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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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民俗文化记录的整理与建档状况

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深层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一个地区、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成文历史而言，民俗中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底蕴更为朴素丰厚。自古以来，我国就重视对民风民俗的记录和整理，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公派官员到民间对民风民俗进行采风的制度和传统，并将其载入历朝历代的史书、政书、类书、方志等官方典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民俗生活的丰富，民间逐渐出现了集中记录各地民风民俗的私人著述，诸如应劭的《风俗通义》、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干宝的《搜神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杨慎的《古今风谣》、广璠的《便民图纂》等等，此外民风民俗相关记录还留存于各类杂记、游记、文集、笔记等私人文献之中。概而观之，我国古代社会的民俗文化记录整理多依附于官方记忆系统，具有浓厚的政治属性和单一性。20世纪初以后，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传入，我国涌现出一批近代学者，他们对各地民俗文化展开了调查研究。以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的歌谣征集处、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的民俗学会为主要阵地，全国掀起了以民俗文化收集记录为主的调查研究活动，所获的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等多刊于各校报专栏和创办的《歌谣周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间文艺》等刊物上。随着对民俗实地调查的陆续展开，学会出版了一批民俗丛书和研究专号。此外，中山大学还建立了风俗物品陈列室，收集陈列民俗实物。民国时期，近代学者把民俗文化的记录整理活动纳入了学术研究的科学轨道，收集积累了丰富多样的民俗文献资料，但由于历史时局的特殊，资料大多散佚。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民间历史文化的调查、保护工作。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三大史诗调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民间文艺三套集成”等调研活动。进入21世纪，国家逐步启动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和研究工程，开展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等工作，建立保存了大量民族民俗调查手稿、照片、影片和实物等。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档”保护的要求。我国于2004年正式加入该公约，开启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记录和建档工作；2005年开展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证和命名工作，并正式启动首次全国非遗资源普查工作；201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法律上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要求。至此，我国民俗文化记录整理活动正式进入建档管理阶段，档案理论与实践经验成为民俗文化保护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2档案部门参与民俗文化建档及其现实困境

从实践层面看，我国档案部门较早开始了与民俗文化相关的档案收集整理工作，通过利用文字记录、录音、录像、多媒体等方式对口述历史、非遗等民俗文化进行收集整理和建档保护。近年来，各地档案部门积极主动收集整理民俗文化档案，如2013年甘肃省临夏州档案局专门抽调采集组，深入各县（市）、州直单位，以走访、实地拍摄等方式，采集反映临夏地方民族民俗文化档案的图书、照片、视频资料、电子文字等等。2014年，河南省新郑市档案局积极参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并对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进行了及时细致的整理归档。湖南省长沙市档案馆面向社会开展广泛的档案征集工作，截止到2015年3月，已征集到反映老长沙风土人情的老照片8200余张和各种地方文献、政策汇编52册等等。目前，档案学界提出了“民俗文化档案化”、“民俗档案”、“民俗文化档案”等概念，并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讨，民俗文化档案研究呈现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当前档案部门开展民俗文化建档工作，也面临诸多困境：一是民俗文化的剧烈变迁。在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正经历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剧烈而迅速的嬗变重构，甚至面临消失灭绝的处境；与此同时，大量的新生民俗不断产生。这既对民俗文化建档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又给建档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二是民俗文化档案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民俗文化档案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字档案，还包括照片、录音、录像、多媒体等。民俗文化档案表现为小集中、大分散的状况，虽在一定程度得到了集中整理，但仍然广泛分散于各部门和社会民间。三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分割。涉及到民俗文化建档管理的实际，参与主体不仅有官方的文化部、民委、非遗保护中心等政府部门，还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有学术性研究机构，也有广播电视、电影制作商、唱片公司等商业性营利机构，还有民间团体、业余研究者、民俗文化传承人等民间力量。目前，缺乏统一系统的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标准规范，多元分割、各自为政、互不相通的问题十分明显。四是档案部门的角色缺失。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档案部门应当承担起民俗文化的建档保护和传播传承责任。目前，档案部门虽然提出了非遗“建档”理念和要求，也是此类档案的实际参与主体，但国家相关法律政策却未对档案部门的角色予以认定，这导致档案部门介入民俗文化建档工作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对民俗文化建档工作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3构建我国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几点思考

3.1民俗文化档案与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民俗文化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构建起完整统一的民俗文化档案资源体系。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的首要问题是界定民俗文化档案是什么，进而明确它的建档范围，以便开展记录整理工作。笔者认为，民俗文化档案指有关民俗文化信息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原始记录。民俗文化档案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形成于民众的民俗文化生活实践，二是直接形成于对民俗文化的调查记录和研究活动。另外，在原始档案已经损毁或散佚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将以原始档案为基础编纂出版的书籍、期刊、报纸、非正式文献等作为档案补充资料纳入民俗文化档案资源体系中，真正体现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的可拓展性和创造性。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建档范围不仅应包括我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有关民俗文化的史书、方志、游记、笔记、家书、文集、文书及民俗绘画等，还应当包括近代以来形成的和当下不断生成的手稿、照片、录音、录像、实物及数字民俗文献等。

3.2集中统一与多元合作的构建模式当下，我国民俗文化建档参与主体呈现多地域、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等特点，民俗文化档案的收集意图、整理方法、保管条件、利用服务等都存在较大差异；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不断发展使得民俗文化数字信息迅速增长，并以大规模无序的异构状态呈现和传播。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需要对复杂多样、分散无序的民俗文化建档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然而，由于民俗文化建档的复杂特殊性以及社会环境、政策条件的限制，档案部门无法单独胜任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工作，而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下的多元合作构建模式。早在1928年，美国民俗文化档案馆第一任馆长罗伯特•W•戈登在开展美国民间歌谣收集时就曾指出这是“一项由众人参与的国家项目”。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构建离不开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具体而言，可以由国家文化部门牵头主导，由其统一规划民俗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确定相关的组织体制和规章制度，同时联合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部门为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构建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协作，并且利用信息通讯技术搭建多元合作平台，鼓励相关研究机构、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活动中，以实现多方力量的优化整合。

3.3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建设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建设，对于解决当下民俗文化档案实体的分散管理与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构建的信息整合之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是一个由多方力量共建共享的民俗文化数字信息平台、一个虚拟的民俗文化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平台和一个面向社会提供民俗文化档案开放利用的服务性平台，它不仅能对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鉴定、收集、整理、存储、交换、传递等业务进行统一领导和监督，还能对不同来源、类型、结构的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实现统一查询检索和多层次、多角度、多途径的开发利用。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具有多元性、集成性、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国家文化部门联合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关部门通过调研、立项和论证，统筹规划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建设，确定建设工作的总体布局和实施步骤，明确建设部门的组织职能和管理体制，制定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的标准规范等。其次，需要与计算机部门、专家和技术人才合作，联合建设数字民俗文化档案馆的网络架构、技术路线和软硬件配置，开发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适用的档案管理系统和软件，应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手段保证数字民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可信可靠、长期可用和安全等。再次，需要各地、各部门、各行业民俗文化档案文献实体相关管理者，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实施或者委托实施传统载体民俗文化档案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工作，建设多主题、多层次、多样的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库和库群，并实现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互通共享。最后，需要积极通过在线互动平台和移动互联等社交媒体与社会广大民众建立密切的互动交流，鼓励社会组织、团体和私人捐赠或提供数字民俗文化档案，支持并指导社会力量建设、管理和展示私有的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扩大数字民俗文化档案资源的交流传播。

作者：田丽媛 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