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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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铭的《跨文化交际与词语附加义》中，作者通过剖析跨文化交际的内涵与特点分析了在交际过程中语言能力对成功交流、沟通的影响。同时也指出：“跨文化交际的顺利与否与语言能力的高低并不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此论文主要阐述了词语附加义对交际的影响，其中有关于语法规则的差异，也有关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对于为什么语言能力高低不与交际顺利与否存在绝对对应关系，文章未重点分析。法小鹰、辛敏嘉的《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负迁移与适度文化移情》则从应对跨文化交际各种障碍的角度出发，试图提出解决办法，并重点说明“适度”移情的重要性。而本文则认为对于刚刚接触异文化的人而言，首先要移情，才能谈得上把握移情的“度”。

1文化与语言的互见

1．1从内涵看它们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文化具有“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①即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其社会成员所拥有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等都是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影响的。因此，无论是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团体还是个人交流，我们都不能忽视文化这一核心要素。语言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事物，为什么用这样的语音或者书写形式，其原因只有一个：约定俗成。如果一种指称一旦成为约定俗成、在全社会范围内通用，它就可以进入语言体系。因此，语言也和文化一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社会界限。

1．2语言反作用于文化：通过上述定义不难发现，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非常浓厚的文化色彩。汉语中就有许多文化词汇，例如：岁寒三友“松竹梅”、“龙”、“旗袍”。英语中也有，比如：“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字面义为“和教堂的老鼠一样穷”）、“fool’sparadise”（黄粱美梦；字面义为“傻瓜的天堂”），其语汇通常会与他们的宗教、航海历史有关。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语汇受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是语言反过来对文化的影响却难以捉摸。一般认为，语言主要对人的感知产生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一种语言中如果没有特定的色彩词汇，那么持这种语言的人对这种色彩的感知也是不敏感的。本人认为，这种影响是通过这样一条线索产生的：语言的书写形式影响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又是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沃尔夫假说即是有关语言影响思维方式的假说。在此以汉语影响为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向综合与形象。综合思维是说，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我们在和别人交流思想时，通常不会先说明主题与结论，而是倾向于先铺垫说明前提、主题的来龙去脉，在结尾还会引申一些相关的事物。我认为这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综合思维使得我们在考虑问题、表达观点的时候去全方位地考虑。中国的医学、艺术等同样受到了这种思维的影响。其次，中国人的思维偏形象而非抽象。自古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都是以实用为原则，很少去探究其为什么会这样，对于科技原理的探究不足也是我国科技后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汉字属于象形文字，在我们没有接触书面语之前，我们所听到的即是我们所接收的信息。而在我们接触书面语之后，语音就不能像表音文字那样发挥作用了。虽然汉字有一部分也有音旁，但大部分对汉字的区分、认识是通过意义来进行的。也就是说，通过汉字的象形的字形进行。

2沟通障碍浅析

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沟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正如前面所讲，在文化与语言的相互作用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产生沟通障碍与误会在所难免。“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在于，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而言语是语言传递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说，作为符号体系的语言，有其严格的规则；而言语，则多受说话者的心理影响。

2．1由语言差异造成的障碍：由语言造成的障碍，即由于我们未正确地、全面地了解对方语言的结构形式而造成的失误。比如，在语音方面，英语不是通过声调来区别意义，而汉语是通过声调来区别的。比如：“利害”（轻声）和“利害”（四声）就表示不同的意义。如果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交流时，不理解汉语的这一特征，就会产生误会。同样，在英语中，有些词汇声音的重心不同其意义也是不同的。例如“record”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时是名词，纪录片的“纪录”；重音在第二个音节时是动词。再看词汇。我比较赞同一些文章中对于词汇差异的分类：概念意义错位、形义错位与文化附加义错位。②概念义错位比如说：在英语中，仅用“president”一个词来表示“总统、校长、董事长”等多种意义，而汉语却对这些称呼有明确的划分。所以，如果一个中国人不了解“president”的意义宽泛性，很容易将其狭义地理解为“总统”从而产生理解错误。形义错位在日语与汉语之间体现比较明显。就是说，同样的写法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示不同的意义。比如：日语里“娘”是指女儿，而汉语里“娘”是指母亲。文化附加义则如本文之前所讲，我们说：“他有梅花般的气节。”如果不了解“梅花”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就很难理解这句话。本人在一次与外教的交流中，就因为没有注意到“星期五”在信基督教的国家含有“倒霉的、不好的”意义，他们一般不选择在周五有活动。而我邀请外教在星期五去参加一个派对，外教有点儿生气地拒绝了。在事后我才想起这个原因，为时已晚。

2．2由言语差异造成的障碍：言语即从语法层面看，一句话并无错误，我们对其语音、词汇等层面的理解都是到位的，但是依旧造成了误解。这就需要分析我们交流对象的文化特征、表达习惯、心理特征等。下面举几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现象。

2．2．1未注意交流对象的文化特征、心理特征a．李娜是一位去美国加州大学交流学习的大二学生，在到达美国的第一天，她就去主动与负责自己学习生活的辅导老师见面。这位老师在之前与李娜仅仅有过几次电子邮件联系。在李娜看来，这位老师属于不熟悉的人的范围。于是在第一次见面简单问好之后，为了不使气氛尴尬，她和老师谈起了天气，她觉得这是英美人士经常有的口头谈资，就像中国人经常问彼此“吃饭了没有”一样。然而这位老师好像并不感兴趣而且表现出了一些失望的样子。后来李娜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天气这个话题基本上是坐在公交车上的陌生人之间就可以谈论的话题。而在和自己有关系的、认识的人之间，话题不是这么局限、客气的。其次，李娜在谈论天气后，又以关心为出发点，建议老师添加衣服。其实，对于个人主义观念比较强的美国人而言，这种关心是他们不接受的。因为他会觉得你在质疑他的能力，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又怎么干别的事情呢？b．对于李娜，她依旧不怎么习惯的事情是，对于师长的称呼。在中国，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是非常不礼貌的。然而在美国，她的好几个老师都直接告诉她叫他们的名字即可。虽然了解了这一差异，可是由于从小的中国文化心理烙印，导致李娜每次在称呼老师的时候，虽然叫了名字，可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这使得她在交往中很不自信。这种差异来源于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是绝对平等的，不能因为职位等差异而高人一等。学生直接称呼老师名字是自由平等的表现。

2．2．2未注意交流对象的表达习惯：本文在第一部分谈到的语言对思维、文化的影响一样，与中国人的形象思维、综合性思维不同，英美人注重逻辑性、分析性思维。也就是说，他们在叙述或者论证一个观点的时候，往往清晰直接、逻辑严谨。他们擅长逻辑论证而非大量的例举。因此在蒋铭所在的小组，他们虽然说的是对方的语言英语，却依旧用的中国人的思维，这种不配套导致了外教评委的不认同。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由于文化背景、表达习惯、心理特征的不同，我们在跨文化交往中，即使使用着对方的语言、且语法表达也没有错误，依然会因为种种原因引起误会。

3怎样关注及避免沟通障碍

3．1突破文化束缚：在陈晓萍的《跨文化管理》一书前言中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月亮，和一个金色的太阳；灿烂的微笑对所有的人都是友好的表达；即使山峦分界地区，海洋浩瀚无垠，这依然是一个小小的世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世界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阻碍，世界变成了“地球村”。然而，科技让我们跨越了地理上的障碍，那么植根在不同国家、民族人心理的文化障碍如何跨越呢？“中国人学习外语要获得地道的目的语语音，移情必须做到刻意模仿洋枪洋调，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这对某些学习者来说并非不能而是其个性不愿意这样做。同样，目的语的特殊词汇、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对某些不善于移情的学习者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③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之所以说英语发音不地道，就是在语言这一层面上难以突破心理障碍去像英美人一样张大嘴说话；同样，外国人在学习汉语时，由于他们的母语并没有非常多且明显的声调变化，因此在学习中文时，即使知道了这一不同，他们也很难真正突破心理障碍做到和中国人一样说话。仅仅在语言层面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在难以预测、掌握的言语层面了。在言语层面，由于表达习惯、心理状况的难以预测性，跨文化交流的双方即使有意识去规避这些不同，也往往难以把握准确。如前面李娜的案例中，虽然她已经按照英美人士的习惯选择了谈论“天气”这一话题，还是由于了解不够深刻而产生了误会。移情（empathy）来源于精神分析学说。分为正移情和负移情。文化移情是指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为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感情位移、认知转换，即有意识地超越民族本土语言文化定势的心理束缚，站在另一种文化模式中进行思考的心理倾向。简而言之就是有意地关注到彼此之间的差异并努力突破这种心理障碍。我认为，这种突破文化束缚的动力还是与想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动机强烈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当我们越想要和对方交流的时候，我们就越会自觉地、深刻地去了解对方的文化语言习惯。在上述案例中，如果李娜真正了解并融入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之中，那么她在称呼语等问题上的不习惯也会逐渐减弱了。

3．2创造多接触异文化的机会：在本文的第二个案例中，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虽然掌握了比较专业的外语知识，却还是未能进行成功的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沟通。我认为这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和外教上课接触，其余时间还是继续沉浸在中国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因此，这种关注对方心理、思维层面的意识并不强。从而导致了用中国人的思维说英语的现象。这在国内英语考试中也许不会有影响，因为评判的老师也是中国人。然而如果一旦真正进入与异文化的交流圈，这种弊病就会显示出来。在一位学者的调查中，就发现中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表层文化负迁移率为39．5％，深层文化负迁移率为61％；而在华外资或中方企业的合资员工的表层文化负迁移率为30．5％，深层文化负迁移率为40．5％。④这就是因为在外资企业中，员工与异文化的同事接触频率较高。因此，想要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除了在主观上要有非常积极、甚至献身精神的文化移情意识，还要在客观上多创造与异文化多接触的条件。

4结语

在跨文化交流学的诸多要素中，语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在跨文化案例中出现频率颇高的要素。而且其对文化的折射也是非常独特、有趣的。因此本人认为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做简单而系统的阐述，并结合自己在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去反思这一问题。当然，语言与文化是复杂的，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浅层的、一定范围的现象。至于更加具有研究性的问题，比如在文化移情中为什么交际者明明意识到了差异却始终难以跨越心理障碍，本人认为还是有待深入探究。而且，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跨文化交际而言，肯定具有深远的意义。

作者：李雁 李亚红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