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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写史进在渭州碰到鲁达，巧遇师父李忠一段，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李忠，在生活的重压下，个性如何被扭曲而至委琐。事实上，生活的重压并不一定导致人性的委琐，直接导致个性扭曲的，可能还在于谋生方式。比如李忠，他选择了在街市上耍枪弄棒卖狗皮膏药的赚钱方式，这种谋生方式，才是造成他谄媚乞巧小心翼翼斤斤计较个性的直接原因。所以，人生艰难，但即使如此，也要尽量避免用一种很细碎的方法去谋生赚钱，因为钱来得艰难，会去得难受。一分一厘攒起来的钱，要大把大把地花出去，确实是对脆弱人性的严峻考验。计较小得便会心疼小失。那些在挣钱时锱铢必较的人，一定在花钱时一毛不拔。所以，孟子说，“术不可不慎”，选择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有人会说，难道李忠这样艰难的人，我们不应该理解并同情吗？我们当然可以，但是，李忠不能这样要求。因为，当别人理解你时，也就看扁你了，至少是看轻你了。所以，做人，应该是这样：给予别人的是理解；从别人那里获得的是敬重。
世间确实有很多英雄，被衣饭所困。但是，真正的英雄，绝不会被衣饭逼成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不冲破衣饭的牢笼，就是个衣饭的囚徒。
比较一下史进和李忠是有意思的。史进是一个讨出身的人，李忠是一个讨生活的人。人可以讨出身，不可以讨生活。讨出身，是向上活；讨生活，是向下活。一种生活态度，往往决定了一种生活状态，一种生活状态，往往也就塑造出一种性格。像李忠这样，到江湖上耍一通花拳绣腿的假功夫，讨一些赏钱；卖一些狗皮膏药，骗一些药钱，整天锱铢必较，分毫必争，一丝难舍，这种营生，足以坏掉一个人的境界，坏掉一个人的气质。
后来，李忠上了桃花山，做了大头领，与周通一起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周通要强娶桃花村的刘小姐，被投宿桃花村的鲁智深一顿痛打，李忠赶来报仇，认出鲁达，请上山去，要留下鲁智深。但这两个人却不大合乎鲁智深的胃口：这两个人小家子气，不是慷慨之人。所以，鲁达住了几日，只要下山，推脱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
这两人还真是小气不长进，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时，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尽送与哥哥作路费。”
真是没出息的话，你山上现放着金银财宝，没说拿出来作路费送与鲁智深，却说明日下山，但得多少再送，若明日下山一无所获呢？或明日下山所获甚少呢？更重要的，打着为鲁智深抢盘缠的旗号去抢劫，这份礼鲁智深会收吗？
果然，第二天，当李忠、周通丢下鲁智深和一大桌宴席，下山打劫，并声称打劫所得，尽送与鲁智深时，鲁智深把桌上的金银酒器用他那大脚都踏扁了，装在包裹里，挎了戒刀，提了禅杖，走到后山乱草坡上，把戒刀禅杖、包裹都丢下山去，自己把身子往下一滚，骨碌碌直滚到山脚边，跳起来，拿了包裹，戒刀、禅杖，拽开脚步，取路便走。
李忠周通打劫回来，发现鲁智深抢了金银酒器，李忠要追，周通劝阻，然后，周通提议：“将打劫来的金银段匹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提一分，一分赏了众小喽啰。”李忠道：“是我不该引他上山，折了你许多东西，我的这一分都与了你。”
这一段对话真是丑，一口一声你的我的，李忠眼下的桃花山，仍然不过是一个分赃之地，一个糊口之所。但他这几句话，也可见他的忠厚，他到底还是一个忠厚人，所以他叫李忠，实际上，《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人物的名字上，星宿称号上，往往暗含了对他们个性、命运的秘密。如果说，半生沦落生计艰难造成了李忠性格的小气、精明和委琐，这是他的不足；那么，一直生计艰难却仍能保有一份忠厚，保有一颗善良，则是他的优点。是他的可取之处。这也是他最终能位列地煞星的原因。他的星宿名称是“地僻星”，“僻”字有“偏居一隅”、“片面”、“眼界狭小”、“性情偏执”等含义。
一般而言，一直呆在一个地方，或者，一直处于一种环境，或者，长期生活于一种状态，一直沉湎于一种爱好，常有此僻。像李忠，就属于长期处于一种衣食不保的生活状态中，在那种状态中欠缺的东西——钱财，就会成为一种伤痕记忆、焦虑记忆，深入心灵深处，从而成为一种癖好。
但这种人，正因为守旧、固执，不知变通，不愿变通，所以又往往保有一份忠诚，厚道，靠得住。男人最大的缺点是委琐。而稍微可以补救委琐的，就是忠厚。因为忠厚与委琐不冲突，可以在一个人的性格里共存。
李忠委琐而能入108人的名单，端的就是忠厚救了他。因此，当你一无是处时，就一定要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