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价值取向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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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逻辑”、共产主义与自由个性

任何淡化和绕开对资本逻辑批判的理论言说，都是前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样，任何脱离社会历史现实和无原则高度的对资本逻辑的简单化批判，都是与风车抽象作战的乌托邦式的虚假意识。对以上问题的理论自觉和深入思考是当前思想界对超越资本逻辑及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重要前提。其中，根本的思想破解之道在于深入理解马克思语境下“资本逻辑”的本真内涵以及资本逻辑、个人自由与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实质。

（一）“资本逻辑”的幻象及其本质内涵所谓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的语境下是特指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也是一种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逻辑内在包含了资本和劳动及其关系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意识形态偏见把资本视作“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古典经济学家遮蔽了资本得以获得其自身增值的固有前提这一隐蔽且至关重要的问题。“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但并不是任何一种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资本的本质并不是作为生产条件积累的劳动（例如厂房、机器和设备），而是“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工人劳动力的无偿支配和暴力统治，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马克思把资本逻辑（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进一步界定为：“资本只有同劳动力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只要在他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马克思把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期待奠定在对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深刻揭示和批判。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阶级遭受奴役的根由。具体来说，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运作机制，是以牺牲个体自由个性为代价换来的无人身理性的经济单向度发展，人被物化的生产关系所统治，而不是个体支配其所生产的物。资本主义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帷幕。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其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与矛盾悖论。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揭示和社会历史批判上。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洞察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刻悖论和隐匿着的不平等。资本主义下人的生活状态被马克思描述为“个人受抽象”统治，即“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如果说，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个人是受社会权贵、等级制度等统治的话，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受到一种类似“看不见的手”规律（市场交换和资本）的支配。市场在一般经济学看来，只反映了流通的领域和资源配置的手段。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是要揭示出被自由竞争表象所遮蔽的真正面纱。资本主义下的个人财产关系都被纳入市场逻辑（竞争和交换）的强制与命令之中。市场逻辑背后反映着财产关系的维系和占有只能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自由竞争和交换机制。这种机制和竞争被作为理所应当的事实而被接受。“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这个相互接触的条件指的是：市场竞争和交换把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社会现象加以混淆了。社会财产的私人占有并非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私人占有是以牺牲和占有一部分个人的财产为前提的，私人占有背后隐藏着对他人财产的剥夺和对社会生产力的无偿占有。这个问题恰恰被标榜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所遮蔽和掩盖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树起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被市场和交换中介。作为每个人需要总和的社会需求被市场需求取代，市场需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原则，这种利润最大化原则被标榜为社会原则，而每个人真正的需求却被物化和市场中介化了。个人是被市场建构起来的碎片。个人的需求表现为资本获利的需求，个人的自由表现为资本之间竞争的自由。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个人变现为资本获利无限制的自由。马克思揭示了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不过是在资本统治基础之上的自由发展，这种基础上的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上述现象集中体现了“资本逻辑”的幻象。“资本逻辑”是一种不易察觉的社会幻象，是一种对社会矛盾的真正遮蔽，它深刻折射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个人生存状态的异化，揭示了作为个体主体性表征的社会生产力被少数人垄断的社会历史现实。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这种物的关系在人们观念中体现了对市场、资本原则的无条件肯定。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被“资本逻辑”浸染。我们这个时代是被资本的形而上学所统治，以市场竞争和交换为表象，以利润增值为表现的资本逻辑代替了一切个人的感性生存方式。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资本逻辑”既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又为现代社会自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资本运动的外在形式表现为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被标榜为摆脱外在束缚个人自由的绝对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悖论体现在资本逻辑内在固有的矛盾和对立，资本的本性是私人占有财产和利润的最大化，但资本自身的发展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却为自身的发展设置了无可超越的障碍。现代社会的这种生产悖论决定了它自身的发展充满了各种偶然和不确定因素，最终将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二）“资本逻辑”回归属人世界让资本回归到属人的世界，在充分释放资本的社会生产力潜能的同时，彻底瓦解资本自身的逻辑悖论和怪圈，真正使资本和劳动在社会生产和历史的运动中达成历史性和解，使社会生产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向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生产的转变，在发展资本的同时超越资本，最终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支配社会生产力和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共产主义的历史生成和资本逻辑的瓦解是同一个过程。1．共产主义为未来社会的形成提供了路标指引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式思辨设想，而是一种历史的运动趋势。共产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和不完善给予修复和规范，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全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逻辑与资本逻辑完全具有异质性。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形式），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资本逻辑造成了社会生产和消费脱钩的潜在危机，进而造成了市场规律（物）对个人生活的抽象统治。超越资本逻辑的根本前提只有奠定在社会生产逻辑的基础之上，这种生产不是以资本为生产形式的社会生产，而是以社会化的个人的需要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是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表现为资本通过对他人（无产阶级）劳动时间和社会生产力（生产技术和科学工艺的进步）的无偿占有和剥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个体创造了大量非劳动的自由时间，这为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广阔余地。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不是把由科技发展带来的非劳动自由时间带给所有劳动者，而是少数非劳动者。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资本用技术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时间，它的财富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现代社会生产力给予个人的自由劳动时间应被工人自己支配，而不是与工人自身相对立（被资本用来转化为剩余劳动时间）。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将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支配的劳动时间。社会财富生产将以所有劳动者富裕为根本，社会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劳动时间将不是作为与剩余劳动的对立意义上才存在，财富的生产不是建立在一部分贫困的基础之上，个人将从劳动时间中彻底解放出来，每个人将真正解放自己，而不是沦为劳动的奴隶。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能更深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句话的含义。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对迄今为止各个人交往产物和前提的占有，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共产主义为人的个性解放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这里马克思强调的重点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实现所需要的经济前提，而是更强调了联合的个人对物质条件占有和支配及其所需要的前提。物质条件不会直接给予个人，这需要革命阶级意识和主体能动性，即在于对资本逻辑关系、私有财产关系和市场意识形态的根本解构。这种主体能动性又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共产主义并非是现成的可以实现的社会理想，而是一个历史和长期的过程。“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和漫长的过程。”共产主义是对资本生产力的真正占有和向人本身生产力的回归。共产主义彻底瓦解了以盗用他人劳动时间为形式的财富生产，瓦解了以交换价值衡量使用价值的市场幻象。共产主义下的社会财富“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2．共产主义反抗资本、市场和私有财产对人的真正感性生命的占有和剥夺共产主义真正切中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及其症结所在。这个根本问题的症结就体现在“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渗透上。共产主义使个体不再成为“私有财产的规定”，个体真正从劳动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现实的产生运动，同时，对他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未来社会将是基于每个人的需要和兴趣重新占有自身的劳动产品，消解资本、市场对人的需要的调节和控制，使人真正成为自身和主体。共产主义运动将带来人们对自身感性存在基础的真正认同，这将是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和市场意识形态幻象。共产主义要扭转由资本生产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扭曲，带来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真正人的感性生命的生成正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这种出发点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从对“资本”的扬弃和超越出发。共产主义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合理前提正在于：他从资本、私有财产和个人发展的历史辩证运动中寻求新社会运动的历史趋势和未来前景。这使共产主义远离一切乌托邦式的抽象遐思。共产主义反对资本和市场对人感性生命的剥离和占有；共产主义不是纯粹思想的事业，而是反抗资本逻辑的历史运动；共产主义要打破资本逻辑统治个人的逻辑悖论：劳动并不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资本不应成为每个人公认的普遍性观念和力量。资本和市场本身并不能带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必然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逻辑被超越便具有了合法性根基。共产主义试图弥合现代资本主义由资本逻辑带来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对抗。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的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发生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7］181共产主义不是宗教救赎和单纯思想的事业，共产主义更不是基于完美人性的理想预设，历史运动和发展体现共产主义的不断生成。超越资本逻辑的未来社会是：人成为人自身，成为自身感性生命的真正占有。

二、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时代难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有关未来理想社会下超越资本逻辑的思考实质上就是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和可能性问题。自从马克思去世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必须重新思考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现实策略。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梅扎罗斯所指出，全部历史复杂性中的趋势的出现和展示的历史现实性，社会主义进攻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迫切需要重新构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理论［8］1094－1097。梅扎罗斯把第二国际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去革命和政治改良主义和前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界定为资本逻辑对劳动统治的新形式。他试图探索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进一步完善马克思有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思考，并提出了在20世纪末期社会主义超越资本逻辑的现实道路和具体规划。在他看来，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实，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土崩瓦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照搬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马克思没能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对全球资本的大为改进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现实社会主义出现的新问题重新思考和激活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思考，从而真正彰显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时代价值意蕴。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思考没有系统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哥达纲领批判》只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下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则性思考，而没有具体展开实现的具体经济制度安排。“马克思成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根本变革的最终目标，却没有成功地证明实现该目标所应采取的方式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比抽象的信仰更为具体而实用的东西吗？”

梅扎罗斯对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给予了富有时代感的当代阐发。超越资本逻辑的未来共产主义要求彻底解构资本对劳动统治的社会根源，建构和巩固联合生产者的自主活动来调节全社会的生产和分配，最终消解资本以各种形式对劳动的命令和无形统治。针对以上问题，梅扎罗斯提出了以下具体超越资本逻辑的解决对策：第一，经济生产和制度安排实行将生产的客观条件一开始就作为真实的财产真正被劳动者所支配和使用，而不是简单以“集体财产”形式归于国家权威的控制之下。第二，国家作为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执行机构，同时代表国家实行经济政治职能的官员和政党本身必须接受监督。同时，资本家作为资本人格化的代表也应当受到社会的监管，以免出现资本以政治控制和强迫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第三，作为社会新陈代谢的调节者不能是基于个人主观选择的“效用最大化原则”，也不能是排斥人的主观需要的以客观规律面目表现的“直接意志”（康德的“绝对命令”、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梅扎罗斯在提出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安排的原则后，还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会计制度、激励制度等具体的经济措施。我们这里不做详细分析。重要的是，如何借鉴他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考，具体思考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逻辑统治的表现，并在此基础上探求超越资本逻辑的具体道路和措施。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过程中，两极分化和剥削问题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发展市场、引进资本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人们经济活动过程的“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观念中，也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劳动者的正当利益被少数人非法无偿占有的现象。具体来说，经济生活成为人们追求的唯一生活，人们变成他自己的资本家，现实的人丰富多样的活动和本质属性被想象为和抽象为仅仅是经济生活规定的人。这样的社会生活不是体现为人自身的生活，而是资本自身的生活，一种物的生活。这样的人越来越远离生活，变得越来越抽象。社会公共资本和公共利益不断被私人资本和少数私有者侵占，在市场经济推进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被少数承包人挪用等现象屡见不鲜。资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发动机，成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重要调节手段和生产机制。不可否认，资本已经入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各个方面。资本、资本家和工人及其相互关系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构架。具体来说，资本主义体现为通过循环和积累并以占有劳动力不断获取利润的运行规则而具有社会运动的统治地位，这种运行机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生产资料和知识产品必须遵守的社会法则。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我们不仅要追问：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超越资本逻辑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如何有效破解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侵蚀？问题的关键在于：真正回归马克思超越资本的历史承诺和价值理想成为当前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市场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调节手段和资源配置方式，资本构成了市场在经济活动领域的绝对重要的生产和组织要素。中国需要资本，但只能将资本置于社会主义力量控制之下，而不要资本主义①。如何使资本被社会主义所用和置于社会主义力量之下，而不是主宰社会和劳动者的异化力量，这需要思想观念的变革和一系列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具体包括：第一，必须扭转以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认识误区。公有制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本身，国有制也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真正内涵在于：社会产品从生产和消费本身都真正回归到生产者本身，全社会的剩余价值被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其贡献大小共同参与和分配，全社会生产力真正回归到每个人自身。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在经济发展过程的运行机制和手段。资本自身催生出了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资本“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有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从而表现为资本关系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的东西”［10］。从这个意义上，公有制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公有制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将劳动者附加于资本自身增值需要的逻辑法则之中。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超越资本对劳动者的抽象统治。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发展需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以满足直接需要为基础的使用价值的生产取代资本增加需要的交换价值的生产。我们以往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解是低水平的，没有真正切中共产主义超越资本逻辑的实质内涵。第二，社会公共利益利用资本，而不是资本利用社会公共资本和利益谋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政府以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利用资本，而代表政府的就是官员和政党。因此，我们要有效防范政府官员以社会公共利益名义与私人资本相互勾结，以出现资本寻租和损害劳动者利益的现象。社会公共资本必须拥有公益事业，国家掌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规范资本和市场法规，这是一个具体制度设计和监督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进来。同时，建立完善的政治民主制度安排，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让政治民主制度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三，理性看待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手段，他们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色彩，不能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同于某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存在走向资本逻辑的可能，但这并不是说一定走向资本主义（资本逻辑的全面控制和渗透）。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当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合理规范资本逻辑的任意扩张，避免染上资本逻辑的妄想症。市场化改革只是手段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在于共产主义所追寻的个人基于自我意识和意愿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完全异质于资本逻辑）。这是一个历史课题，需要不断探索和检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必须秉持超越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价值理想，如果缺失这一理想，至少就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逻辑是资本逻辑在社会运动中的具体体现。有关市场是摧残人个性的“绞肉机”还是培育社会正义的必要手段的争论都是抽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看到市场逻辑自身的两重性效应，针对问题找到解决对策。如果说市场本身被视为天生的“平等派”，市场培育了人们的自由公平竞争意识，增强社会活力等优点，我们更为重要是要进一步追问，市场成为社会经济调节机制的调节器是怎样形成的？它自身的历史怎样造就了它自身？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够全然保证社会每个成员对其自身创造的产品和全社会资源的合理调节和控制？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市场是不可超越和自然的社会调节手段吗？为什么人们把市场作为一种天然合理的制度安排给予接受？为什么个人愿望和个性的实现需要对货币的占有和享用，而不是人本身生命力的自我实现？奥尔曼认为这是人们从小所生活环境的市场经历造就了这样一种理论先见。每个人的需要只有通过货币为媒介的市场交换才能实现。这些问题是共产主义要揭示的。人们把市场与资本看作彰显每个人个性的天然同盟，这是一种关于市场和资本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幻象。共产主义恰恰要超越这种意识形态。

在处理市场逻辑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历史的实践智慧。共产主义正是针对反抗资本、市场对人的感性生命的占有和剥夺，不仅需要秉持经典作家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而且要在实践操作层面具有“实践智慧”（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庸俗实用主义，很多人总是凭借非理性情感把当下中国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简单等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出确实是一件试错性的社会工程，具有深远历史影响，是一种对时代进行审时度势的实践智慧。面对社会历史现实，我们一方面不能用更高的道德标准简单否定市场经济，同时更不能在发展市场过程中，陷入市场拜物教和马克思所批判的市场意识形态中去。市场本身并非原罪，但是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却具有两面性。市场既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价值观，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市场在兼顾公平方面确实需要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理性引导。如何平衡发展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等问题的内在紧张？如何把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与更具平等性的共产主义超越资本逻辑的承诺统一起来？当代中国改革在多大程度上破解以上难题，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身特色。当下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既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是坚持从中国自身国情出发，理性面对这两者之间关系，在面对和运用资本逻辑发展的同时超越资本逻辑。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应有的价值旨趣和归宿。毫无疑问，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仍将处于资本、国家和民族相互交织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共产主义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承诺仍将作为历史任务和价值信念指引人类社会走向新的未来。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国家权力不但没有被资本所消解，反而日益与其结盟，共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同时构造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逻辑、国家利益和民族主义的内在共谋随着资本全球化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难以抵制和超越的强大资本逻辑衍生物。共产主义最终理论旨趣就是要超越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不是强加于现代社会的理论设想和预设，而是“规定了一切当代生产关系的感性冲突性质。这种冲突非关范畴之逻辑，而是当代人类个体间实现感性交往（这种交往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之基础）的冲突形式”。资本逻辑并非涵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而是洞察当代资本主义根本特征的一个理论原点，通过这个原点透视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在当代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性别关系、种族主义、国家利益、文化传统、民族主义都与资本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关联。这并不是说这些社会现象仅用资本逻辑就可以得到说明，资本逻辑是言说以上这些社会现象不可忽视的理论视域和参照。

资本逻辑（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最为集中表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与社会异化的鲜明特征。全球化时代，资本以弥散化和微观形式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经济生产、政治活动、广告媒体、文化产业和人伦交往等），这决定了多维度透视资本逻辑在当代社会的多元面相，进而在采取对抗资本逻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策略中采用多样化手段。如何创造一个真正超越资本逻辑的未来新社会，这个社会的探索和实现必将表现为共产主义的不断生成。马克思毕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生产方式的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趋势，资本逻辑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承诺和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历史承诺在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世界历史时代彰显了其深邃的历史穿透力。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单单是一场金融经济制度和监管层面的经济现象，而是开启了取代和超越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制度的历史契机。西方诸多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资本主义当下的发展应呈现出共产主义的征兆，西方学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把目光转向当代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中国。西方学者是带着反思对本国资本主义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诊断来透视中国问题的，我们要理性识别。在当代资本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时代，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应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理性认识中国在全球化过程的历史方位，进而彰显自身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时代课题，是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和不断随着历史发展而继续探索的话题。

作者：薛俊强 单位：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