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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悠久的历史
刺绣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工艺,在我国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至于苗族刺绣始于何时,史书无确切记载,也无定论,还有待专家们进一步考证,但从《后汉书•南蛮传》所描述的苗族先民“三苗”“好五色衣服”来推测,最迟在战国时期,苗族刺绣就已产生了。从现今贵州台江县施洞一带苗绣中的虎纹、堆纹、滑纹以及雷山县苗绣中的龙纹与历代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的鉴餐纹、蟠璃纹、夔纹、云雷纹的惊人相似,我们不难看出中原文化的史影。①唐代时苗族刺绣有了一定的发展,宋•郭虚若《图画见闻志》载,唐朝时“东谢”苗族“卉服鸟章”,可见其工艺相当复杂。当时的苗族服装上已经绣满了各种花鸟图案。到了明代,苗绣有了长足发展,技艺更加精湛,已有平绣、辫绣、数纱绣等数种针法。据嘉靖《贵州通志•平伐司》及郭子章《黔记》卷59记载,贵阳苗族喜欢使用彩线挑绣“土锦”、“织花布条”、“绣花衣裙”等。清代以后,苗绣的影响更大,见诸文献的记载更多,据乾隆《镇远府志》卷9、爱必达《黔南识略》卷12记载,黔东南清水江苗族的“锦衣”和“苗锦”都远近闻名。古州苗族刺绣也很多,据报道榕江县平永地方一户苗族农民家现在还保存着乾隆时期的绣满彩色花纹的男女苗装。②民国至今,各类图书对贵州、湖南、云南、广西、湖北、海南等地苗族的记载更是数不胜数。③苗绣已被普遍用于美化苗族人民的生活,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和工艺
二、精湛的技艺
刺绣是苗族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用于装饰苗装上的领子、袖子、肩部、围裙、头冲臼、裙子等部位,而很少作为单纯的艺术品。在苗族地区,刺绣在苗族妇女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八九岁起,她们便跟着母亲开始学习刺绣,到了十四五岁便成了行家里手,并开始着手为自己准备嫁装。可以说,刺绣技艺的高低既是衡量一个苗族妇女是否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准,也是苗族姑娘出嫁的本钱,直接影响到她们的前途和命运。苗族刺绣的制作方法和技巧较为复杂,就原材料而言,除需用各色彩线外,最具特色的是多使用自织自染的黑色亮土布。这种土布的制作工序繁多,最关键的还在于染布,它是用自制蓝靛,再加上黄豆水、红子刺根水等反复染十几次才成,而且每染一次都须不断捶打,染好的布显紫褐色,平滑发亮,永不变色。④用这样的土布制作出来的刺绣别具风格,韵味十足。就其制作技巧而言更是多种多样:有平绣、辫绣、堆花、缠绣、贴花等十余种针法。尽管苗绣针法种类复杂,但归纳起来主要分为平绣和凸绣两大类。平绣的制作方法是用彩线照剪纸纹样把图绣在黑亮布上,由于丝线盖在纸样上施针绘线,绣出来的纹样比平面略高而显浅浮雕感。其特点为针脚整齐,图案光滑,色彩上一般多以蓝色或红色为主色调,再配以其他色彩。平绣在贵州、湖南、广西、云南等苗族地区流行较广,其中以贵州清水江流域、云南文山等地尤为突出。凸绣的突出特色在“凸”字上,由于凸绣是在底布上先铺上多层剪纸而后施线刺绣,因而绣出的花样明显凸出,具有高浮雕效果。凸绣流行于贵州黔东、湖南城步等苗族地区。
下面简单介绍苗绣的几种针法:辫绣:先将十来根彩线编成二三毫米宽窄不等的小辫子,再用同色丝线按剪纸纹样或平或皱,一圈一圈由外向里地把小辫条钉在布上。其特点是层次分明,厚重粗犷,平铺的辫绣多用于便装上,皱铺的辫绣做工复杂,常用于盛装。主要流行于贵州台江、雷山西江等地。堆花:先将缎子剪成无数小三角形,再在一块布上把这些小三角层层堆成各种花纹图案,制成盛装的袖花、领花。流行于台江城郊、施洞、革一和炉山翁项一带。缠纹:先把剪纸铺在缎子上,再用两颗线两根针来回交替缠线而绣。缠纹的立体感强,但较费时费工,多用于装饰盛装的袖子。这种绣法现已不流行,唯贵州绥阳、施洞等少数地区仍使用。⑤除以上介绍的几种针法外,据不完全统计,苗绣还有结绣、给绣、贴花、打子、抽花、挑花等数种。从苗绣的许多绣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对苗绣艺术的影响。我国刺绣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辫绣的出现。建国后,长沙出土的战国织绣代表作“凤纹绣”就是用链环状针脚表现图案形象的辫绣作品。到了汉代,刺绣已有了平针、铺绒、辫绣等针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刺绣中还有“绢片贴毛”。到了魏晋时已有锁绣法绣的花鸟刺绣。唐宋时,随着刺绣范围题材扩大,针法发展也很快,唐代新创有缠针、平金、齐针、套针、贴绢、堆续和缀珠,宋绣又有滚针、施针、反哉等针法的出现。其他如丁线绣、网绣、纳纱绣、打子、锁边等多种针法也比较常见。元、明、清时刺绣工艺也取得很大成就,当时刺绣的品种很多,产品较好并且颇具特色的有苏绣、广绣、蜀绣等。⑥近百年来,我国的刺绣艺术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显然,古代刺绣艺术的这些传统技艺在苗绣中都不同程度地得以保存和发展。可以说,苗绣针法之繁多,发育之完好,技艺之精湛,在当代刺绣艺术中也属罕见。苗族刺绣是中国刺绣文化艺术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独特的造型
在原始社会时期,原始初民由于缺乏认识和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而人为地赋予了大自然中一切生物以某种神秘属性和神奇力量。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所指出的那样:原始社会时原始人的生活和创作活动都受到神秘互渗的“原始逻辑思维”方法的支配。左汉中先生把列维•布留尔对“原始逻辑思维”方法所下的定义总结为“不关心任何矛盾,不追究它,也不回避它,而且允许同一实体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两个或几个地方,允许单数或复数的统一,部分与整体的统一”。⑦我国古代苗族先民也认为宇宙间万物都是靠神秘“互渗”联系起来的。他们认为不但动物之间可以互相渗透,动物与人,人与植物,动物与动物之间同样也可以互相转化。同时,这些动植物本身的神秘属性也“互渗”了,从而获得其神秘力量。这种原始思维直接影响了苗绣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首先,从它所表现的造型内容上看,原始逻辑思维的方法决定了苗绣的复合形造型语言。在今天仍流行于贵州台江县施洞一带刺绣中的“人首鱼身龙”、“鱼身牛角龙”以及“鸟龙”、“蚕龙”、“虎龙”等奇特造型中,我们不难看到苗族先民这种原始思维的轨迹。
这些长着人头鱼身子的“人首鱼身龙”和头上长水牛角鱼身子的“鱼身牛角龙”等怪诞诡秘的艺术形象,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和鱼文化在苗绣中的投影。施洞一带的苗族生活在美丽的清水江流域,长期以渔猎和种植水稻为生,因而形成了对鱼、水牛乃至对人们臆造出来的掌管风调雨顺的神物—龙的崇拜,并通过“互渗”的思维方式,运用幻想性的造型方式,把人、鱼、牛、鸟等客观自然物按照他们的理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重新营造出许多符合他们审美意识的复合形象,并赋予了它们超自然的神性和力量,寄托了他们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在他们这种不受任何逻辑思维规律支配的原始思维方法中,神秘性质的“集体表象”也得以传承下来,并保留至今。在今天的苗绣中我们随处可见到鸟的冠毛和尾羽变为美丽的鲜花,人长出翅膀,蝴蝶长着人脑袋,龙变鱼、人变龙等等天真质朴的复合形造型图案,这充分反映了苗族妇女崇尚大自然的原始心态,同时也体现了她们惊人的艺术才能。⑧其次,从苗绣的艺术表现形式上看,由于“原始思维”的作用,苗族刺绣在构图布局上一直沿用散点透视的平面构图法。我们知道,西洋美术在构图上讲究遵循透视的原理,即从一个固定的视点出发在一个视域范围内描绘事物,也就是说,假如画家面前有一幢高楼,那么无论楼后风景如何美丽,既然被楼挡住了,也就不能纳入画内。
而苗族刺绣的散点透视构图法则从来不受这种透视规律的限制,散点透视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受一个固定的视域和视点的局限,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幅图案中同时表现几个视域里的形象。苗族妇女就是以这种朴素的“原始意象”造型的思维方式和丰富的想象力,打破正常秩序感和时空造型观念,把自己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各种事物形象组合在同一个平面里,表现出事物的多层次、多方位和多瞬间⑨。譬如苗族女英雄“务么细”这幅刺绣作品,从时间「上看,包含了春、夏、秋、冬四季花卉在一个画面同时开放;从空间上看,既表现了“务么细”撑着伞与情人幽会的主题形象,又以自然流畅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其部下在军营里打卜克娱乐的情景,画面四周并以大象、猴子、长颈鹿、蝴蝶、鸟、花草等动植物形象环绕主要形象来烘托主题,整个画面熔天上人间于一炉,通过主体形象和客体形象的对比,表现画面的层次和空间。这种散点透视的平面构图方法,给人强烈的装饰美感,而不是立体的三维空间的真实感,因为苗族妇女“对空间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二维空间上,停留在对某些物象的简单客观摹仿和主观推测上。’,⑩。把一个事物的几个特征同时表现在同一画面里,故而,出现了四条腿并列而立的动物,人物为正面形象而两条腿则是侧面的,而动物头部的同一侧面却比目鱼般地同时长着两只眼睛。当然,这些造型的出现,除因受原始思维方法的影响外,大概还因为苗族妇女缺乏写实能力,正如吴洋先生所说的那样,她们“从写实的愿望出发,演变到写意的效果,并造成规模化的特定符号形式,突出了归类化抽象化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苗族刺绣的独特造型是苗族妇女受原始思维影响而对表意对象进行超自然夸张、强化、变形来赋予刺绣以神性和灵气的结果。
四、浓艳的色彩
我们知道,苗族刺绣多用于装饰苗族服饰,而苗族服饰又因其服饰刺绣图案、色彩及做工的精细程度不同而分为很多种类。但一般地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季节、不同场合、不同地域使用不同的服饰,但归结起来不外乎分为盛装和便装两大类。盛装是苗装中最华丽的一种。因其服饰布满诸多复杂而色彩绚丽的刺绣图案而得名。贵州黔东南地区的苗族盛装上刺绣使用的色彩主要有三种:(1)以红色为主的红色调,主图案花纹多用朱红色,而花纹的次要部分纹样及边缘图案则辅以淡黄、白、浅蓝、紫红、玫瑰红、绿色等,如革东、施洞、划一等地;(2)以深蓝、紫色为主的蓝色调,再配以褐色、白色、绿色、黑色等冷色挑绣花纹的枝节部分,如施洞、革一、革东一带;(3)以绿色为主,并辅以红色、黄色、玫瑰红、黑色的绿色调,如台江城郊和排羊等地。以上三色的绿色调,其底色均为黑色。蓝色调因花色(蓝色)和底色(黑色)对比较弱,故以蓝色调花纹刺绣装饰的苗装,苗语称为“欧啥”(暗衣);而用红色调刺绣装饰的苗装,因红色花饰和黑色底布对比强烈,被苗语称为“欧拖”(亮衣)⑩。制作盛装刺绣工艺复杂,费时费工,所以平时不轻易穿,只在走亲访友、陪客、赶场、过节时穿用。
相比之下,便装则较为简单,只有少量的纹样,色彩单纯,多为平时生活和生产时穿用。另外,黔西北大方、赫章一带的“小花苗”披肩上的刺绣则以黄色为主,配以红、黑色,在白色底布的衬托下,更显得鲜艳夺目。这大约是因为“小花苗”地处高原地带,终年举目所见皆为金黄色,进而喜欢黄色的缘故。威宁一带“大花苗”披肩刺绣则以红色为主,辅以黑色,衬以白色底布,色彩对比强烈,有很强的视觉效果。湘西苗族衣饰多用红色。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苗族刺绣在用色方面有如下特点:(1)从色彩的冷暖来看,多爱暖色(如红色系统的色彩),冷色基本上只用于点缀(如青色系统的色彩);(2)从色彩的纯度来看,多爱纯色(如饱和的原色、纯度高的间色),不爱灰色(如纯度低的复色);(3)从色彩的明度来看,多爱明色,不爱暗色。苗族妇女基于一种抽象的随心所欲的传统设色意识,用色不受色彩规律的限制,也许是因为他们还不能发现和表现物体在光的映照下色彩的复杂变化,如光原色、条件色、环境色对物体固有色所产生的影响,他们也不照搬物象固有色彩,而是凭借直觉观察事物,把生活中得来的色彩印象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色,因此他们对鲜明、艳丽。对比强烈的色彩配合更为喜爱,而对淡雅、协调、灰暗的色彩配合不感兴趣,她们总爱把色彩用得浓重而艳丽,可以说,苗族妇女用活了绘画“三原色”(红、绿、蓝),并由此派生出五彩缤纷的色彩世界。不仅如此,在苗绣中,色彩不单纯只是彩色而已,它已被赋予深、刻的文化意义:红色代表青春、热情和生命,是吉祥如意和富贵的象征,是苗族人民勇敢、顽强、勤劳、奋进的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所以红色调的盛装多为未婚姑娘在盛大节日及出嫁时穿用;紫色、蓝色庄重、沉着,象征成熟美,故而蓝色调刺绣多用于已婚妇女或上了年纪的妇女盛装;黑色深邃、神秘、凝重,多用于服装的基本色和男子服装色。苗族妇女正是用他们手中的线来撰写苗族悠久的厉史,在刺绣里把历史、现实和理想,把有生命的和凡生命的完美地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融为一体,编织她们神往的梦幻世界。
五、浓郁的宗教意识
苗族的宗教是阶级社会形成前由“万物有灵”演变发展而来的信仰多神的原始宗教。主要有三种形态: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又称神明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是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宗教信仰的具体表现之一。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所以,在苗族地区,逢年过节,凡结婚丧葬遇事卜吉凶等都要举行一系列祭祖仪式,以求祖先的庇佑。在众多祭祖活动中,最隆重的要数杀牲祭祖。关于杀牲祭祖的规模,宋代、清代都曾有记载,至今黔东南地区苗族还每有十三年举行一次“吃鼓藏”祭祖活动。除此而外,苗族还普遍崇拜神明,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天地自然,尤其是对龙的崇拜,至今苗族地区还盛行祭龙、祭天地、招龙以及看风水等神明崇拜活动。苗族的宗教观念通过口头文学、节日、祭祀以及工艺美术、生活习俗保存流传下来。其核心内容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延续下来,并在苗族刺绣艺术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苗绣里蕴藏着苗族先民朴素的原始宗教和审美意识。在黔东南清水江、都柳江一带的苗绣里,我们常常见到龙、牛、鱼、鸟、蝴蝶等动物和各种花草树木。古时候,苗族先民认为很多动植物与自己有某种神秘的血缘关系,并把它们作为图腾物来崇拜。
据《苗族古歌•枫木歌》描述:远古时期,枫树干变成了蝴蝶,蝴蝶与水泡游方生了十二个蛋,后鹊宇鸟孵出了人类的始祖姜央及雷公、龙、象、水牛、虎、蛇、娱蚁等十二兄弟。从此,天下便有了人类和各种植物,于是,苗族便有了对蝴蝶、龙、牛等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人民的意识里,•“蝴蝶”是人与动物共同的“妈妈”。在贵州台江施洞一带,苗绣中作为吉祥物的“蝴蝶”更是随处可见,亲切动人。“蝴蝶妈妈”图案常用在苗族妇女的围腰和袖花纹饰上,一般以蝴蝶为主题的刺绣,周围都要绣上一些花鸟虫鱼陪衬蝴蝶(图四),足见蝴蝶在苗族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何等重要、高贵、神圣,反映了苗族先民的原始母系氏族生殖崇拜观念和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另一种在黔东南苗绣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动物是龙。苗绣中龙的形象较之汉族龙更为丰富多彩,有牛龙、鱼龙、蚕龙、鸟龙、蛇龙等数十种。这些龙多为各种动物的结合物:或鱼身牛角龙,或人首鱼身龙,等等。这些造型古怪的苗龙,一反汉族龙那种凶猛、威严、神圣不可侵犯、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憨直可爱,平易近人。这无疑是苗族人民生活的一种折射,与黔东南清水江、都柳江流城苗族靠水而居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清水江、都柳江哺育了苗族人民,也蕴育了苗绣文化,所以,作为司水的神物“龙”,对于以渔业为生的苗族自然十分重要,于是被奉为神明来崇拜,而且还有不少祭龙仪式:祭天地、招龙、接龙等。在苗绣中也有大量龙崇拜的影子,清水江一带的苗装刺绣上以龙为主题的袖口、领口、围裙数不胜数。有些刺绣还在龙上绣有人物形象,反映了苗族人祈求龙神保佑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的美好愿望。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苗绣中见到大量的牛崇拜、鱼崇拜(图五)的存在,这大约也是黔东南苗族的农耕文化和鱼文化的一种哲学观念的反映。这种以刺绣为媒介保存下来的哲学观念形态,其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远远超过了刺绣本身的实用价值。这些刺绣作品里不仅凝聚了苗族妇女对外部世界的认同,而且对她们所描绘的对象充满崇敬之情,而世世代代地反复歌颂和美化它们。
因此,可以说苗族刺绣是千百年来苗族的精神积淀和物质显现,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是原始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⑩渗透着对超自然神灵的幻想,并以其诡秘、神奇的艺术魅力向世人传递着大量宗教信息,等待人们去不断感悟和破译。
结束语
本文对苗族刺绣艺术的认识虽只是一种探索,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苗族刺绣艺术是苗族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无文字文化,是苗族文化的“活化石”,尽管他们的审美意识过于主观甚至还有些反科学成分,但苗绣作为苗族人民演绎天地万物、记录历史和生活的文化载体,无疑已成为苗族民族艺术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一块沃土。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互相渗透和不断交流,苗族刺绣艺术在继承本民族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其它民族艺术的一些优点,使苗绣艺术更加完善。而一些扎根于民间文化土壤的艺术家也从苗绣的造型、设色上大受启发,他们凭着自己对本土文化的特有感受,用现代人的意识审视苗族刺绣文化的内核,探索把古老原始、神秘厚重的苗族艺术与现代媒介语言结合起来,开拓新的艺术表现手段和领域,向民间学习,并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1983年贵州艺术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贵州美术家学习民间工艺美术展览”,引起了美术界的关注,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包括苗绣在内的贵州民族民间艺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影响,苗家人的刺绣已由自绣自用的生活必需品逐渐变成了商品出售,有的地方甚至批量生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苗族刺绣艺术必将被发扬光大,并进一步展示其灿烂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