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中非正统英雄观及其价值取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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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敦煌变文按照民间的标准塑造了诸多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民间性格，使他们成了与正统相区别的非正统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与行为表现出对民间公认的天道观、道德观及价值观的维护与践行。敦煌民众在塑造英雄的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抗议和对英明国君和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期待。

【关键词】敦煌变文；英雄观；非正统

世俗变文中的英雄是由生活在民间社会的广大民众自己塑造的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变文突破了正史和上层社会所确立的意识、观念的束缚，表现、塑造了一个合乎广大民众理想和愿望的、非正统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的形象往往与正统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甚至格格不入。但这正是当时社会广大民众普遍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以及行为取向的人格化和具体化的充分显现。《汉将王陵变》《李陵变文》《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季布骂阵词文》等变文，采用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民间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其实就是当时社会某种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以及行为取向的人格化和具体化的真实显现。敦煌变文最根本的是它展示了广大民众的一种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和行为方式，如恩仇必报、以义为重、蔑视权威等等，变文突破了正史和上层社会所确立的意识、观念的束缚，表现、塑造了一个合乎广大民众理想和愿望的、非正统的英雄形象。与此同时，该变文已经完全抛弃了这个题材的原有含义和精神，而是把社会民众的爱恨情仇、是非善恶等理想和愿望都“寄托”在了他们创造的英雄人物身上。这些英雄的形象其实承载着广大普通民众的理想和愿望。变文中选取的人物大多也都是对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特别是一些带兵的武将，如伍子胥、韩擒虎、季布、李陵、王陵等莫不如此，变文突出地描写了他们的英雄品质，如对韩擒虎高超武艺的描写：忽有双雕，争食飞来……擒虎十步地走马，二十步把臂上捻弓，三十步腰间取箭，四十步搭括当弦，拽弓叫圆，五十步翻身背箭，箭既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况前雕咽喉中箭，突然而过，况后雕劈心便着，双雕齐落马前。[1]在韩擒虎的神箭面前，单于“连忙下马，遥望南面拜舞”，不得不纳贡称臣。最后，韩擒虎被点为“阴司之主”，在天曹地府二位使者的迎候下，“摸马举鞍，便升云雾”，辞别皇帝，结束全篇。这种对英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描写，表现了创作者对韩擒虎英雄业绩的钦佩。

《季布骂阵词文》歌颂了一位敢于与手握生死大权的帝王抗争，敢于与灾难厄运抗争的英雄，而汉高祖刘邦在变文中却仅仅作为一个配角（甚至反面人物）出现。季布先是阵前辱骂汉王，后又四处逃窜，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次次逃脱险境，最终“摧钢作柔，卒为列臣”。变文塑造了一个临危不惧、机敏善辩的英雄形象，这个形象是社会广大民众内心深处的英雄。变文不但把史传所载的统治者内部矛盾斗争的故事，转化为普通民众反抗统治者、反抗厄运的描写与歌颂，而且通过弱者战胜强者、庶民战胜权贵的英雄故事，满足了普通民众对于英雄的渴望与想象。《李陵变文》中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感情细腻、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变文通过“烧却自家前头草，以火止火”成功摆脱险境的故事，展示了李陵地处变不惊、镇定从容，更显示了他过人的智慧。而在明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仍然出兵迎战强敌的举动更表现出了他的英勇、无畏和忠毅：传闻汉将昔家陈，惯在长城多苦辛。三十万军犹怕死，况当陵有五千人！军中有事须成援，数将同行不同战。遥奔逐北我自知，灭迹扫除□□□。平生愿望小臣功，出塞方知大幕空。圣主径饶今日下，可得知陵□□中！其时将军遭落薄，在后遗兵我遣收。

卧毡若重从抛却，□□轻时任意留。逢水且须和面吃，逢冰莫使咽人喉。隔是虏庭须决命，相煞无过死即休。国中圣主何年见？堂上慈亲拜未由！今朝死在胡天雁，万里飞来向霸头。[2]变文通过对故事情节的生动描写和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再加上讲唱者深情地演说，使李陵这样一个英雄的形象，在悲壮中走向了听（观）中的内心。《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这两部变文虽然残损严重，但是从现存的部分来看，两部作品翔实生动地讴歌了世守瓜沙70余年，保境安民，实为晚唐西陲之民族英雄的张议潮叔侄的功绩。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中，家庭成员以及朋友之间的社会关系无疑是最频繁和最重要的，而这所有关系的维系最重要的是要讲求信义。在敦煌变文中，信义观念是仅次于孝顺的一个重要观念。如《捉季布传文》中，楚将季布，因躲避汉王的严令缉拿，最终投靠旧友周谥。周氏当时已为汉臣，在明知汉王“心念未能诛季布，常是龙颜眉不分。遂令出敕于天下，遣捉奸凶搜逆臣”的情况下，既无视“捉得赏金官万户”的巨大诱惑，也不顾“藏隐封刀斩一门”的巨大危险，在得知季布前来投奔时还“下阶迎接叙寒温”，而且向老友季布更向世人做出了掷地有声的承诺：“一自相交如管鲍，宿素情深旧拔（跋）尘。今受困厄天地窄，更向何边投莽人？九族潘遭违敕罪，死生相为莫忧身。”[3]在此，周氏对朋友的信义不但得到了季布的肯定，更大到了广大普遍民众的赞美。在历史题材类作品中，变文还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坚持正义、勇敢复仇的英雄人物。如《伍子胥变文》在《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的基础上，增加了浣纱女赠食自沉、伍子胥逢妻遇姐、外甥追舅及渔人救渡后覆舟自沉等情节，把伍子胥悲苦险恶、壮怀激烈的命运同社会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变文中浣纱女和渔人等普通人物不贪富贵、不慕荣华和视死如归的高尚品格也由此走向了广大社会民众的内心深处。此外，变文中还塑造了一系列深明大义、坚贞贤惠、矢志不移的女性形象。如《汉将王陵变》中的王陵之母，面对霸王的威胁和楚军的折磨时的大义凌然——“忆昔汝夫临终日，尘莫（漠）天黄物未知。道子久后于光祖，定难安邦必有期。阿娘常记儿心腹，一事高皇更不移。

斫营拟是传天下，万代我儿是门楣。不见乳堂朝营贵，先死黄泉事我儿。”[4]《董永变文》中“数内一人归下界，暂到浊恶至他乡。帝释宫中亲处分，便遣汝等共田常，不弃人微同千载，便与相逐事阿郎”[5]甘愿受苦、织机还债的仙女。《王昭君变文》中眷念故国、怀念乡土、敢于担当的昭君，《秋胡变文》中善良美丽、独立坚强、忠贞不渝的梅英以及《韩朋赋》中机智勇敢、不畏强暴、不慕荣利、宁死不屈的贞夫等形象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使听众“莫不模拟神情”，也“足以动人观感”，为劝善惩恶之具。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系列昏庸愚蠢、阴险狡诈的统治者的形象。《伍子胥变文》中昏庸奢靡、荒淫无道、拒谏饰非、任用奸佞、排斥贤能的楚王，《季布骂阵词文》中睚眦必报、阴险狡诈、出尔反尔的刘邦；《汉将王陵变》中刚愎自用、凶狠残暴的项羽；《李陵变文》中不辨忠奸、薄情冷酷、滥杀无辜的汉武帝；《孟姜女故事》中穷兵黩武、徭役苛重、不念民生的秦王；《韩朋赋》中荒淫残暴、强夺民女、妄杀贤良的宋王；《晏子赋》中以势压人、自作聪明、自取其辱的梁王等等。[6]变文对他们的丑态和恶行都做了详尽的刻画和深刻的批判，他们的恶习、罪行也都得到了相应的报应。变文故事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并赋之以“适当”的褒贬，在不知不觉中就向人们传达了善恶、好坏的标准。在此，变文以“惊愚劝善，感化人心，善恶分明，使忠臣义士得留名于后世，邪教乱臣遭报应循环，使听者有悦目赏心之欢，拍案惊奇之乐”。同时，敦煌变文在阐述佛理、演绎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为全社会所接收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并在此基础之上培植和固化着敦煌（社会）民众的善恶观、美丑观。如，凡不仁（无道）、不忠、愚蠢、无信、凶暴、贪婪、不孝等行为都受到鄙薄；反之，凡坚持正义、践行忠孝、善良友爱、机智勇敢、不贪富贵、不慕荣华、坚贞贤惠、诚实守信、严以自律等行为都受到羡慕和赞许。敦煌变文按照民间的标准传唱着英雄的事迹，伍子胥、韩擒虎、季布、王陵、李陵，每一个人物都是受民间伦理观念支配的平凡的英雄。他们的形象与正统的观念迥然不同，甚至是对正统权威的反抗和对正统权威的挑战，但他们的形象却早已深入敦煌社会并受到社会广大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这些英雄人物身上普遍拥有着普通人的基本情感，他们身上也都蕴含了太多民间的品格和情感。[7]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民间性格，使他们成了与正统相区别的，非正统的英雄。这些英雄人物是民间社会用自己的标准塑造的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他们在塑造英雄的同时，其实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抗议和对英明国君和理想社会的向往与期待。变文通过对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动演绎，使听众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也知晓了是非美丑与善恶忠奸。听众更可以为故事中主人公的命运或哭或笑，在这一过程中故事中的人物已经深深地感动了听众，听众也必定在这种感动之中受到某种启发与教育。通过对这些变文故事的创作、接受和再创作，在潜移默化之中教育人们明辨是非善恶、启发人们崇美向善，既博取心灵上的慰藉又可获取现实生活中的美德。

参考文献：

[1][2][3][4][5]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7:,12,3,70,.

[6]李小荣.敦煌变文[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2.

[7]陆永峰.敦煌变文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0:.

作者：黑晓佛 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