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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下圈椅的嬗变与再设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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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响下圈椅的嬗变与再设计

摘要:获取圈椅设计中的文化内涵,指导当代圈椅再设计。以文化背景的变化为依据,辅以具体的文学、绘画等领域的作品为例证,分析了圈椅从起源到成熟的发展嬗变。以当代中式家具再设计的基本方法为指导,具体分析两款典型的现代圈椅设计。总结出圈椅由圈几到最终的明式圈椅的发展特征及当代再设计的基本方法、问题及解决方案。该分析可为中式圈椅的现代化再设计提供参考,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潮流更好地结合。

关键词:圈椅;发展;文化;再设计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家具设计也越来越讲究时代性与现代感,随之而来的是对传统文化底蕴传承的缺失,这反映在中式家具上尤为明显。圈椅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的集大成者,从圈几雏形的出现到后来明代圈椅的成熟,经历了悠久的历史沉淀,蕴含了“天圆地方”的阴阳学说、“道法自然”的人体工程学思想,彰显出一种以人为本、质朴真率的情怀。而反观当下的明式圈椅设计,传统的文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使中式圈椅的设计遇到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难题。解决难题的核心就在于该如何更加深入地挖掘圈椅设计中体现的古人思想文化,如何将这种文化传统与当代思潮巧妙结合,从而达到有机统一。这不仅是一个值得深刻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实践性问题,是值得我们去深刻思考的。

一、圈椅在中国的形成与嬗变

圈椅的特征十分鲜明,其淳厚朴实、恬淡典雅以及天然简约之美并非一日而成,而是经历过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必然结果。总体来看,其发展与嬗变主要经历了三个过程。

(一)“圈几”形态的起源魏晋时期,中国古代家具变化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魏晋以前,各式各样的家具类型已经出现,除了有俎、床以外,几、衣架、屏风等家具也涌现出来,尽管种类多样,但古人在家具使用上仍处于“席地而坐”的状态,低坐的姿态使古人受到极大的约束。魏晋以后,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化,佛教的引入使人们的思想在佛道影响下发生了很大变化[1],随着文化思潮逐渐脱离儒家一直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崭新的理念和思想在人们心中得以萌芽,古人注重弘扬个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曹植“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道出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更强于汉末游子的切肤之痛;阮籍的《咏怀诗》亦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魏晋风流在很大程度上培育了家具设计者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内在美,表现在家具设计中即为追求个人本性的流露,重视自我体验。自此,襟然跪坐的姿态逐渐向侧身斜坐、后斜倚坐、盘足平坐等姿态过渡[2]。圈椅雏形的起源可以从弯曲凭几谈起,如图1。它的几面为扁平状,线条的弧度缓和流畅,同时三条蹄形足加以支撑,设计简洁,木胎髹漆,宛然留存着魏晋时期名士“清羸示病之容”的风情。由其基本形态可以看出,凭几的使用方式变化明显,由放在胸前的靠椅发展为放置于背部或者侧部倚靠的靠椅,相比较于明展成熟的圈椅,其大致结构与圈椅的靠背弯曲弧度已经极为相似。

(二)圈椅雏形的形成到了唐代,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达到了鼎盛时期,经济的不断发展使手工业和文化交流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更好的进步。唐人恢弘的胸怀与对待不同文化的兼容心态为家具设计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环境。唐末至五代已经逐渐以高型坐具——椅取代了凭几的使用。李白著名的《长干行》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描写青梅竹马相互嬉闹之余,以“床”代指了椅子的形象[3]。此时圈椅基本的风格不同于后来明式圈椅的简约精炼,而是彰显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韵,从唐代的文化背景来看,不论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迂回曲折、深情绵邈的诗风还是“花间鼻祖”温庭筠稠艳细腻、绵密隐约的风貌,都在一定程度上给古人设计家具带来思考和借鉴。《张果见明皇图》出自元代画家任仁发之手,绘画中,从图2的唐明皇使用的座椅可以看出,唐代的圈椅整体造型非常浑圆丰满,细节装饰更是富丽华贵,多采用植物纹作为装饰的图案[4],凳腿处极尽雕饰,多运用彩绘与雕刻等工艺技术,正如唐代以丰腴雍容为美的贵族妇女,成为唐代独特的风景线。

(三)圈椅的发展唐朝灭亡以后,政局一度动荡,统治者安邦定国的诸多政策不仅带来了生活的稳定,更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跪地而坐的家具坐姿一度转变为对高型坐具的使用,并在贵族中得到迅速普及,随后在平民家庭中也得到广泛使用。此时圈椅的基本造型在保持交椅造型的基础上也有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宋代随着理学思想的盛行,文化氛围呈现出简洁平淡、工整隽秀的风貌,欧阳修与梅尧臣在时间维度上,最早提出了“古淡”和“平淡”的观点,“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不同于唐代的浮华,宋代的圈椅更注重比例的协调、造型的方正、线条的简约,给人清刚劲健之感,此时的宋代圈椅又被叫作“圆椅”,在细部装饰上仍可看出唐代雕润绮丽的风格,扶手和搭脑之间连接的线条缓慢流畅,扶手的尾部采用向后反卷的造型,圆润光滑,从整体造型来看已经大略可以看出明式圈椅的基本形态特征,较之于唐、五代的圈椅已经简化许多,圆与方的设计元素的结合表现出“天圆地方”的思想。在功能结构方面,宋代圈椅也已经考虑到使用者体验和感受,人在使用时,不论是背部、肘部还是腋下臂膀都得到充分的支撑,背部以及扶手的弧度一定程度上贴合了人体的曲线,提升了家具的适用性,如图3。

(四)明式圈椅的成熟圈椅经历了宋朝、元朝,进行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成了明代圈椅的繁荣与成熟。明代隆庆初年,海禁开放,优质的木材如花梨木、红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得到大量的引进,其具有坚硬的质地、自然美观的纹理,家具制作工艺得到更好的发展,不论是制作精密的榫卯还是加工更精细的线脚都显得游刃有余,由此促成了圈椅这类硬木家具在造型、工艺、结构上的创新与成熟。1.外观造型上半部分的靠椅和扶手在基本形态上仍与宋代圈椅极为相似,一体化的靠背与扶手顺势而下,弧线圆润光滑,椅背采用的倾角为100°,充分考虑到人体使用的体验感,人在坐靠时各接触部位均得到有力的支撑,如腋下臂膀、背部、肘部等。不同于宋代圈椅的是,明代圈椅在视觉上更讲究一种“稳重感”,在扶手的下方作为主圈曲线在垂直方向的衬托,均增加了曲线优美的镰把棍,靠背下亦采用垂直方向的支撑部件,增强圈椅的稳固。背板的设计也是别具匠心,多以“S”或“C”形曲线造型贴合人体背部曲线,同时饰有独特的卷草纹、如意纹等雕刻[5],简洁大气中又流露出精致的气息。圈椅的下方除去了宋代圈椅浮华的雕饰和一定弧度的曲线设计,更多地采用简洁有力的直线作为支撑,椅腿下端出现双枨,用以连接椅腿,上下直枨为罗锅枨,细部的装饰牙板、花饰、线角、总体的受力构件均赋予圈椅简约而不简单的外形构造,给人以极高的审美感受,如图4[2]。2.文化内涵(1)“天圆地方”的动静学说: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究“坐如钟,站如松”,明代圈椅立足于人类基本的坐姿要求,在“圆”与“方”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协调统一。以座面为分界线,仰视靠背与扶手,就会发现一个流畅规整的四分之三的圆形,而俯视座面以下的腿部支撑部位,又会发现其基本形态一变而为方正的矩形。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人的“天圆地方”理论学说,如果把圈椅的上半部分比作“天”,其所预示的浩瀚宇宙由众多璀璨的星辰所点缀,而下半部分的座面以及椅腿就好像是大地,日月星辰的运动始终是周而复始、永无静止的,而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大地则静止而稳定[6],这与圈椅满足人体的坐姿需求的设计不谋而合,在日常使用中,人体总是尽可能多地利用上半身进行交流、活动,比如手势的表现、表情的变化、言语的表达、头部的转动等,而作为下半身,则更多地发挥支撑人体的作用,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因此坐在方正规矩的座面上也不存在拘束过多的问题。而从更深层次思考明代圈椅的设计所想要表达的文化内蕴,则是对人的本性与规矩之间平衡的思考,这让人不禁联想到明代戏曲作家沈璟与汤显祖围绕艺术所产生的“沈汤之争”,“一方强调”“意”、“趣”、“神”、“色”,而另一方则注重严守音律;一方重立意、才情,另一方讲求艺术的内部规律。二者其实并无根本的对立,更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如果能达到完美的和谐,则反而可以推动思想的进步与艺术的发展。明式圈椅的“方”与“圆”的协调就体现了设计者的辩证性的思考与创新,给简单的家具赋予深刻的思想意蕴。(2)“道法自然”的人体工程思想:明代圈椅对尺寸的设计非常合理,从人体工程学角度来看,圈椅靠背与座面形成的角度有严格的限制,一般可以认为在形成105°角时人体的舒适度可以达到最高值,而大多数圈椅的椅座的尺寸也有统一的要求,一般座宽约为580mm,座深约为440mm,座高约为480mm,圈椅的整体高度约为1000mm[6]。这给人体提供了恰如其分的活动空间和支撑度,使双臂、后背、臀部、大腿等部位均得到充分放松,这种设计完美地彰显了《道德经》中所说的“人法天,地法天,道法自然”的思想,其讲究的是道,具体来说,是以宇宙本来的自然的规律为标准的,而庄子又认为人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的要求,以求得精神的愉悦,追求最本真的质朴素雅之美[7]。晚明中后期,古人对道的思考更进一步,王艮就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核心,将虚无抽象的“道”归结为平民百姓的日用常行[8]。此外,晚明文人李贽在著有的《童心说》中又有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何谓“童心”,即“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种人类固有的私欲看似与道家强调的“规矩”、“法度”自相矛盾,实则在明式圈椅的设计中达到了统一,设计者将自然需求看作规矩,将个人私欲看作法度,十分贴切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将人和自然的本质相通,由此将“人”这个天地间的生命与家具载体巧妙相融,和谐一致。

(五)圈椅的尾声清朝初年,出现了清式圈椅,呈现出与明代圈椅不一样的特征,圈椅发展由这个时期走向尾声。当时各地的政策均采取了压抑的方式,圈椅的整体造型改变不大,仍以明代的圈椅为传承,后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圈椅发展的外部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不论是政局的稳定还是进口木材的质地、价格均促进了清代家具的发展,此时的圈椅仿佛有向唐代家具风格回归的迹象,抛去了明代圈椅的简单朴素,一变而为雍贵厚重,线条仍是平直硬拐,但靠背的形状也不仅仅被设计为明代的矩形,同时细部也多了不少雕刻,体积较明代圈椅有明显的增大,装饰更加细腻繁复,圈椅逐渐走向了尾声,已不复往日明代圈椅的风采。

二、圈椅在当代再设计的分析与思考

(一)圈椅再设计的基本方法明式圈椅向来在中国古代家具中以“简洁”闻名,纵观当代家具设计,亦讲究“Lessismore”的设计理念,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有很高的契合度,而不同点又十分明显,相比较当代具有现代化的家具,明式圈椅又有其独立于现代化家具特色之外的结构工艺与形式语言[9]。针对圈椅的再设计现状,设计者的方向主要有两种,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保留明式圈椅原本的形态,在局部加以改造;另一种则是选取圈椅的少量家具符号作为基本的设计元素进行再设计[10],后者在当代家具创造中的运用更为广泛。将圈椅的设计元素提取出来,主要包括椅圈、靠背板、鹅脖、角牙、联帮棍、座面、大边、抹头、牙条、牙头、枨子、脚踏板、椅腿等符号,如图5。当代设计师在对圈椅的在设计中都不可避免地从这些设计符号中提取出一部分,变为当代家具设计的基本符号,同时进行文化的融合与形态的创新,以此达到传统意味与现代审美的充分融合。从具体方法来看,当代家具设计在文化传承的问题上,多采取符号重构、形态抽象、隐喻象征等方法来表达家具设计中丰富的文化内涵。符号重构主要是利用已有的具体的家具构件的基本形态如几何结构、榫卯结构等进行抽象化处理,采用重组的形式进行再设计。形态抽象则是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通过对形式美法则的再解读,采用黄金比例等理论作几何化的形式简化。隐喻象征即为强调较为抽象的情感内涵、精神品质等,将家具形态与象征物相联系,从而传达设计者的情感取向[11]。

(二)圈椅的现代再设计案例分析及思考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汉斯瓦格纳设计的“中国椅”,如图6。该设计提取了圈椅靠背与扶手的基本造型,简化了椅足之间的踏脚枨结构,将靠背和扶手也由圆柱形改为扁平式,如图7。提升了人体的舒适度,同时又省去了繁复雕刻的靠背板,将简约进行到极致,针对椅腿的再设计中利用纺锤形的椅腿取代原先的椅腿,并保留榫卯的工艺,在充满浓郁现代化气息的基础上彰显了天圆地方,方圆有度的思想神韵。这张“中国椅”极大地贴合了明式椅的神韵,与此同时摒弃了繁缛的雕饰,不论是在椅圈的弧线还是微微凸起的棱角方面都保留得恰到好处。同时,这张椅子不仅流淌着中国古典的“血液”,也彰显着欧洲的文化底蕴,对于欧洲人不同于亚洲人的身体尺寸和坐姿习惯,瓦格纳使用了皮质坐垫加以创新。其设计不论是在材质还是结构功能、造型装饰上都是对圈椅在当代再设计的成功之作。此外,著名设计师菲利普设计有“幽灵椅”(GhostChair),如图8。他在提取了圈椅的扶手符号后将其加以改造,由原本的弧形曲线变为直线型,靠背板也被加以创新,改为整块的圆形板,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于材料的使用较之之前的圈椅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使用的是聚碳酸酯高分子的材料,通过这种材料剔除了明式圈椅由实木材质带来的厚重感,全透明的椅身就和它的名字一样,轻巧灵动。椅子的椅圈形态圆润,本应该笔直的椅腿微微后翘,看上去仿佛是在随风飘荡,如图9。这些成功的设计案例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现代感中保留了一定程度的中式哲学,讲究的是“本原设计”,回归到为人服务的本原,人文关怀、功能需求是比外观更值得我们关注[12]。这些设计作品中“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理念并未被完全摒弃,我们从中多多少少都可以看出圈椅的“影子”,而能达到这种设计效果的最基本方法就是提取部分的设计元素,加以创新利用,或改圆为方,或变线为面,或采用替代性的新型材料,而达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在使用新型材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结合圈椅的传统工艺——榫卯结构,探究其在新材料上使用的可行度,从而使得榫卯结构跳出单一的木材范畴,向全新的材料运用的方向迈进,使具有现代性的圈椅设计不仅在造型上具有时代性,更在结构工艺上达到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13]。

总结

圈椅一直以来都是中式家具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其不论是线条的凝练简洁、风格的古朴典雅、还是造型的优美大方,都彰显了“内方外圆、道法自然”的为人处事原则,不仅是古代能工巧匠的精美之作,更是古代先哲文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刻地继承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参与家具设计与创新的优良传统。虽然文人的精英文化与匠人的大众文化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性,前者注重对文化底蕴以及审美境界的探索,而后者看重的是技艺的精湛以及法度的规范,但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无法相容,反而它们可以相互渗透,打破大小传统之间的隔阂,达到融合与统一[14]。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传统家具再设计时,我们并不提倡一味地模仿。时代的改变决定了传统的家具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需求,真正完美的融合与统一是在抽离古典家具基础上的创新,保留最具有价值的“典型特征”,包括基本的形态符号、结构材质等,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15]。主张对于当代圈椅的再设计,中国家具设计的局面仍处于尴尬的瓶颈期,我们总是在西方家具设计的洪流中失去了自己的方向,造成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断裂,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如中庸思想、“天人合一”等无一不对我们当代的设计具有极大的价值,家具设计更应当立足于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对传统与现代进行辨证性的融合,以达到中西方、古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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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晨 杨琳 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