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和开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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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民族危机感导致了清末以来的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对现代化的渴望，成为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焦点。这一追求，到了1915年通过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变得更加激进，并迅速扩展到文学领域，导致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全面开始。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迁至北京）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是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挑战、进击主要阵地。在新文化运动中，其杰出的代表人物首先数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皖怀宁人，出身“书香门弟”，“官宦人家”，十七岁参加县考中秀才，但厌恶旧八股，醉心于新学问而东渡日本留学。1902年入留日学生团体“青年会”，1903年回上海与间士钊等人办《国民日报》。辛亥革命前再度回国在芜湖编办《安徽白话报》，从事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任任安徽教育斤长，。1913年因讨袁失败逃亡日本。1915年重返上海，开始倡导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中，陈独秀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提出了“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六点希望体现了鲜明的“民主”“科学”精神。而这正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用来对抗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陈独秀还于1919年1月提出要“拥护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恩斯（科学）两位先生”。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

《新青年》作为一份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其主旨在于抨击传统文化，输入西方文明，因而全面批判和清理传统文化、鼓吹西方近代以降的文化观念是《新青年》的重要内容。陈独秀等不断地刊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重新估定的文章，不断地将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社会进化等思想学说大规模的输入，其激烈的文化实践不仅吸引着文化保守者的关注，也吸引着文化激进者的加入，并在倡导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了“思想自由”的现代思想原则，更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核心。

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开展对文学提出了进一步变革的要求，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与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新道德、新思想相适应，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但中国古典文学在它长期发展过程中承载了过重的封建主义因素，成为封建意识的重要载体，它连同与之相谐调文言文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严重障碍，文学革命已成为无法回避的话题。这样1917年《新青年》又张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掀开了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页。

实际上，文学革命的势在必行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时就已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意识到了。陈独秀在1915年就表露了要进行文学革命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几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陈独秀与张永言的通信，载《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11月，《青年杂志》1卷3号刊出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直接、全面地描述文艺现象和探讨文艺问题，并提出了一种文艺进化等级模式，引起感兴趣的读者关注、讨论；与此同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在与朋友探讨辩论白话与文言的生死存活问题，对陈独秀的文艺进化观表示赞同。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性的人物，具有深远的影响。（1891——1962）安徽绩溪人，1910——1917年留学美国，1915年由康奈尔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随杜威研究哲学，并深受其影响。他与《新青年》的联系是通过当时主持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邻接洽的，汪以同乡身份寄《新青年》杂志给胡适，并受陈独秀的委托邀其撰稿，胡适1916年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译稿，并在与陈独秀书信来往中讨论文学革命事宜。1916年10月，在致陈独秀信中胡适首次用了“文学革命”一词。信曰：“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所谓“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对这封信，陈独秀立即表示赞同，并将它刊于当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2号，还要求胡适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于是胡适便以“八事”为中心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从文学进化论的立场提出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学发展观，论证文学变革的必要性。同时他将“形式上的革命”作为文学变革的起点，认为文言作为文学的工具已丧失了活力，从而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继胡适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1917年的2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更为鲜明、坚定地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他在文章中激情地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提出的这三大主义的文学革命纲领，涉及了文学的创作方法、平民化、社会功能等同样是本质性的问题。这样，一场以反对文言，倡导白话，反对旧文学，倡导新文学为主要内容、史称“文学革命”的运动从此展开。

胡、陈这两篇文章你呼我应，相得益彰。当然，从文风、个性上推敲，陈、胡二氏文章风格不同，个性有差异，对文学革命倡导的态度有区别也是事实。同是文学革命的举大旗者，胡适文章偏于商榷、说理，试图以理服人，文风温和、平静，是典型的学者风度，而陈独秀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其文更富政治激情，更见政治眼光。他在《文学革命论》中还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在这样认识下，陈独秀对唐宋以来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观念，明清各派的“遵古蔑今、咬文嚼字”等文风进行了猛烈抨击，称其“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今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由此可见其文风、个性的激烈、坚决。这种区别在二人私信中也判然分明，在文学革命受到封建保守势力攻击时，胡适曾致信陈独秀，说文学革命非朝夕之日能定，也非一两人力而为，“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而陈独秀则回信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两者比较，一平和，一激进；一谦虚，一自信。而陈独秀的激进、自信的确对推动文学革命进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继胡适陈独秀之后，响应文学革命的还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们支持文学革命，提出了利于文学革命进行的主张，如刘半农倡导的标点符号，对白话文形式的完善和普及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二人后来演出了一场中外文学史上从没有过的双簧戏，又使文学革命增添了戏剧化色彩，这在后面将介绍到。除了上述几人，在之前响应文学革命的还有傅斯年、周氏兄弟，其中周作人对文学革命理论的建设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人的文学》一文中，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本，批判封建时代的文学为“非人的文学”，并倡导新文学应是人的文学，其根本目标在于能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在《平民的文学》中，则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这是他的“人的文学”观点的具体化。他认为白话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而真挚的思想和事实：“不是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而且要表达出真意实感，”“以真为主，则美也在其中，这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是人生艺术派主张的人的文学。”周作人的理论倡导为新文学在主体精神、描述对象与描写方法、意义取向等方面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成为初期新文学理论的直接内容。

二、文学革命中的争论

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对峙是现代文学历史刚刚开始时不可能缺少的一个方面。但在文学革命倡导的初期，并未出现倡导者们预想的激烈对峙，由此感到些寂寞，颇为苦恼。鲁迅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呐喊自序》）

所以为了造声势，扩大影响力，新文学阵营演出了一场中外文学史前所未有的“双簧戏”，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写了《给新青年编辑的一封信》，在《新青年》4卷3号（1918.3）上刊出，同时刊出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将反对文学革命的这些言论逐一驳斥。他们寄希望这一“双簧戏”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反响，同时《新青年》采用了更激进的姿态。《新青年》从五月号起，完全改用白话文，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一定社会性的声势现象；同时刊登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初步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胡适也先后发表白话诗，以示新文学的能力。

在当时的倡导者看来，这样激烈的行为，会改变倡导者寂寞的尴尬局面。他们认为假想敌出于文学观念的根本对立，对文学革命自然会予以反对，这样可以通过言论等形式进行论战，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今天看来这是新文学标兴自身合法性、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文化策略。

1．与林纾的论争

为了制造具有影响力的局面，他们在“演戏”时，将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古文大家林纾作为目标，予以利用，这一措施当时确也取得了效果。林纾成了最先反对文学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人。特别是五四新文化的胜利，使后来的文学史描述，突出了其螳臂挡车的滑稽感。今天看来，林纾与五四原本没有不共戴天的矛盾，他只是一个仪式上的牺牲，被五四少年供奉于旧文学的祭坛。

在所有的文学史描述中，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及文学革命中倡导的以白话为正宗极为反感，要“拚我残年，极力卫道”，指责文学革命运动违背封建伦理道德，是“覆孔孟、铲伦常”，并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认为文言高雅，白话不过是些“引车卖浆之徒”的语言，不值一提，因而“文言不当废，白话不当用”。然而林纾并不能讲出兴文言的道理，所以一面宣称：“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另一方面又哀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是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对林纾的言论，胡适立即给予了辛辣嘲笑：既然象林纾这样的古文大家也说不出古文之不当废的道理，“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1919年春，林纾趁北洋军阀政府反对“过激主义”声势，致信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指责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等不该倡导文学革命，而蔡元培则“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复林琴南书》一文中，反驳了他的指责，实际上也维护了文学革命。几经挫折未果，林纾也不再出来争论了。

2．与《学衡》派论争

1921年9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对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激进倾向进行批评，又引发了新旧之间的论争，双方你来我往论战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也随时间而渐平息。从今天研究界的的观点看，认为当年“学衡派”的批评有其合理一面，如白话诗创作过直和粗糙的弊病等。这样的批评理应成为正常的学术和思想交流，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特定位置，这种批评与反批评并未纳入为正常的讨论和交流的轨道。

3．与《甲寅》派论争

1925年，继“学衡派”之后表达对新文学观念异议是“甲寅派”。它是以1925年复刊的《甲寅》杂志得名（1914年5月，《甲寅》月刊在东京创刊，两年后出至十期停刊），其主要人物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甲寅”的出现不同于林纾和“学衡派”，它被当时的倡导者认为是代表当时行政势力北洋军阀政府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因而非常重视，称之为新文学运动的“拦路虎”，鲁迅称《甲寅》是“广告性的半官报”（《答KS君》）。因该刊刊头画有一只老虎，故被人称为“老虎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9号上重登他在1923年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接着又发表《评新文学运动》，否定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章士钊否定新文学运动的观点主要有二：（1）文化无新旧之分，“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是“新者旧也”，所以不必提倡新文化、新文学。（2）文言乃白话之根柢，“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为今人之言者，即其善为古人之言”，而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评新文化运动》，上海《新闻报》），所以应维护文言，而“文言贯乎数千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评新文学运动》1925．10《甲寅周刊》）

由此可见“甲寅派”的观点与前两次没有实质的差别。对此新文学阵营亦特别重视，胡适、郁达夫、成仿吾等皆著文，从不同角度揭示“甲寅派”的复古本质。在这次回击中，鲁迅也发表一系列杂文，批驳章士钊的陈词滥调，他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方法，分析章士钊文章中的错误疏漏，并加以辛辣讽刺。如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借“二桃杀三士”典故，赞美文言，批评白话。（“二桃杀三士”：春秋时齐国大夫晏子用计除去了三个勇力过人的武士的故事。这三位勇士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以勇力著称，他们见晏子而没有起来表示尊敬，晏子认为不礼貌，要除去三人。于是献计，让齐景公派人送去两个桃子，要他们按功劳大小分桃，三人争功，各表其能，公孙接、田开疆自愧功劳不如古冶子而自杀，而古冶子不愿独生亦自杀）（《晏子春秋》）章说“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鲁迅抓住他把“勇士”解作“读书人”的错误，辛辣讽刺，说“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华盖集续编．再来一次》）。与此同时他又指出章士钊想“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将一切革命“压下去”（《华盖集．这个和那个》）；最后指出：这次“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

三、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作为现代文学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文学革命作为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经由晚清的白话运动和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学的竭力倡导，终于在1920年，作为现代“国语”的白话纳入官方教育体制，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全国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育统一采用语体文（白话），这无疑承认了文学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民族文化转型的契机。

第三，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文学革命完全改变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它以极为开放的胸襟持续不懈地翻译和介绍外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吸收潮流。正是在这种文化引介的潮流中，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在20世纪初的现代中国找到了通行的市场，不仅影响和构建了现代文学创作的风貌，也影响和构造着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和憧憬，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