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改革建构主义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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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存国际金融体系与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的前身是金砖四国，④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中、俄、印、巴四国通过举行系列会谈和建立峰会机制，使“金砖四国”初步具备国家经济合作论坛的基础。⑤随着2010年南非的加入，金砖四国改名为“金砖国家”(BRICS)，并逐渐成长为在经济上可媲美七国集团、政治上日益崛起的国家集团。当前，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令人瞩目。以最基本的GDP总量和GDP增速为例，2008年，金砖国家GDP占全球总量的14.6%。⑥同期，G7的GDP占全球总量的52.4%，⑦约为金砖四国的3.6倍。截止2013年底，金砖五国的GDP总和约为157796亿美元(南非提供2012年数据)，约占全球的1/5。⑧同期，七国集团的GDP总和约为345073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2/5，⑨相当于金砖国家的2.2倍。预计到2015年，金砖国家GDP总和将达到甚至超过美国，到2027年，金砖国家的GDP总和将与七国集团持平。GDP增速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金砖国家(含南非)的平均增速为7.4%，远高于同期七国集团的0.9%。2011—2013年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1%，5.5%和5.5%，①七国集团则分别为1.6%，0.6%和0.8%。②仔细考察金砖国家，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新兴经济体中可能挑战甚至领导其他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并非仅仅依据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其具有相对成熟的合作机制和共同进退的合作基础。与新钻国家、展望五国、未来11国③等其他新兴经济体概念相比，金砖国家并非停留于概念性提法阶段，而是客观存在的国际组织。其不仅具备外长会议、财长会议、金砖峰会等若干层次的合作机制，而且在经济上互补互助。金砖银行和金砖应急储备更是密切联系五国的纽带，它们使金砖国家成为真正的国家合作论坛，并在全球气候、全球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等众多领域上表现出共同进退的国家集团行为，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其次，金砖国家具有较多的体系权力，并具备较大的改革动因。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金砖国家具备更多的体系权力资源，在体系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也意味着更容易推动体系权力结构的改革。在世界银行中，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已占据前十名的席位，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和俄罗斯的份额已跻身前十，而一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0年的改革方案落实，印度与巴西也将跃升至前十名，这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无法比拟的。另一方面，在全球遭受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不但未使金砖国家有效规避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损失最为严重的案例，并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均承担了空前的压力，其改革动力异常强烈。第三，结构改革能赋予金砖国家更多的行动能力，且增强其行动意愿。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使其具备治理危机的强大行动能力，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却使其一直被排除在体系的核心层外，严重限制了其行动能力的发挥。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能赋予金砖国家更大的体系权力，金砖国家的行动能力将有更大发挥空间，在提高体系权力结构行动能力、恢复体系运作方面有所作为。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充分增强金砖国家治理危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约束七国集团在体系中的霸权倾向，使体系的权力决策走向更加合理。鉴于金砖国家与七国集团的经济实力日益接近，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日益上升，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作为新兴经济体(也是全体发展中国家)改革派主要代表、甚至领军人物的地位正日益巩固，并引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以下简称“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为保障自身利益，与领导发达经济体的体系核心权力集团七国集团相抗争，锐意推动体系权力结构的改革。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七国集团亦需要借助新兴经济体(实际上是整个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挽救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并不完全是站在对立面阻止改革。总之，当前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佳时期，金砖国家必须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努力推动改革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现实建构主义与国际金融体系权力结构变革

2002年，亨利•诺(HenryR．Nau)和理查德•里昂(RichardC．Leone)提出将权力与认同应用于美国外交战略，并指出，认同与物质权力共同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政策。④在诺与里昂看来，一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基于该国在所处的国际体系中的物质权力分配(是否匹配)与认同分配做出的。①次年，塞缪尔•巴尔金(SamuelBarkin)提出的现实建构主义为该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持。②所谓现实建构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搭桥理论，是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论联结与调和的产物，而非元理论，因此该理论应当同时满足并遵守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双重内核:权力与认同。现实建构主义从一种进程的视角研究权力和认同的关系，提出“规则”是调和两者矛盾和连接两者的重要纽带。而且，现实建构主义有两个核心假设:一是国际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二是国际政治无法超越权力政治。③至此可以看出，现实建构主义试图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寻求融合，其基本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国家是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国家间的互动建构国家的国际身份，国际身份的改变会影响国家对利益分配的认同，最终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第二，国际社会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其权力结构是通过国际社会的共有观念确立的。简言之，现实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权力体系的基础是权力分配，但权力分配的实现依赖于国际社会共识的形成，而连接权力分配和国际社会共识的桥梁就是规则，即“特定的权力结构可以影响特定规范结构的变动，反之，特定规范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特定权力结构的变迁”。④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会发现，当物质权力分配与认同分配改变的时候，各国对外政策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从而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需要强调的是，物质权力分配的产物是权力结构，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物质权力主要是指经济实力。因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介入国际金融，也可以在一定时期通过扭曲其在国际金融结构中的位置而获利，或对他国形成利害冲突，但它不能在较长时期中以国际金融为工具获得更多的收益或保持既得的利益。⑤因此，体系权力分配的最终结果应该是服从于经济实力差异的权力结构。一旦经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改变，权力结构理应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因为权力结构的创立和发展是为了体系权力的分解与制衡，是在道德约束、理念约束的基础上，“以权力约束权力”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相互制约、协调平衡的权力结构，从而防止滥用权力，有效控制权力，……而物质权力结构存在于相应的社会形态之中，并由生产力高度和经济基础所决定，在体系中表现为客观的经济实力结构。权力结构如果超越或者滞后于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基础，必然会出现不适应性、不协调性、不耦合性的‘病变’甚至‘癌变’，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⑦。也就是说，权力结构是协调权力与认同的纽带，国际金融体系通过权力结构来实现权力制衡，从而增强各国对权力分配的认同，进而产生体系权力结构的权威性，增强各国服从体系治理的可能性，最终达到维护权力结构相对稳定、体系职能有效发挥、国际金融健康发展的目的。而经济实力的改变，势必引起权力结构同步改变的需求。当这个需求不被满足时，对权力分配的认同就会降低，体系治理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便会下降，体系的生存就面临严重挑战。因此，体系权力结构的改革势在必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各国意识到，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落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无法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其权力结构已变得不再稳定，缺乏对个别大国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机制，体系内许多成员国的利益正在受到损害，许多国家对体系权力结构的认同急剧下降，纷纷要求体系进行改革，部分国家甚至另寻体系的替代品。因此，体系如果再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潜在风险。现实建构主义告诉我们，“在无政府状态和特定的权力结构背景下，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由其对特定结构的认同所决定的。”①多国在同一个体系中或者同一个规则结构中往往产生相似的国家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产生群体认同的国家在国际权力分配和国际权力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相似的对外政策倾向，并易于结成国家联盟。认同降低甚至消失导致的连锁反应将严重威胁体系的生存，尤其是当国家认同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并通过共识输出为国家对外政策时，对体系的挑战便具有了国际性意义。如果在体系内部产生两个或多个相互博弈的国家集团，最终就有可能推动体系的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说，体系的权力结构改革实际上是不同阵营的集团之间角力的结果，而决定体系命运的就是各阵营对体系内权力结构的认同。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加剧了各国经济实力对比，更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体系权力结构合法性、权威性、甚至行动能力的质疑，尤其是那些处于权力结构不合理位置的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对体系权力结构产生了严重的不认同感，而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则普遍保守并极力维护既存的体系权力结构，仅同意对权力体系部分职能进行调整。因此，体系内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对立集团，即金砖集团领衔的改革派和七国集团领导的守旧派，分别代表着两个集团的利益，两者之间角力的主要着力点是国际金融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是否需要改变。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的竞合关系对权力结构改革的意义在于，由七国集团所主导的体系面临权力再分配的外在压力，尤其是在两者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显著变化的后危机时代。七国集团强烈要求金砖国家充当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救世主角色，而后者却没有因其出色的表现和巨大的付出取得应得的体系权力和地位。过去10年，金砖国家GDP增速为全球平均增速的1.8倍。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每年以8.9%的速度增长，预计7年后，贡献将超过60%，达到美国的7.5倍。2008年之后，金砖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增量的贡献也已经超过了七国集团。②换言之，体系的权力并没有随着两者角色的调换而转移。虽然体系权力结构处于崩溃重组的边缘，并将伴随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实现下一个动态平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两者不合理的权力分配并没有实质改善。在这种不平等下，金砖国家对体系权力结构的分配认同有接近甚至趋同的倾向，进而导致金砖国家出台相似的对外政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没有内部矛盾，这也就为五国如何有效规避矛盾提出挑战。当然，金砖国家之所以能结成金砖国家集团，并成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也与其鲜明的优势有关:首先，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强，改革意愿强烈。金砖国家集团占据全球经济份额的1/5，经济实力强且经济结构互补，在体系中经济实力和体系权力结构内排名比较接近，致使他们在权力结构上有相近的利益诉求，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研究部主任尤里•达杜什(UriDa-dush)所言:“他们都相对不发达……他们都希望建设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一个他们占更多权重和有更多发言权的秩序。”③其次，金砖国家体系权力较大，外部压力相对较大。五国所分配到的体系权力相较其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较高，改革意愿强烈的同时自然也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面对高度一体化的七国集团，只有强化金砖国家的群体性认同和他们在体系权力结构中的整体性权力，金砖国家集团利益才有可能最大化。最后，金砖国家国际形象较好，具有较大的号召力。金砖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大力挽救金融危机的行为大大提升了其国际形象，在所有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因此在关键时刻可以有效团结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手中的权力资源，大大提高在权力再分配进程中成功的概率。

三、金砖国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对策分析

综上所述，金砖国家面临巨大的改革机遇，国际金融体系权力结构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是异常严峻的。与七国集团相比，他们的合作机制相对薄弱、缺乏统一的权力再分配改革方案、面临美元霸权产生的通胀压力等实际情况都大大削弱了其推动改革的能力。对此，本文认为，若想要最大限度地分得体系权力，实现体系权力结构的改革，金砖国家必须正视并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增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强化团队合作意识。经过六届金砖峰会的磋商和努力，金砖国家已经形成了包括外长会议、财长会议、金砖峰会等若干层次的合作机制，并通过这些机制在很多场合就一些重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对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对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尤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大会等重要国际事务上发挥了积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大大增强了其在世界舞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比如，2010年金砖国家与其他国家共同推动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协调与合作的主要平台。同年，金砖国家联合其他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①这些改革是当代国际金融改革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有利于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分配方案，大大提升了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权力与地位。再如，在2009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印度和巴西联合阻止了部分发达经济体的阴谋，坚持遵循《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金砖国家在新兴与发展中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同时也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但是，由于五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的地缘政治因素，金砖国家至今仍属于松散的合作论坛性质，没有形成一致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常设的秘书处机制，再加上与二十国集团和地区组织等机制的复杂关系，致使金砖国家集团的改革政策大受影响，表现出效率低下、政策不稳等不足。以商讨重大议题为例，因为没有常设的秘书处，重大决议一般只能通过一年一次的峰会实现。事前沟通时间短、事中沟通深度不足，导致峰会期间五国各自的方案互相抵触明显，最终达成的协议结果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松散的机制还导致五国的责任、义务意识薄弱，当与其地区利益产生冲突时，五国的合作程度就会有所降低，致使五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改革事务时，缺乏持续、稳定、强劲的意志表达和政治经济威慑力。因此，金砖国家应借鉴欧洲联盟早期发展的经验，通过建立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深化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并借助经济合作提升经济互信和政治互信，逐步向全面合作机制演进，最终推动金砖国家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其次，完善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机制，提升权力结构改革的外部压力。2014年7月15日，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签署协议，正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并明确表示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前者着眼于长期发展融资，旨在帮助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功能上与世界银行部分重合;后者侧重于短期融资，主要用于“稳定金砖国家内部金融市场”、“确保金砖国家金融市场有序和健康发展”并“应对短期冲击”，所以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具备部分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①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主观上是表达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改革方案落实未果的不满，倒逼部分国家加快体系改革的进程。客观上削弱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影响力，增加了金砖国家挑战体系权力的能力，取得了加快改革进程的谈判筹码。但是，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同样存在问题。首先，金砖银行存在决策权的制度性障碍。与应急储备安排不同的是，金砖银行是五国妥协的产物，各方的利益都得到了照顾，致使权力结构过于均衡。随着成员国的增加，权力均衡带来的平等协商将凸显集团行动困境的尴尬，因此必须产生一个中心国家来扫除这个制度性障碍，凝聚各国的力量实现集团利益最大化。其次，缺乏“国际清算”职能。要充分发展金砖国家的经济权力，就必定需要“国际清算银行”(BIS)来促进金砖国家间的结算和信贷服务，降低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同时，为五国的央行提供交流平台，协调五国的金融政策，充分利用五国的外汇储备和经济影响力，保证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市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金砖版的国际清算银行将大大削弱七国集团惯用的经济制裁手段，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保驾护航，增强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的国际影响力，进而提升金砖国家的金融权力。因此，金砖国家应考虑在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下增加“国际清算”职能，实现以金砖银行为依托，结合国际化货币、金融交易市场和国家间信贷与救援机制，打造一个能切实挑战体系霸权的制度化平台。再次，推进金砖国家货币机制改革，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布雷森顿体系的瓦解并没有解除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美元不仅仍是国际金融主要的计价和交易货币，而且还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占据高达60.7%的份额。②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滥用美元霸权地位，实施三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世界人民征收铸币税，转嫁危机对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严重危及各国利益和全球金融安全。挑战美元霸权是构建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证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的必要手段。除了传统的日元和欧元之外，多国也在力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结构的平衡。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可以有力地稀释美元经济霸权，动摇美国的体系权力基础，而且可以通过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结构平衡其他体系性大国与美国货币权力的差距，增加挑战美国权力独大的砝码。目前，金砖国家的去美元化措施主要集中在货币互换、贸易结算和贷款业务等方面。通过积极推进双边货币互换机制，逐步推进金砖国家本币在贷款和贸易结算方面的认可度和使用率，并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双边本币贸易结算和贷款业务。以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为例，中国已先后与巴西、俄罗斯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多边互换网络，逐步在所有参与国内部实现各领域本币合作。③本币合作可以避免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潜在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金砖国家要充分发挥其经济实力，实现五国的利益最大化，创造类似于欧元的金砖国家内部的区域性货币势在必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来看，货币一体化不仅能加强金砖国家在货币和汇率方面的合作，而且可以摆脱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等货币的依赖。关键是，共同的结算单位将为五国的经贸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可以像本币兑换一样达到消除国际汇率体系扭曲的弊端，最大限度地降低因货币兑换带来的交易成本。如此一来，不仅能进一步增强金砖国家整体经济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性，而且还能增强金砖国家的归属性和凝聚力，促进五国在更多领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增强其作为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代表地位甚至领军地位，更好地引导新兴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四、结语

作为最大的金砖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希望在体系权力结构改革中获得更多的权力份额，突破当前在权力结构中被边缘化的尴尬，进入体系决策核心，从而避免因权力不足而成为权力大国的政策牺牲品。目前，二十国集团正逐渐取代七国集团成为新的国际金融协调平台，后者的权力份额优势被制度性约束。基于此，中国应联合其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共同推进权力结构改革进程。同时，中国还应寻求主导金砖银行的发展，通过金砖银行业务扩大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和涵盖领域，加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影响力，大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从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体系权力结构改革形成响应。在实现体系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作为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金砖国家通过强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完善金砖银行及应急储备机制和推进金砖国家货币机制改革等多方面的努力，不断增强其作为权力结构重要一环的地位和影响力，迫使体系在权力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向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让渡更多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促就国际金融体系新权力结构的转变，引领世界尽快摆脱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阴影，尽快走向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

作者：李鞍钢 刘长敏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