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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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恋价值取向是个体在婚姻和恋爱问题上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价值取向就是行为倾向，家庭情境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往往就是一种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价值取向是影响婚姻关系的深层原因。正因为如此，学界对婚恋价值取向的关注始终热度不减，但人们对于婚恋价值取向是如何形成的，还是知之甚少。White指出，原生家庭是个体有关家庭价值取向形成的源头。这样的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如家庭成员往往具有相似的价值观，父母关于家庭生活的一些看法，可以预测子女的相关态度，无论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即父母的能力、观念、行为、社会地位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婚恋价值取向是否存在代际传递效应也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显示，父母在性别角色、结婚时间、生育、离婚等方面的态度对子女的相关态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Kapi-nus与Pellerin考察了宗教信仰与离婚态度的代际传递性，不但证明了亲代与子代在宗教信仰与离婚态度上的相似性，还探讨了这两个变量代际传递的通径。Moen等的研究发现，母亲对性别角色的态度与30年后女儿的性别角色态度与工作经历有密切关联。Sieben与Verbakel的研究表明，子女离婚与父母是否离婚有关。此外，研究发现，婚姻冲突类型、沟通模式都显现出一定程度的代际传递效应。可以说，与家庭相关的一些态度与行为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父母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并不总是一致的，对不同性别的子女，代际传递的效果也不同。Roest等对家庭中的价值观传递现象进行了研究，以“尽责工作”和“享乐主义”两种价值观作为结果变量，结果发现，在“尽责工作”的价值取向上，父子间价值观的传递效应更稳定，并未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而这样的现象在母子之间并未出现，而“享乐主义”的价值取向似乎并不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相似的结果也出现在O＇Bryan等的研究中，代际传递效应的性别差异以及父母作用的大小，似乎与何种态度或价值取向有关。Lundberg等对父母教养方式的代际传递进行了研究，发现父亲的情感温暖式的养育方式显示出更强的传递效应，而母亲的教养方式，尤其是消极教养方式则几乎不存在代际间的传递。正如Gniewosz与Noack在其研究所言，在有关价值取向传递的研究中，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既有研究显示母亲的作用要大于父亲，相反的结论也有不少研究支持，同样的，代际传递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也不一致。而对于婚恋价值取向领域，尚无此方面的研究结论。从国外婚恋方面的研究现状来看，纵然国外研究对有关家庭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做了不少探索，但多数研究是针对某种具体态度和看法的考察，如对结婚时间、离婚、婚姻重要性、生育、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等观念代际传递性进行分析，对婚恋价值取向并未形成综合的、整体的考察。结合国内研究来看，则侧重于婚恋价值取向内容和结构的分析，而对代际传递的研究不多，仅有少数的研究考虑到家庭因素对婚恋价值取向的影响，对父母婚姻关系知觉、家庭结构等因素对婚恋价值取向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黄丽丽以初中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价值观的代际传递内容及机制，但并未涉及婚恋价值取向。基于此，本研究以家庭为单位，同时调查大学生及其父母的婚恋价值取向，对大学生及其父母婚恋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主要着力于两个问题的探讨:第一，婚恋价值取向是否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第二，父母在婚恋价值取向的传递中是否起到不同的作用?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以家庭为取样单位，每个家庭中的大学生及其父亲、母亲同时参与研究。选取9所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放假前发放测验1000组(一个家庭统称为一组测验)，由大学生带回家让其父母完成填写，填好后在开学一周内统一收回。回收测验910组，剔除在全组测验上大量缺失的家庭，剩余有效样本712组。其中，父亲年龄37～69岁，平均年龄(47±4)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85人，初中289人，高中/中专166人，大专65人，本科57人，硕博3人，缺失47人。母亲年龄36～65岁，平均年龄(45±3)岁;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171人，初中260人，高中/中专140人，大专52人，本科42人，硕博1人，缺失46人。大学生年龄18～25岁，平均年龄(20±1)岁;男生182人，女生480人，缺失50人;大一学生339人，大二学生89人，大三学生211，大四学生18人，缺失55人。

1.2工具婚姻健康测验(MaritalHealthTest，MHT)［24］:该测验是以卡片排列技术为基础的投射测验，用于单个被试时，可以得到个体的婚恋价值取向信息;用于成对夫妻时，通过增加猜测配偶回答的题项，还可以得到大量有关家庭婚姻中互动模式的信息。测验包含经济、爱情、家政、性格、婚姻、需要6个维度，每个维度均由14～18个相关的价值取向条目构成，要求被试按自己所考虑的重要性，将每个条目排队。如，经济维度考察个体认为“一个家庭将钱花在哪些方面更值得?”通过个体在诸如教育孩子、赡养孝敬双方父母、学习与研究等16个条目的排序，应用模糊数学计算出一个海明距离，计算出个体在该维度上的得分。同样，根据父、母、子女在其他5个维度的排列，编写计算机程序计算各种排列的海明距离，计算出父、母、子女在每个维度上的得分。根据个体在6个维度上的得分计算出其婚恋价值取向的总分。

1.3统计方法首先，使用SSPS19.0对大学生及其父、母的婚恋价值取向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其次，使用AMOS17.0对父、母亲婚恋价值取向与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关系进行探索:考虑父亲与母亲单独作用时，进行潜变量通径分析、子女性别的多群组分析、混合通径分析;考虑父母综合作用时，进行潜变量通径分析。最后，使用AMOS17.0对父、母婚恋价值取向与子女6个维度的价值取向分别做了混合通径分析。

2结果

2.1大学生及其父母婚恋价值取向的相关分析父、母婚恋价值取向总分与子女婚恋价值取向总分均呈正相关。

2.2父、母亲婚恋价值取向与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通径分析通过同时对父、母、子女的婚恋取向进行测量，分析父母婚恋价值取向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预测作用。首先考察父母婚恋取向对子女婚恋取向的单独作用，并分析父亲与母亲对子和女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分别对父、母婚恋取向与子女婚恋取向进行通径分析，结果显示(表2)，4个模型拟合良好，父、母的婚恋取向对子女婚恋取向均有预测作用，与母亲相比，父亲婚恋价值取向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预测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子女的性别是否调节着父母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父母对子与女的作用大小均不存在显著差异(△χ2值=0.08、0.09，△df=1，均P＞0.05)。考察父亲与母亲分别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各维度的作用大小，结果显示(表3、4)，在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各维度上，仍然显示出父亲作用大于母亲的现象。此外，父亲对子女家政、性格取向的预测较强，母亲对子女家政取向的预测较强。

2.3父母婚恋价值取向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综合分析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25］，进一步考察双亲与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关系。根据父与母婚恋价值取向关系的不同假设，建构模型1(M1，图1)与模型2(M2，图2)。比较两个模型(表5)发现，模型2拟合的更好，也更符合基于家庭系统观点的理论假设，因此本研究接受模型2，即父母婚恋价值取向存在共变关系，而后通过父亲的婚恋价值取向作用于子女。结合图1、2可以看出，父亲婚恋价值取向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作用更强，当设定父母相关时，母亲对子女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提示在家庭中，母亲婚恋取向对子女的作用是通过父亲实现的。进一步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6个维度的代际传递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表6)，在6个价值取向中，父母对子女的传递效应大小不一。其中，父母婚恋价值取向对子女性格和家政取向的预测最强。

3讨论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深远的，父母的多种特征可以传递给子女［26-27］。本研究对亲代与子代婚恋价值取向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婚恋价值取向与其父母的婚恋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由此，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效应得到了检验。这一结果又一次证明了原生家庭对个体的重要作用。家庭是个体心理发展的最初场所，自社会学家Cooley首次提出了原级群体(primarygroup)的概念，并注意到父母等原级群体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来，众多学者都将原生家庭视为影响个体心理特征的最重要因素，如，Bowen的多代传承理论(multigenerationaltransmission)强调了原生家庭对个体的长远影响，并指出，家庭的情感过程是多代传承的，包括会将态度、价值观、信念传递给下一代。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个体会在观察模仿中逐渐形成自身的态度体系与行为模式，而父母，则是个体最直接的学习对象。因此不难理解，大学生的婚恋价值取向为何与父母婚恋价值取向有密切关联。那么，父母的何种价值取向最易传递给子女?本研究对子女在经济、爱情、家政、性格、婚姻、需要这6个方面的价值取向代际传递效应的大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无论从父母的单独作用模型来看，还是从父母的综合作用模型来看，父母对子女家政取向与性格取向的传递均较强。家政取向涉及个体对家庭分工、性别角色等多种具体家庭事务的价值判断，而性格取向是个体认为在家庭中何种人格特质更为重要的反映。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两项是子女在家庭中最容易感受到的。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是怎样的人，父母喜欢怎样的人，家庭如何运行的，父母是如何分工的，具体的家庭事务是怎样处理的，这些都是子女最易观察和感受到的。在这些点滴的生活细节中，子女逐渐构建了相关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这说明，在婚恋问题上，父母的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与“言传”相比，父母“身教”的作用更加不可忽视。本研究的另一个研究结论是:在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中，父亲的作用大于母亲，母亲的作用通过父亲实现。无论从父母的单独作用模型来看，还是从父母的综合作用模型来看，父亲的作用要明显强于母亲。与前期研究一致，这个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父亲在家中，尤其是对子女的重要作用。

这似乎与人们的常识不符———母亲在个体的发展中应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然而，多项研究表明，在与家庭婚姻有关的命题上，父亲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这可能与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职能有关。在传统家庭中，父亲往往被认为是“养家糊口”的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撑，这样的职能将父亲在家中的地位定位为权威者或者规则制定者，常常负责规范子女的行为以及教导子女形成适当的价值观，使子女形成判断好与坏、对与错的标准。Knibie-hler在研究中指出，在早期的欧美国家，父亲主要被视为是道德和精神上的导师，引导子女构建合理的价值观。而中国《三字经》中“子不教，父之过”的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父亲权威者角色的肯定。在中国“严父慈母”的文化背景下，父亲的权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正是这种由角色塑造的权威性，使得子女产生了更多的对父亲的认同感，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值得指出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权威性通常需要母亲来维持，母亲越是支持、赞同父亲，父亲的权威性就越得到凸显。在本研究中，母亲与父亲婚恋价值取向呈正相关，这种相关性有助于维护父亲的权威感，而且子女不用担心因认同父亲而受到母亲的责难，母亲正是通过这样的支持，增强了父亲对子女婚恋价值取向的传递作用。此外，本研究还检验了婚恋价值取向代际传递中是否存在“同性别模式”。有研究发现，在某些变量上，父子、母女之间的传递要强于父女、母子之间的传递，而在另外一些变量上，却并未显现出这样的现象。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婚恋价值取向的代际传递并不遵从“同性别模式”，相比较父女传递与母子传递，父子传递与母女传递并未显现出更强的传递效应。这表明，在婚恋价值取向上，父母对子女的作用是一致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对父亲产生更多的认同。由于在本研究中只选取了大学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样本的特殊性可能会带来结果的偏差，因此看待这一结果时应慎重，婚恋价值取向代际传递的“同性别模式”是否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验证。

4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大学生样本性别比例、年级比例不均衡，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因此本研究结果的解释需慎重，在后续研究中，应克服这些不足对本研究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检验。另外，由于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所限，本研究的结论是否能推广至其他人群中，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验证。例如，在其他未婚青年群体乃至已婚人群中，其婚恋价值取向受到父母的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分析。再者，本研究以投射测验的形式测评婚恋价值取向，尽管已经做了大量的标准化工作，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后续研究中可以与其他测评工具联合使用，为测评提供更多的效度证据。

作者：童辉杰 赵郝锐 单位：南京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