的略作含蓄将中阿两个民族的不同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其二,百余字的场景描写却用了曲笔:索要通讯集未果却说自己已经有了此书,不免给读者留下悬念,既然有了为什么还索要,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巴秀也询问谁给的。读者和斯巴秀都在山重水复中期盼着柳暗花明。其三,曲中有深意。解开悬念的过程也是主题深化过程。原来,在斯巴秀遭难的日子里“我”将它发表的通讯剪贴装订成书,以表示安慰和支持;当斯巴秀得知自己处在人生低谷时,远在异国他乡的恩波先生正默默的关注和支持着自己,心情怎能不激动?如是,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通过郑、斯间索赠通讯集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中有一段卡达莱的肖像描写:“当我跨进女工最多的装订车间时,突然从旮旯里摆着比人高的两垛书中间,走出一个与我年纪不相上下的青年人,十分热情地向我奔来。我一看见他那高高的身材,白净净的书生的脸盘儿,闪烁着智慧和灵气之光的一双黑黑的大眼睛和那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立刻就认出来了:噢,这不是当今阿尔巴尼亚文学界最走红的作家、诗人伊斯玛依尔•卡达莱嘛!”其中卡达莱肖像的描写不过一百字,却设了两个悬念:一是从两垛书中间走出来的知识青年是谁?二是卡达莱何以来到这里?当谜底揭开时,一个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的作家的形象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情缘》还有许多值得赞扬之处,比如《响彻寰宇的中华之声》那组报道援建工人的文章,除第一篇概括描写之外,其他各篇或写领导,或写“泥腿子”,或写集装箱工人,或写女工,或写能人……如同作家所说,“每篇文章的写法力争多视角,多变化”,绝不雷同。而这些文章合在一起,便展示出援建工程队的整体风貌。《情缘》也有需要修改深化的空间。比如,原型意识的开掘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激情鼓荡之下总是想把什么都说出来,语言的精炼性便受到影响。然而,写作也总是遗憾的艺术,没有遗憾的写作,似乎是不存在的。

作者:崔志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