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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岁时习俗的表现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使居住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而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及婚丧嫁娶等民俗事象的描写,表现了浓郁的乡土情蕴,体现出东北民俗文化的动人之处。东北人民用黑土地赐予的智慧和食物为每一个传统节日赋予了鲜明色彩,读《属羊女》,读者会充分感受到异样的文化内蕴。腊月二十三小年,家家都会杀年猪,灌血肠,而亲朋好友之间互赠杀猪菜已经成了小镇人的保留习惯。过了小年儿,女人们忙着蒸面点,包冻饺子、包粘豆包。到了年三十儿,人们还要忙着迎灶王爷、上影。五月节时,小镇家家屋檐插上一排排的艾蒿,姑娘们缝针线荷包,扎小笤帚,图个辟邪免灾:《属羊女》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生动的东北民俗传统文化。东北的冬天寒冷而漫长,所以“猫冬”成了东北黑土地上的一种特殊习俗。猫冬——多么惬意温暖的字眼。大雪封山,人们像靠着火炉蜷缩着取暖的猫一样,在东北方言中“猫”也有“藏”的意思——藏在屋里热炕头上,打牌,摸纸牌,吸自制的土烟,抓“嘎拉哈”——由此形成具有东北特色的“火炕文化”。东北森林茂密,满族人还有游猎打围的传统,蝲蛄镇的男人大多都是狩猎高手。狩猎虽然会收获很多美味的野物,但也很危险,何大林就死于一次围猎。《属羊女》真实地再现了东北林区人们的原生态生活。除此之外,《属羊女》还为读者描画了生动传神的婚丧习俗。关玉河的婚礼完全是遵照关老爷子的指示按照旧礼热热闹闹办的,“新娘的炕席底下放上葱和松明子,这才聪明,再撒点芝麻、高粱,能节节高,撂把斧子,辈辈福。”[2]而小镇最长寿的老人关老爷子去世后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关老爷子下葬时,黄布遮着刺眼的阳光防止返阳,给其开光认准阴间的路,当听见“左躲钉,右躲钉”时,关老爷子寿终正寝了。于雷从文化与地域的角度表现社会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审美空间。
二、东北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
当年因为马车店店主用一碗蝲蛄豆腐救了清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命,所以乾隆爷将蝲蛄镇册封为清始祖发祥地,并迁来了三百户旗人。蝲蛄镇位于长白林区深处的偏远乡村,与世隔绝了几百年,解放后才进入人们的视野,小镇人封建保守思想严重,对新事物本能地排斥。县妇救会在蝲蛄镇进行妇女解放运动,想拆除代表封建思想的郎氏贞节牌坊,几个郎姓老太太在那整整守了三天三夜,还大骂“伤天害理”。关连山作为小镇的区长,想破除封建迷信,可关老爷子却翘着小辫子到处跑,还亲自或者煽动别人搞封建迷信活动。而装神弄鬼的大脚仙和赖嚎子,则为了一己私利制造谣言,阻挡文明的进入。东北偏居一隅,地理环境开阔,自然资源丰富,形成了东北人宽容大度、不斤斤计较的性格特征,民风质朴。关连山和何大林就是其中的典型。关连山作为小镇的权威人物,却难改粗人本性,遇到不满或棘手的问题,总要大声嚷嚷几句“扯不扯呢”。他语言虽然粗俗,但并不粗鄙,为人刚正不阿。何大林作为狩猎高手,体现了山民的威武和抗争意识,以及东北人的信守承诺和耿直讲义气。东北民众面对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压迫通常表现出执著的生命意识和倔强的生命力量,体现出一种心理上的强悍,这一点从陶曼与苏小石的爱情故事中得以充分展现。同时,东北这块“化外之地”较少受到中原封建传统礼教影响,女子表现更多的是野性泼辣、大胆奔放。“大花碗”是小镇公认的“有名儿的泼娘儿们”[3],郭惠娟身上则浸透着原始的奔放与野性,敢爱敢恨,不离不弃。在于雷笔下,很多形象被理想化了,表现了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黑土地的热爱。
三、丰富生动的东北民间话语的运用
一个地域的民俗文化,也可以通过语言体现出来。于雷从小生活在东北,耳濡目染了东北原生态的生活和语言,因此,作家在创作时能自觉运用方言这一民间话语资源,既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又形成了作家自己的个性风格。首先,东北方言形象生动,具有特殊的表现力。如关连山说何大疤瘌眼子“别他妈的叨木鹳子找食——靠嘴儿,把能耐得真使出来,扯不扯。”关老爷子反对关连山封“药王庙”和“娘娘庙”,在庙前嚎叫,关连山要拿枪崩了他,“吓得他一鼓肚子,把个红裤腰带挣断了,缝着白裤腰的黑夹裤差点没秃噜到脚跟儿。”其次,东北方言还表现人物的个性化特点。当马大哈哈问关秧歌儿到医院来干什么,关秧歌儿露出了无赖相:“俺屁股上扎根刺,俺想……”面对关秧歌儿的挑逗,郭惠娟一把拉住关秧歌儿的裤带往床上拽:“来,姑奶奶给你挑(刺),你把裤子脱下来,脱!”再如关老爷子:“狗日的,南蛮子,想在这儿扎根儿,还敢把房子盖到最东头摆浪!这不明明贬弄咱们臭糜子吗?关连山,臭小子还帮狗吃食,哎呀天哪,这些败家的子孙,咋都这样不着调哇……”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们可以从《属羊女》的字里行间倾听到久违的乡土乡音,触摸到尚未走远的民风民俗,给人一种本色自然、原汁原味的感觉。第三,自觉的乡土意识,使作家从文化层面关注东北生活,运用多种修辞手法开拓出艺术的新境界。如:“人们在为陶曼沸腾着,舌头像一把把烧红的柔软的剑,伸进了小镇那条狗肠子一样的小街。”
“傍年根儿的夜晚总是黑黑的,月牙儿不等太阳落山时,就先溜到山下面去享福,撇下那些星星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眨着眼睛,窥视着奇特的大地。”“车站里,火车像得了齁喽病,大口大口的喘着。”简单明了的语言,却传达出作者深厚的感情,传达出浓浓的诗意。东北这片土地上聚集了多个少数民族,其中满族居多。满族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交往过程中相互借鉴和吸收言语词汇。满语具有纯朴、直观、形象、生动等特点,反映了满族作为狩猎民族的民族特征。正是因为满语的精当凝练,富有亲和力,才使得汉族及其他生活在一起的民族更容易接受它,一些满语直接融入到东北日常方言中,并得以传承下去,形成了语言融合现象。如大宝才介绍马大哈哈时“马大哈哈是个江湖牙医,也会扎古点儿其他的小病”。这里的“扎古”就出自满语,是“诊治”的意思。再如“抓嘎拉哈”,“抓”在满语中应读“chuǎ”,是指把散落的东西捡起来,“嘎拉哈”是羊或猪的膝盖骨,“抓嘎拉哈”是旧时东北小女孩的玩具。其他如“旮旯”“寒碜”“邪虎”“邋遢”“啰嗦”“秃鲁”等也都来自满语,且按照满语的意思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词语都是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语言的产物,它们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东北的日常生活,《属羊女》体现了语言的融合性特点。于雷有着深厚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情结,乡音、乡民、乡土、乡情深深地烙在作家心中,并在作家笔下构成了一个个诗意的家园,作家始终关注充满苦难与深情的满族龙脉地,也正因如此,地域民俗文化成为《属羊女》的重要文化元素。
作者:孙淑芹李彦丽单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