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创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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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鲁迅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创作分别代表两类不同的艺术价值取向；鲁迅的历史小说，表现出深广的现实社会内容，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侧重表现个体人物自然性心理冲突；两位作家创作意旨、手段、切入点、文化个性之差异体现出不同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鲁迅；施蛰存；历史小说；现实社会；性心理分析

Abstract:ThehistoricalnovelsprevailedintheModernChineseLiteraturehistoryduringthe1920’sand1930’s.NovelsbyLUXunandSHIZhe-cunwererepresentativesoftwodifferentartisticorientations:theformerrevealedthenexistingsocialproblemswhilethelatterfocusedmainlyonindividual’sconflictinnaturalsexpsychology;Twowriters’differentartisticorientationswereembodiedinthedifferencebetweentheirwritingintentions,means,perspectives,andculturalindividuality.

Keywords:LUXun;SHIZhe-cun;historicalnovel;realisticsociety;sex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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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一度呈现繁荣的景象。鲁迅和施蛰存同为新文学中的文化巨子，他们置身于同一社会时空背景之下，共同地把艺术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从古老的历史神话、传说中，发现和寻找新的生命力量，这种创作行为足以引人深思。他们在创作意旨、手段、切入视角、文化个性等均表现出相对应的差异，可以说，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代表和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取向。两位作家在文学文体上的创新“实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风格和形式，丰富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性格的深层反省和思索。

一

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旨在“改变国民的精神”，已属人所共知。改造国民性，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可谓鲁迅奋斗一生的目标方向。他致力于小说创作，其原因在于：“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511。利用小说求得“改良社会”之目的，这一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和鲜明的思想启蒙立场，既适应了五四思想解放和新文学时代的需要，也是鲁迅独特的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关于鲁迅最早的历史小说《补天》（又名《不周山》），据他自己在结集序言中说道，小说写于1922年冬天，取材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他认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可是却在写作中途，在报上“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惠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于是“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对于生活中“可怜的阴险”予以坚决地回击。但同时又自谦：“这就是从真而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2］341。对于艺术与现实斗争的矛盾，鲁迅的创作选择显然十分清楚。

正是从“改良社会”和现实斗争需要出发，鲁迅不惜损伤自己创作风格，宁愿舍弃艺术的严整要求，也不失急切地发挥文学的现实战斗作用。然而，滑稽的是，鲁迅出于现实批判的考虑——运用的“油滑”技法，却恰恰为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推崇。有意为之的创作追求竟然遭致“艺术”上“肯定”地误解，鲁迅一气之下，索性将《不周山》从《呐喊》中抽出，愤然地显现出自己为现实而创作的立场。作家的创作立场自始至终都一直很明确：“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512“为人生”，而非“为艺术”，为现实的斗争和社会改造服务，这样的创作态度，在鲁迅眼里不仅是毫不隐讳，而且是身体力行，贯穿了鲁迅文学生命的历程。

比较而言，施蛰存，可称为新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改良国民精神动机，也没有多少“改良社会”的切实愿望。他所努力追求的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发展。从施蛰存的文学履历可以看出，他生于读书人家庭，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从事

文学却是因个人性情特点和时代的影响。在1933年的《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文中他写道：“革新了的《小说月报》中所载的许多俄国小说的翻译，引起了我的对于小说的兴趣，并且还很深地影响了我。我于是也写小说了”。在其后的文章中又说，“在早期的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给我的影响，大于文学研究会。这时，我已决心搞文学，当作家”［3］72。显而易见，施蛰存是受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为时代精神力量的推动，许许多多青年把文学作为生活生存的选择，或为理想人生的选择，施蛰存就是其中一例，他的文学创作，无非是实现一个普通文学青年“当作家”的朴素愿望和梦想。有差异的是，文学青年分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在“五四”文学思潮中所汲取的精神养分各有侧重。施蛰存没有继承文学启蒙主义精神，没有继承文学关注现实、人生的传统，只是过多地汲取了“创造社”表现自我，“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因此，施蛰存虽曾有短暂地跟上现实步伐，有反映时代精神的创作努力，但是归根结底，他的心中，却缺少了“五四”思想启蒙的观念意识，缺乏投身于“改良社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热激情。

施蛰存的第一篇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写于1929年9月，据称是“七易其稿，费了半年以上才得以完成”。作家的创作追求，施蛰存自己解说得十分清楚：“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上一点也不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写一点更好的作品出来，我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4］809。创作动因非常明确：“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写出更好的作品”。

如此创作心态和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之下，作家必须是在借鉴新文学创作经验基础上，改变原有已成规范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在艺术形式上有较大改变和更新。无疑，施蛰存实践了这样的目标：对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欲求取代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努力，对文学表现手法的重视代替了现实生活的激情把握，把追求“艺术”视为作家创作的唯一动力和源泉。

很难说施蛰存具备参与现实社会的勇气，在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出版之后，他就对读者心存疑虑：“有人在我的这几篇作品中检讨普罗意识，又有人说我是目的在提倡民族主义”［4］793，唯恐读者误解自己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并连连地出场解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四部小说有‘一个极大的共同特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而这种力的一种又始终不变的是色欲”［5］。此外，在其本人所主编的《现代》书评栏里，施蛰存强调指出，他的历史小说与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小说不同，不如他们那样赋予历史人物明显的现代语言和现代人的生活观念，他的历史小说就是写历史，就是写历史人物的冲突。这种对“现实”避之唯恐不及的创作“解说”，这种对于现实社会回避、疏离态度，与鲁迅那样强烈鲜明的现实立场正好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在新文学创作整体中不能不说是种特例。

二

由于鲁迅和施蛰存的文学创作目的不同，两位作家创作态度和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他们都致力于同类题材小说创作，运用的文学表现手段却迥然不同。

首先，在审美视角上，虽然同样取材于历史典籍、传说，可是作家的艺术审美目光却关注于历史人物的不同精神侧面。鲁迅从历史和现实联系的角度，在历史人物身上寻找和发现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批判和揭露人物存在的恶俗陋习，关注历史人物身上积淀的社会内容，表现他们的文化和文明的创造精神。作家或歌颂赞美，如女娲的劳动创造，后羿的勇敢豪迈，宴之敖的冷峻勇毅，墨子的反抗强暴，大禹的勇于创新；或揭露批判，如老子、庄子，均自体现出现实的战斗性特点。与鲁迅相比，施蛰存从人物的自然属性角度，关注人物内心的心理，表现历史人物的“个人化”意识，呈现出一种生命的自然性倾向。施蛰存认为，“真实和现实微有不同，社会的实际情况叫做现实，思想、情绪的实际情况叫做真实。”作品“并不必须描写、表现或反映社会现实”，但作家“所描写、表现或反映的思想情感必须符合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这使得施蛰存文学表现的不是人物在生活中的故事，而是“表现一种情绪，一种气氛，或一个人格，他们并不是拿一个奇诡的故事来娱乐读者，而是以一种极艺术、极生动的方法来记录某一些‘心理’或‘社会的’现象，使读者虽然是间接的，但是无异于直接地感受了。”［6］

鲁迅历史小说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社会和历史中存在的位置，关注人在现实社会的生活命运和生存状态，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内容；施蛰存关注人性变化过程中的心理，关注的是个体自我的内心世界，关注的是个人生命的自然意识。

其次，在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上，鲁迅在《序言》中总结自己创作经验，认为可分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两类。而他自己的历史小说，根据现实需要，毫无疑问当属后类，“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事上的依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历史文献，这里充当为现实斗争的“佐料”；“随意点染”即艺术加工，“信口开河”即借了古人之口叙说自己的话，是根据现实生活变化及斗争需要来调节运用不同的艺术方法，这样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段归根结底是由现实社会复杂状况所决定的，具体表现为“不是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依据古籍容纳现代，用现代人的观点“激活”古人和历史，“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7］。时而运用浪漫主义的方法，驰骋想象，高度夸张，表现逼真的现实世界；时而依然继续运用“油滑”手段，在历史人物身上赋予现代人语言和生活细节；更有特色的是文体融合，把杂文笔法引入小说创作，运用荒诞、戏谑的笔调取得“借古讽今”的艺术效果。必要时借用西方的理论，本意还是在“煮自己的肉”。

20世纪20年代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传入中国，新文学许多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人的性欲与生俱来，具有强大力量，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性本能意识支配，意识有前意识和潜意识之分，文学创作的动力源于性意识的冲动。这样关于冲动的潜意识理论，鲁迅自然很熟悉，他认为“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可见，在“撕破正人君子的假面”方面，在利于现实斗争一定范围内，这一理论，尚可“拿来”为我所用，但如果夸大它的功用，并用它解释或指导文艺创作，鲁迅是坚决不予认同。除了早期《不周山》“取了弗罗特说”之外，后期的创作，确实不再运用。在鲁迅眼里，那不过是不懂文艺特点的“过度的穿凿附会”。［8］116

与鲁迅不同，施蛰存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像找到了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的金钥匙，他不仅要用弗氏的理论认识和解说世界，而且用以指导自己的小说创作，并极力地在文学实践中加以印证。他说：“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小说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施蛰存极力欣赏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作品，他认为“并不是描写这一种事实或行为，他大都是注重在性心理的分析”，还说：“对于人生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9］因此，他的小说集《将军的头》即是这种理论极好的“实验”和注解。小说运用自由联想、幻觉、独白、夸张、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法，充分表现人物性意识心理，揭示人物常态心理下的潜意识层次，描绘人物自我内在心理矛盾和人格裂变的里程。例如，鸠摩罗什讲经时身边反复浮现的美貌妓女（《鸠摩罗什》），决战在疆场上的将军头颅被砍掉之后，还坚持奔跑到心爱姑娘的身边（《将军的头》），石秀杀戮朋友妻子时表现

出的快慰变态心理等等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石秀》）。

三

《故事新编》的创作断断续续“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如果没有“国民性”的缺陷，没有社会现实的阴暗，或者说没有鲁迅那样特别的现实关注的话，那么，很难想象文学史上会有鲁迅存在了。正是现实的苦难和社会的斗争环境生成和造就了鲁迅。他后期不听许多好心人的劝告，放弃“纯文学”写作，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杂文创作上，就足以说明。用他自己话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1］575鲁迅创作的历史小说，与杂文创作并行，充分显示了与现实社会同步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清醒的现实战斗精神。

1926年的秋天，鲁迅受难逃离北京到厦门，“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起古代的传说之类”［2］341，写出了《奔月》和《铸剑》。此间，他目睹了“三一八”惨案，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刘和珍君等倒在血泊中，“血的游戏”把鲁迅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到广州又亲眼见中山舰事件，舰长、共产党人李之龙的被杀害，再次激发了他的反抗、复仇的怒火。正是结合广州的新的观察和体验，鲁迅把反抗和复仇的怒火凝聚笔下，最终修改、定稿了他的《铸剑》（原名《眉间尺》）。另外五篇《理水》、《出关》等，写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20世纪30年代。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分化更加复杂，对于形形色色知识分子的性格和灵魂的剖析，自然成为鲁迅后期一个重要主题。

如果说，前期三篇小说作家是表现了自我在现实中的“苦闷”和“愤恨”，表达了对战士、复仇精神赞美的话，那么，后期五篇则更加直接地介入现实，更加直接地参与社会的复杂斗争。作品几乎没有经过精细的艺术加工、提炼，就直接转化为现实的“影射”和批判。如《理水》中文化山上发表各种谬论的学者的片断形象，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一伙资产阶级学者在日寇侵略面前，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定北平为“文化城”一事的投影；现实生活中和作品里的学者们，在置民间疾苦于不顾、空泛地瞎嚷嚷这一点上，如出一辙；“OK”、“好杜有图”等外语词汇的出现，在幽默中隐然指向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洋奴；《非攻》中写墨子在宋国遇见“募捐救国队”，实际就是影射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寇侵略面前用“救国”名义强行募捐这种欺骗、掠夺行径。

如此近距离地贴近现实，不能不说作品具有非常浓重的理性色彩，显现出异常强烈的理性思维特性。鲁迅自己也认识到：“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以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2］341

然而，就创作环境和心态来说，施蛰存没有过重的现实社会承担，没有多少外力的侵扰，他显得比较轻松自如，能够放任思绪在艺术的王国自由飞驰，随意地想象，尽心地遐想和推理，创作出一片“”奔涌的艺术世界。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写于1929年至1932年间。大革命前夕，施蛰存与戴望舒等参加过共青团，从事过积极的革命活动，1927年3月，身边的朋友戴望舒，因参加团小组活动被逮捕，几乎被枪毙，后经营救，才得以释放。4月12日，国民党右翼分子突然袭击，在全国各地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作为共青团员的施蛰存，整天生活在国民党右派的白色恐怖之中，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故此，在反革命政变的血腥镇压下，他避难到松江，蛰居下来。现实的残酷、狰狞，使他认识到“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又“是独生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顾虑”，且“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3］129，施蛰存与戴望舒便脱离了党的关系，退出了实际的政治活动领域。不敢以文艺去触动政治这一敏感的神经，于是只能退向文艺。1929年9月，施蛰存与戴望舒等人在上海编辑《新文学》月刊，小说《鸠摩罗什》就发表在自己编辑的杂志创刊号上。作品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揭示历史人物的潜意识领域，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这种“独创”的艺术写法，很快引起反响，标志着作家创作的重要转折，从而奠定施蛰存“心理分析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堪称独步”［10］地位。随后，施蛰存运用同样表现方法描写历史题材，写出了《将军的头》、《孔雀胆》、《石秀》、《李师师》等。

施蛰存是一位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的作家，在历史小说之前，他有过一定的创作准备，此时又免受了内外现实的干扰（“蛰居”在松江），外加拥有便利的创作条件（拥有自己的文学刊物），如此种种有利的因素，结合自我独特的生命体验，施蛰存得以从容地放手自己的文学“实验”——“写出更好的作品”。事实也没有让人失望。从文本外部形态上看，他的历史小说比起鲁迅的历史小说，不仅显得更为“精致”规范，如“色泽的腴润”、“结构的谨严与刻画的细腻”［11］，而且在内在思维方式上也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理性色彩淡薄，感性思考更加偏重一些。小说“将人的主观感觉、主观印象渗透融合到客体的描写中去”［12］，在叙述方式上，“力图通过对人的心灵的透视或感觉的临摹来表现人生和世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感觉化的叙述方式。”［13］

四

由作家创作目的之差异而引发的审美视角、文学手段和思维特性等的不同，两位作家历史小说创作体现的文化价值也有相当差别。鲁迅历史小说取材本身都包含丰富的文化内蕴。作品以传统文化中的名人老子、孔子、墨子等为主人公，描写他们的文化身份和生活言行及处境，在调侃的叙述中，展现人物恶俗如闹剧般的活动背景，表现他们不断被消解、否定的生存意义。尽管他们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俯察世界，对世事人事有先知先觉的能力，但最终一切真诚的主观努力都演变成“无聊”的结果。老庄虽有深刻的哲学思想，却也无法现实中拯救自己，反而使自己陷入“出关”和尴尬的境地。“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糊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8］139。

鲁迅历史小说，对儒道文化互补的传统文化进行择取，充分肯定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入世的现实情怀，否定儒家的“中庸”、调和哲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责任感，认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14］肯定庄子思想的狂放不羁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否定和批判那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遁世观念。鲁迅总是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审视民族文化的传统，思考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中的命运和处境，对各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旧事物，或附在新事物上的旧幽灵，剥其画皮，示其本相，对形形色色贻害人民的恶俗势力，进行绝不妥协地批判。

与鲁迅一样，施蛰存涉足广泛的文学领域，如小说创作之外，从事过散文、现代意象诗歌创作，经历过文学编辑、文学翻译、古典文学研究、金石碑刻的研究，为民族文化建设作出卓越贡献。施蛰存出身于江南一个书香之家，骨子里浸润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因子。早年熟读《论语》，儒家文化典籍的“乐教”、“游于艺”思想，影响了他的思想个性和道德伦理观念。庄子思想中那种超然物外、淡泊世情培育了施蛰存自由的心境和自由的个性气质。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叙事聚焦独特，不是把艺术聚焦点放在表现人的社会活动及人物活动背景上，而是着重表现独立的个体，不着力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人与自我的关系，表现人物隐秘的自然心理，表现人物身份及体现出的人格矛盾，人物行为场所不在是广阔的生活斗争空间，却是人自身天然的狭小的空间。这种艺术表现本身就体现出几种价值判断：小说着力描写个体，淡化社会环境，表明作家突出个体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着重表现人的意识，“”本质上却意味着对现实的回避，引领读者进入一个“”的世界，而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处境；一方面充分肯定“性”意识对于人意志、心灵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又否定“性”意识为人性人格发展造成的恶劣影响，况且，作家在表现人物性意识时，在每一次性意识冲动的背后，总是隐匿着一个伦理道德的力量，对人物进行牵制和束缚；另外也展现出人性和现代文明的背驰与冲突。

对传统文本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英雄、圣贤人物，鲁迅和施蛰存的小说都是把英雄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抹去了他们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神光，还原他们世俗凡庸的本相。然而，两位作家在表现英雄世俗化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鲁迅着力表现英雄功成名就后的落寞与尴尬处境，表现英雄生活环境的冷漠和英雄内心的苦涩与孤寂；而施蛰存着重表现英雄人物的凡俗心理，实则是对于英雄神话的消解，或者说是对于英雄存在的否定和怀疑。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庄子思想，鲁迅和施蛰存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差别不仅在于传统文化新与旧的认识态度上，而且在于行为价值标准的认识上。20世纪30年代施蛰存因提倡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与鲁迅遭遇一场笔战，已成为文学史上一段公案。两位作家交锋的焦点有分歧，出发点不同，但潜在地却表现了他们在两种人生观、两种创作观上的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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