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战乱与十堰流民播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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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造成大量北方人民南移，其中不少进入十堰山区。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力地促进了十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十堰；移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封建军阀割据一方，混战不已。公元208年，曹操在平定北方后将兵锋指向了割据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从此拉开了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的序幕。十堰境内的上庸、房陵等郡由于在三国争夺荆州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一度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

一、魏晋战乱与十堰流民播迁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率部夺据汉中，随即刘备命其宜都太守孟达率部曲4000人从秭归北攻房陵，遣其养子刘封自汉中东下配合孟达部队夹攻上庸，攻占两城后孟达、刘封屯兵上庸。七月，关羽率众从江陵北伐襄、樊，由于没有得到孟达、刘封的支援而败亡。次年七月，孟达因惧怕刘备问罪遂率众降魏，被委任为新城太守（今房县、竹山县）。魏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二月孟达欲起兵叛魏复归蜀国，结果失败，魏将孟达斩首，并迁新城孟达余众七千余家到幽州（今河北汤县一带）。魏重新掌握上庸等郡后，为防止蜀经这里进攻魏，于是调集重兵常年驻扎十堰，并推行屯田制度，以军屯为主，其规模和数量都非常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

公元265年（泰始元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自立为帝（晋武帝），定都洛阳，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79年晋灭吴，重新统一了中国。西晋王朝是在门阀士族的支持下通过政变而取得政权的，因此建国后晋武帝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在西晋政权的保护下，士族大家奢侈成性，贪暴恣肆，胡作非为。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即位的惠帝司马衷更是昏庸无能，“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贿公行”［1］。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迁徙浪潮的开始，此次徙民高潮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从迁徙的方向来看，主要是北方流民向南方迁徙。十堰由于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沔（汉）水自十堰穿境而过，向北沿沔水支流丹水过武关通关中，向西溯沔水可通汉中、巴蜀，因此在北方流民南徙的浪潮中成为一条重要通道，是北方流民的一个重要聚集地。根据前人有关研究成果［2］317，两晋至刘宋初，北方流民南迁至今十堰地区者，大致有以下几次：

1.西晋惠帝元康七年至光熙元年（公元297年-306年）“八王之乱”后期，诸王混战，内迁少数民族乘机起兵反晋，关中雍、梁、秦诸州人成批迁入汉中、巴蜀，其中一部分流民辗转迁入十堰地区（以武当、郧乡为主）。另外还有一些流民是从洛阳和中原其他地方躲避战乱而来。

2.西晋怀帝永嘉元年至东晋元帝朝（公元307年-324年）永嘉之乱中，北方流民自汉水上游汉中一带向樊沔迁徙，其中一部分留在十堰。

3.东晋成帝朝至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26年-349年）苏峻、祖约叛乱后，后赵乘机南侵，北方人民于是大批南迁，有一部分迁入十堰。永和十年二月，桓温北伐，收取关中3000余户南返，将其中一部分安置于十堰。

4.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因淝水大捷，苻坚败亡，有大批雍、秦流民向樊沔迁徙，一部分迁入十堰。

5.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伐，收复河南、关中，但不久又相继失陷，此间三辅（今陕西关中一带）流民又成批向包括十堰在内的襄沔地区迁徙。

除了上述几次大规模的、集中的流民迁徙浪潮外，尚有一些零星的或数量较少的流民迁入十堰地区，或在南北战争中被强制迁入，以上流民人口总数约有数十万之众。

为了安置和管理这些流民，东晋政府在十堰设立了侨郡县，如东晋元帝时侨置始平郡（属雍州）于武当，即为了安置流民首领魏该及其所率部众而设，还有梁州及其所属新兴郡（侨置于竹溪县西）、北上洛郡（侨置于郧西县西北）等。不过，这些侨郡县最初并不稳定。由于十堰地处南北政权的中间地带，因此归属不定，一度被后赵、巴蜀李氏、前秦等政权所占据，直到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即淝水之战东晋乘胜自前秦手里夺回襄沔地区后，十堰的侨郡县始得以稳定设置。

当时的乡村社会以宗族、乡里为基础，以大姓豪强为主导。与之相应，以群体方式进行的流民迁徙活动，其基本单位也是宗族、乡里，通常由那些具有一定实力和威望的大族、将帅担任领袖，聚宗族、和乡党，组成带有浓厚血缘、地缘色彩的流寓集团，或称“乡族集团”［3］。正是由于流民往往以乡族集团的形式集结在一起，因此东晋及后来的南朝政府所设立的用以安置这些流民的流亡行政机构——侨州郡县，也是以乡族集团为基础的。侨郡县的基本统治形式为军事管理，其基本特征是：流民组织的军事编制，地方管理的军事化，侨民的准兵户身份。侨郡县，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定居下来的流民武装集团，通常侨立行政机构长官就是那些流民帅。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民武装集团，便构成了当时十堰的地方社会，是东晋政府一支可资利用但不足信赖的武装力量。

从西晋末年开始的流民大迁徙到南北朝时期进入高潮，当时北方正处于十六国的分裂割据时期，社会更加动荡，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向南迁移。目前虽无史料可以确切说明南北朝时期南迁人口的准确数字，但大致不会少于百万之众，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十堰地区。

二、南北朝时期商人往来十堰

相对于两汉，三国时代十堰乃至全国的商业活动急剧衰落，一个时期内几乎陷于停顿。东晋、南北朝时期十堰的商业才又有了日趋活跃的倾向。从东晋开始，政府就对商业采取了认可的态度。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政府“仍崇关廛之税”，即通过征收商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人们歧视商业的心理，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于是，地主官僚通过种种方式——“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4］，通过经营商业聚敛财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们“竞相商贩，不为田业”，“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5］，可见，南北朝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较前大大增加。在这一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十堰的商业也有了较快发展。加之，十堰地处鄂、豫、陕、川之要冲，汉水自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这就为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地理条件。十堰的商人，往往顺汉水而下，用船只将十堰的特产运送到襄樊、夏口等地，又将外面的货物运回十堰。于是，只见江面上帆樯如林、商旅不绝，一片繁忙景象，一些城镇如上津、武当、上庸、房陵成为各路商贾云集之地。另外，南北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南北分裂，但南北之间的商业交流并没有停止。当时北朝、南朝历代分别在长安、襄阳等地都设有互市机构，特别是襄阳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成为南北贸易的中心，来往于各地进行贸易的人称“互市人”，经他们之手，商货可自凉州辗转抵达襄阳，而十堰则是这条商业线路的重要通道和商人聚集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十堰商业的发展。

三、移民对十堰经济社会的影响

翻开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战争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大小小、各种性质的战争有几千次之多，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之际，战乱频繁，南北势力相互割据，混战不已。而十堰，由于地处中国南北东西之要冲，加之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往往成为南北军事势力之间的分界线。从军事学的意义上讲，十堰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的军事重地，控制十堰就等于使自己有了一道安全的保护屏障，同时也可以以十堰为跳板，将兵锋直指敌军，从而对敌军构成极大威胁。关于这一点，早在秦楚相争时就已显现出来。当时，楚国为了与秦国抗衡，不仅在十堰驻扎了重兵，而且还在十堰境内修建了一条长达180余公里的楚长城，这样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迫使秦国只好绕开十堰，从四川进入湖南再攻击楚国的老巢，最后逐步逼楚国就范。三国时期，十堰境内的上庸郡、房陵郡由于地处魏、蜀两国的交界地带，因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当时，诸葛亮曾为刘备制订了南、北两条进攻荆州及襄阳最后夺取天下的线路，上庸郡、房陵郡就是北线的必经之地和咽喉要道，控制了上庸、房陵二郡就等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然而由于孟达的覆叛，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向刘备提出的经十堰而“跨有荆、益”的方略遂成为泡影，从此魏国牢牢地掌握了对上庸、房陵二郡的控制权，这为后来魏晋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南北朝时期，十堰仍然是南北政权对峙的前沿阵地，东晋与后赵、前秦，南朝与北朝各政权之间为了控制十堰，不惜在此投入重兵驻守以期实现一统天下之伟业。

从以上可以看出，十堰的确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南北军事势力都十分注重对十堰的经营，一旦夺取就会在此驻扎重兵扼守。这些军队来到十堰后，一般采取屯田的方式以解决军粮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十堰的农业生产，并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工具及技术的进步，对本地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军事战争也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特别是北方人民，由于战争多发生在北方，使得他们经受的苦难更深、更重，他们只好颠沛流离，四处逃亡。而北方百姓每次都把十堰作为最佳的避难场所之一，纷纷逃亡到这里，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一是十堰偏僻荒凉、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不是合适的战争场所，因而受战争的影响较小；二是十堰地域广阔、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适于农作物的生长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加之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可以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

北方民众进入十堰后，对十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第一，充实了十堰的人口。十堰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由于地理、交通等因素，人口不足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居民“流荒”、“寡少”，经济“荒弊”［6］，这极大地制约着十堰的发展，使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土地得不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北方流民的到来，使得十堰的劳动人口大大增加，他们“剪豺狼之林”，垦辟田畴，“勤课农桑”，使“生产始立”［2］320，从而奠定了十堰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相对于全国而言，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长期以来十堰在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等各方面的技术都显得比较落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地理和交通因素，陡峭的大山、崎岖不便的山路阻隔和延缓了外部先进文明进入十堰山区的步伐，从而使得十堰的发展经常显得极其缓慢，甚至接近于静止。北方流民的迁入，打破了十堰山区沉闷的社会局面，宛如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体内，为十堰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十堰山区地接豫陕川三省，农业生产技术一直非常芜杂，水旱间作。随着魏晋时期的北人南迁，一些北方作物如麦类、菽、粟、大豆、小豆等被引进十堰。农民还掌握了粮食的储存方法、粪肥的使用以及适于旱地的区种法等农业技术，这些都为十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三，对世风民俗的影响。西晋以前十堰的世风民俗本来东南西北兼而有之，但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流民的迁入使得十堰的民风变得更加劲悍，俗尚勇武，人习骑射。同时，在服装饰物、房屋建筑、饮食习惯、婚丧嫁娶等方面，也明显地融入了北方人的习俗，如饮食方面，麦类面食、各类粗粮成为人们食物构成的重要成分，薄饼、烙饼等成为时令食物。

总之，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军事战争和战乱一般对中国其他地方具有很大的摧残性，而对十堰，却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因为战乱往往造成大量移民的涌入，促进十堰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以，十堰的发展总是和中国的整体发展进程显得有些背道而驰，社会越是动荡，十堰的发展就越快；而一旦政治中心确定、局势相对平静的时候，十堰就成为偏居于一隅、封闭落后的下等小州或县。

［参考文献］

［1］匡裕丛.十堰通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149.

［2］牟发松.湖北通史•魏晋南北朝传［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姚思廉.梁书•康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290.

［4］姚思廉.梁书•徐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384.

［5］魏徵.隋书•食货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3：689.

［6］蒋显福.鄂西北历史文化论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