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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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如何科学有效地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是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史料表明，传统治理发展到现代治理的逻辑径路，其决定性动力不是源于外力强制，而是源于行为者之间彼此认同并相互发生影响的文化作用。在西方，人文思想对社会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文化学者一致认同是文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无文化则无社会。在中国，久远深厚的传统文化为古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指引。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从创立伊始，其孜孜以求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恢复、巩固建立在宗法封建体制基础上的礼仪制度文化体系。在当代中国，善用传统文化的精华———礼仪文化，对于社会治理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机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既需要放眼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更需要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智力支持。反观礼仪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与深刻影响，正是基于其发生作用的特殊机理，从而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创新。

(一)礼仪文化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社会治理对象是社会整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其实质不外乎是治理发生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从而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充分发挥群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优势与积极性，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只有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成员才可能在这种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指引下持续互动，获得社会关系的协调及社会矛盾的缓解。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来看，以中庸、和谐为要义的礼仪文化，其蕴含的礼让、尊重、敬虔、仁爱等要素把不同社群融合于家庭、宗族和国家之中，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正如清代学者凌廷堪所言:“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君子学士冠之礼，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亲油然矣。学聘觐之礼，自受玉至于亲劳，而君臣之义秩然矣。学士昏之礼，自亲迎以至于彻馔成礼，而夫妇之别判然矣。学乡饮酒之礼，自始献以至于无算爵，而长幼之序井然矣。学士相见之礼，自初见执贽以至于既见还贽，而朋友之信昭然矣。盖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这种人人自觉学习并且终生践行“礼”的风气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礼仪文化共识，对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保持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同社会主体都在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在这种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交往应该基于一种合作的愿望。正所谓有礼才能有节，有节才能有序，也才能更有利。社会治理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共同的事务达成一定的共识与妥协的基础上，这不仅是礼仪文化与社会治理交集的体现，更是礼仪文化在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方面如何发挥功能的逻辑。作为和谐文化的礼仪文化，天然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统一不同思想的精神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引入礼仪文化并融通和强化，可以在社会群体等社会结构之间，形成礼仪文化共同体，使社会成员从内心自觉地维护自己生存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从而构筑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心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呈现出多领域、多类型、多方面以及突发性等特点，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明显增多，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亟待破解，需要从礼仪文化中寻找和挖掘智力支持。

(二)礼仪文化契合了社会治理刚柔相济的基本需求现代治理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以各行为主体间的多元合作和主体参与为治理基础，以民主、协商、沟通为主要对话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刚性管理作保障，也会成为一盘散沙”［2］。在现代社会，礼仪文化中一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被纳入到法律规范及制度规范中，已经具有了正式制度的外在强制性特征，而礼仪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通过浸润和陶冶的方式雕琢国民德性，形塑高雅气质，是弗里霍夫所讲的“良心造就公民”，具有柔性治理的内在自律性特征。成功的社会治理应该是综合治理，是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的结合，单靠某一种治理方式是不能实现“善治”的。比如法律治理属于刚性治理，而且法律治理只有在行为主体违反了法律规范之后才能对主体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惩治，具有滞后性。政治治理实行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政府大、社会小，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政治治理属于强制性的单一管理，是典型的刚性治理。诚然，从文化即人化这个广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无论是采取法律治理还是采取政治治理抑或二者兼治的形式，都无法脱离“文化”的统领，谓之法律文化、政治文化或者制度文化。但是，从对人们发生作用的角度而言，这些包括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强制作用于社会成员，社会成员无法抗拒只能遵从，违者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或者制度惩罚，具有刚性约束力和直接强制性。礼仪文化则不然，它融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于一体，契合了社会治理对于刚柔相济的需求，弥补了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在社会治理中合理利用礼仪文化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实现“善治”。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国家祭祀活动与拜谒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司法、政务、军务等礼仪方面的规定，或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或者以制度规范的形式规定，都具有严格的“刚性”约束力，对祭祀、司法、政务以及军务活动进行规约。有关国旗、国徽和国歌的礼仪，更是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对行为者进行约束。即便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礼仪规范，也具有强制性特点，成为企业自上而下强加执行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比如风俗、习惯、仪式等的约定俗成又属于非正式制度，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力对社会成员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染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通过作用于人的内心，进而提升人的觉悟、完善人的品格来实现社会的柔性稳定。因此，利用“礼仪文化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来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并由此达到群体行为协同和整个社会和谐的目标”［2］是大势所趋。

(三)礼仪文化通过人的自省和践履而达到社会的善治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政治等治理方式，需要相应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做后盾，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达到治理的目的。维护这些暴力工具并使之正常运转，需要支付管理、建设、维修、控制和监督等中间环节的费用，这些中间环节可能会滋生腐化、变质等有损法权和国威的事情，严重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甚至产生更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礼仪文化参与社会治理更多的不是基于外在强制力，而是由内而外的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和谐、尊重、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最终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公民道德，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这是由礼仪文化的形式和本质决定的。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指出:“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意思就是礼仪渗透在现实生活中，从其外在形式来看，始终贯穿着社会成员的审美体验，体现着社会成员对美的追求。而“礼仪活动的每个参与者既是审美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既是对方欣赏的对象，又是以审美目光欣赏对方的。这样无形中礼仪实施的过程，转化为一个审美的过程，交往双方相互感悟，从审美的视角认识、把握对方的言行、思想，以使情感得到一定的交流”。［4］16经过千百次的审美积淀，道德意识得以形成，这正是礼仪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本质的化成，又对外在形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荀子云:“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种学礼、践礼从而铸就礼德的过程，既是礼仪文化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秩序认可程度的体现。这个过程和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发秩序”或“增长的秩序”是一致的。通过内心自省与外在压力的结合，实现社会的善治，省去了常规社会治理的控制、监督等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直接插手具体的治理事务，而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制订与引导上去。通过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认同力、感召力来促进社会治理，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真正对社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一)遵循礼仪文化作用的机理探求治理观念的转化礼仪文化通过学习和传播的过程，形成两种机理:一是礼仪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二是从规范、风俗到秩序的外化机理。根据礼仪文化发生作用的机理，把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探求社会治理观念的内化与外化，是社会治理的认识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引导，社群参与，都离不开人这个社会个体，因为人是组成政府和结为社群的核心要素。人的德性修养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优劣。礼仪文化雕琢国民德性，涵养公民素质。通过加强礼仪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礼仪文化教育之中，为社会治理输送高素质的现代公民，即培养具有向善、包容、适度、和谐、尊重、谦让品格的公民。这种公民品格的形成，必须遵循礼仪文化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使社会成员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共识，在内心成长出礼德的精神，去除非礼行为，养成守礼、循礼习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体现出高度的礼仪修养与教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基本的礼仪规范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且愿意遵循并去践行的，这不仅基于内在向善求美的驱动力，也基于外在舆论压力和利益压力，这正是礼仪作用机理的外化，通过压力机制发生作用。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若不懂得遵循礼仪规范，不仅在人际交往中会遇到阻碍和麻烦，而且还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外界舆论谴责的压力。因此，礼仪规范成为引导社会成员顺利进入社会组织、群体并打开局面的指南。而一定的礼节、仪式在一定区域内流传日久，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或者节日、庆典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程序时，就发展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即民俗。民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治理。遵循民俗，区域成员就能获得情感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满足，反之则招致舆论的压力和利益的压力。民俗对外来者的言行也往往会起到规范和震慑作用，使外来者基于外在的社会舆论压力而谨小慎微，从而对异域特有的仪式和规定保持尊重，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礼仪文化正是通过内化机理和外化机理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从短期来看，这些外在压力的存在，能够通过约束社会成员不去从事某种活动，或者通过给予鼓励而支持、强化社会成员从事某种活动。从长期来看，一旦这些礼仪规范的约束作用持续下去，随着时间和次数的累积，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习惯都有可能发生某种改变，从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把握礼仪教育的环节形成治理的长效机制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礼仪文化教育水平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礼仪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暂时无法凸显其优势。要想把礼仪文化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之中，必须抓好礼仪教育和实践养成两个环节。礼仪教育要取得实效，规范、合理的礼仪教材是关键。目前，国内出版的礼仪书籍及教材已有不少，但普遍存在缺陷，使得许多教材的礼规各出其门，甚至相互矛盾，不能保证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有组织地综合有关礼仪学、民俗学、伦理学、交际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针对各社会阶层的特点，撰写礼仪系列教材，使社会各阶层能借助教材，学习礼仪知识，运用礼仪规范，培养文明的习惯和素质。从当前现实来看，实践养成出成绩见效果，需要多方联动，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公民礼仪素质教育的一致性，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发挥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如: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公民践行文明礼仪。总之，要从整体上规划公民礼仪素质教育培训工作，形成礼仪素质教育的长效机制，以适应礼仪文化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

(三)抓好契入的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构建礼仪文化体系，准确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总体来看，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有:充实礼仪师资队伍建设、做好礼仪文化建设发展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制定、路径设计、所需财政预算和财政投入、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需要在宏观把握方面下功夫，积极倡导、推动礼仪文化建设，切实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礼仪文化建设，努力践行文明礼仪。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礼制建设，把各行各业基本的礼仪规范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或者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制定下来，从而能够让所有社会成员清楚明了地遵循并去践行。此外，政府还应该通过开展比如国家公祭、国庆典礼、重大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等一些特殊且富有纪念意义的礼典仪式去倡导、渲染学礼、践礼的风气，抓好政府引导和群众参与两个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取得社会治理的实效。

三、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趋势

(一)礼仪文化将在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中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了既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又要创造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个论述阐明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通过渗透于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涵养、凝聚、提升民族精神。著名学者胡鞍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有‘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5］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凝聚人心的礼仪文化认同，筑牢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根基，如何在多元化条件下，构建尊重传统、包容多元的礼仪文化以促进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题中的应有之义。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培育开放、包容的现代礼仪文化，在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公民道德，提高文化创造的效率和价值，增强社会治理的水平。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

(二)礼仪文化将成为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看，软实力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对任何国家的发展不可或缺。“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6］纵观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的竞争。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表现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文明度。这两个方面通过公民的文明素养体现出来，可以说，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过程，实质就是公民文明素养提高的过程。在国际化的今天，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一显风采，必须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重树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用礼仪的方式约束公民的言行，利用礼仪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为建设和谐文明的国家社会形象创造有利条件”。［7］因此，把礼仪文化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对于增强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改变国民精神淡薄、社会道德失范、公民理性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方面具有其独到的优势。

(三)礼仪文化将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而实现自身的创新从公民治理的需求上看，随着大量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兴起，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和途径不断得到拓展。公民普遍不希望被控制、被强制，而是渴望被尊重、受重视，得到以礼相待，主张参与、协商、合作与对话。这种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式与手段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而这种认可和支持使得社会治理更为有效。然而，“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使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里没有用，群众反映很大”。

当今干群矛盾、党群矛盾如此突出，很多时候都从一方对另一方的失礼、需求的漠视开始的。反之，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和谐，群众满意度高，则与受尊重、被礼待息息相关。推而广之，各种社群关系概莫能外。在现代中国，礼仪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研究重视不够，这既影响礼仪文化的建设，也制约礼仪文化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作用。因此，加强礼仪文化建设，必须加强礼仪文化学的研究，使礼仪研究的成果更加丰满，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治理创新服务。同时，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不断推进，礼仪文化也必将随着社会治理的创新而实现自身的创新。

作者：蒋璟萍 袁媛淑 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礼仪 家政研究与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