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汉语文学资源与精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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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多元的文化生态使得新疆文学具备了不同于内地文学的气息和风格。这些创作是新疆建立自身文化景观、融入当代文学的价值所在。新世纪的新疆文学语境面对更为艰难的处境，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形态与奇观化异域风情期待的复现和迎合也许本身就是令人困扰的内在因素。在内地文学整体疲软的态势下，新疆文学面对的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还是一次难得的契机、或是一次贸然而唐突的冲撞，无法轻易决断。

一、新时期后的新疆汉语文学概观

新时期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面实现，人民生活质量极大提升，各族人民间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和谐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些都使新疆文学呈现出整体上的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和气息。20世纪50、60年代，新疆文学以诗歌尤其是“政治抒情诗”和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表现农村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取得创作实绩。这些创作以铸造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表现国家解放和“人”的解放为主要内容，书写解放后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周非的《多浪河边》。尼米希依提、铁衣甫江、克里木•霍加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崭露头角。这些创作开始初步描绘新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加上多种文化形态交融下自由洒脱、慷慨放达的情感表达，使新疆文学显现出不同于内地文学的色彩。新时期新疆文学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以弘扬个体“主体性”和人道主义思潮为主要标志，开始重新确定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自我”寻找成为文学的时代潮流，一个鲜明的“自我”形象在诗歌中明确地被提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1]在“自我”之上的是“怀疑”与“寻找”———怀疑成为自我生命的血液、寻找成为自我存在的命运———这是主体意识最初的复苏与觉醒。90年代，社会的转型带来文学的变化。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在市场的操纵下，文学在表面丰富中片面地发展为一种平面化、形象化和表演化的大众化文学。它将个性和自由兑换成市场通用的交换物———货币，市场原则压倒了人文关怀，在片面的感性解放中包含自我精神的失落和主体意识的失落。“当时间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轰轰烈烈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仿佛在一夜之间忽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文学危机’的呼声此伏彼起，颇让人惶惑不安。”[2]

在此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新时期新疆汉语文学也经历了这样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将各民族的个体生活状况和现实精神作为关注点，广泛表现不同身份、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普通人的人生命运、生存状态，投射出所在社会的历史变迁，体现出更加鲜明的洒脱慷慨之气。这些创作将独特的地域景观和文化氛围、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各民族习俗、精神、性格和文化传统作为建立自身文学价值的定位思考，体现出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觉的艺术追求。90年代，面对文学的时代困境，新疆文学明智地向内转，专注于边疆地区特异性的描写———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奇特神秘的人文风情以及由此激发的对自然、生命、社会的重新思考，凸显多元文化的异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文学失范的惶恐，成为新疆文学拒绝文学颓势的良性转向。这些创作使90年代新疆汉语文学充满了诗性的浪漫和文化上的“异乡”情调，新疆文学的独立地位开始确立，一些优秀作家被不断发现和肯定。新疆学者夏冠洲将新疆汉语文学作家群归纳为“由新疆起步的”、“在新疆长期留驻的”和“来新疆作短期旅游访问的”三类进行概观性综述[3]，较全面地总结了新时期新疆汉语文学创作的成绩。在新时期众多的汉语作家中，周涛、红柯、沈苇、刘亮程、董立勃无疑是其中获得广泛肯定和喜爱的代表，他们这个时期的创作较好地体现了新疆汉语文学的风貌和特色。

周涛将强烈的生命激情寄寓在哈萨克族牧人理想的生命存在范式中，表达对昂扬向上、自由奔放的生命意识的颂扬和追求；沈苇通过对中亚丰富的诗歌传统和音乐、舞蹈等艺术瑰宝的理解和感悟，发现西域文明的深邃与丰富；红柯在对西域大美的反复书写中，颂扬生命所保持的尊严和高贵，藐视当下现代人生命力的委顿与灵魂的苍白；刘亮程将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人与天地的物我同一、生命在日起日落风霜雨雪间自然流淌的内在思考和生命哲思朴素表达，既不乏中国古代哲学的流风遗韵，更有在凡世纷扰喧哗世情中的诗情守望；董立勃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战士的生活作为创作方向开始其屯垦小说的创作，《白豆》、《米香》、《静静的下野地》等系列小说体现了高度集约化组织形式中个体意志的艰难和集体主义原则下的专制思想与服从意识，对心灵的麻木和精神的奴性保持了高度的清醒这些作家创作倾向各有不同，但共性在于用“异质”的气息建立各自的身份，体现文学韧性的新疆气质———周涛被称为“半个胡儿”[4]；沈苇自言前身是个“胡商”、“骆驼客”、“丝路驿站上的一个邮差”[5]；红柯在新疆“黑茬茬的胡子长起来了，头发开始曲卷，我常常被误认为哈萨克人，嗓音沙哑，新疆男子都是这种大漠喉音……收拾后的模样还是个半胡半汉”[6]；刘亮成、董立勃虽未认可自身的胡人身份，但文笔间的新疆神韵无法掩盖。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在用一种迥异于内地文学的特异姿态和叙事策略构建着作为边地和多元文化载体的新疆文学的艺术生机和活力。从初期就已开始着力描绘的风情特征———辽阔无边的草原、气度非凡的天山、一望无际的戈壁、瓜果飘香的驿道在新时期再次成为新疆文学的代名词，同时经过作家个体生命感受和浓郁时代气息的加工，已从无知无觉的半原始状态走向具有生命高贵与尊严的自在；另一方面新疆文学愈加鲜明的本体意识让多民族文学景观发生变化，民族“同一性”的强调开始走向肯定民族“差异性”的动态发展。这种“异质性”追逐使新疆的现实存在与现代化或现代性在文学中构成某种对立———对文学的传统的田园牧歌式情调的追求、对无法再重复的社会历史进程的浪漫怀想、对民族风情风俗的浓墨重彩的铺染，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不同步。然而正是这种不同步成就了“新疆”的文学。新疆成为了不同文化观念的载体，被寄寓不同的人生理想和文学观念，并与地域文化共同作用形成了与之相关的特异性精神意蕴和人文气息。与此同时，创作中的刻意性也无形中迎合了主流文化的审美情趣和对边疆的“格式化”想象。

二、对地域性和民族化的质疑

不管新疆汉语文学曾有何等的丰富意蕴和时代意义，而今仅从世界性和整体性视角审视就会产生一个潜在的疑问：新世纪后新疆汉语文学的文学精神是否已跨越自身局限和视野、跨越地域性和民族化束缚而获得人类性眼光和时代性气质？客观地说，新疆汉语文学一直没有得到比肩于一流文学的广泛肯定，原因有很多，但笔者以为其中根本内因还是源自对“地域性”和“民族化”要素的固守和缺乏突破自身的勇气。随着当代文学遭遇创作上的瓶颈，特定时代的文化氛围迫使文学急于突破原有的倾向和范式。对文学的民族化、地域性“特色”的不断挖掘和有意夸大不失为一次改善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大胆尝试，这也是新疆文学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根结所在。可惜表象的热闹并不能积极促成新疆文学引领文学走向新生，也不能带领新疆文学获得整体架构中的优先地位，当前的新疆文学创作还在缓慢踯躅着。然而长期以来有意无意的对多民族文化形态和神秘地域特征的强调，使文学的边缘化和他者化被一步步地强化，最终建构和塑造出的是一个想象中的新疆———文学不能真实地接近时代、接近生活，刻意的对期待想象的迎合遮蔽和掩盖了那些具有全局性和人类性精神要素的认识和表达。由于不能从“人类”的视野和“整体”的平台看待文学创作和文学意义，作家创作的灵感和选择受到极大限制，研究者的思维空间和视野层面也同时被束缚。文学如果不能以更广阔的视域打开新的文学主体精神和价值观念、不能突破既有的制约因素和想当然的“新疆神秘特色”强调，就无法获得化解思维定势的动力，无法打破既有的创作模式。

自新疆文学被列入“西部文学”范畴并成为具有实绩力量的一部分起，“地域”色彩就被浓墨重彩地强调和宣扬。新疆身处祖国的西北边陲，拥有迥异于中东部地区的地域风貌和特征，40多个民族持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相互间的文化交融在不间断的进行，这些都是新疆文学不可穷尽的文学资源，但同时也意味着新疆文学从一开始就在“他者”的心理期许和注视下进行着。不幸的是，这种敏感的觉察转而变成一种有意的的心理迎合，使文学的精神意蕴和价值意义建构陷入了一个人为划定的先入为主的框架：地域上的边缘化———神秘感的空间所在；文化上的异域化———神秘感的心理所在。在这个参照系面前，新疆当代文学之“新”一直被作为在时间上不同于“现代”、在空间上不同于“内地”的“特例”来强调，其文学精神意蕴和文化特质同样被作为“特例”来寻求。在强调它的神秘色彩和文学精神的“异域”内涵时，实际上把这种“新奇”视为无根的、没有延续性的“全新”的创造，而非对旧的超越后的历史承继。这在客观上人为割断了当前新疆文学与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反映关系，同时也割断了它与新的时代气氛和先进的社会风貌积淀形成的人性意蕴间的精神联系。当我们强调当下新疆文学的精神蕴涵时，又在用所谓的“新疆特色”的强调来显示其独异性———这种独异大半被理解为单面的民族化、奇异的地域性和固守的时代性，无法辩证地认识到新疆当下生活的现代性和精神面貌的普遍性。特异性被反复强调，属于人类和时代的同一性被无意地淹没。两种参照在表层似有“联系”、深层实际“孤立”的思维和研究“结构”中割断新疆与现代、与先进间的现实关系，成为一种隔绝的“异在”，艺术精神要素和价值的估定也常与“异在”的被突出和被强化相联系。强化文学的特定性、强调文学与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的“时代内容”的对应性、强化文学在历时性中的回顾性，忽视文学意蕴中的相通性、共同性和稳定性因素，在客观上拒绝新疆文学可以展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时代性因素。对立面的比照和差异性的寻觅成为研究视域的焦点，文学的共同性、相通点的探究被忽略。地域性、民族化要素成为新疆文学天然的身份标识。需要肯定的是，文学需要“存异”也需要“求同”，“差异”只是文学复杂性和特殊性的一个面，另一个面是“殊途同归”和“异曲同工”———在与时代的主体性蕴涵方面文学与之的相通性。

当“异质”成为内地人们从个人角度观照和“凝视”新疆的标准时，就会出现社会、文化、心理背景和个体因素制约所带来的偏见和局限：或基于新疆的地域想象而追求文学中的粗犷放达之美，周涛的胡人之气让他们看到新边塞诗的强悍；或基于“视角优势”而更多地关注原始、野性的生活，从而不自觉地放弃新疆与时代密切联系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将新疆文学主体部分理解为民族化、地域性风貌而缺乏时代性和社会性的文学。这种有意无意对新疆当代文学精神的“模式化”阐释，影响了新疆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并形成一个心照不宣的观念：只有那些游离于现代社会中心的“边缘”才能获得认可，才能体现新疆风貌，作家“边缘化”的价值倾向和精神色彩才能体现更多的新疆气息。地域性和民族化是无法超越的，但是厚重的历史和现代的今天更无法轻易超越。新疆文学如果到了新世纪还固守于特异性表相，沉迷于吟唱粗犷、豪放、野性的美，就无法把触角深入到新疆人内在的精神世界中，更无法深入到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中，不能给心理历史和文化历史做真实的和全景的描述。这种拒绝认同自身所处的现状和与时俱进的能力、用简单的艺术思维和处理方法进行他者化塑造的趋势必然产生强大的后坐力，使文学拘囿于一角难有大发展。在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新疆文学固守地域性和民族化，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现代神话。新疆文学缺少的不是题材内容，而是一种主动的感性批判精神，一种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驾驭掌握对象现实的主体精神。没有主动的感性批判精神和左右对象的主体精神，在面临这个特定时代日益复杂的现实情状变化时，文学就会在更大的迷乱中无所适从。传统的文化意识和精神在浮躁和喧嚣的文学表相下受到冲击，一些更现实的新事物和现代思想观念出现。文化意识和心理的无根状态将心理贫穷、文化孤独和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奴性意识进一步加深。新世纪新疆文学与其作茧自缚，不如积极寻找出路，在传统文化意识和现代精神撞击裂变的背景中找到恰当有利的落脚点，从整体角度把握和展示新疆和新疆人，对历史和现状作合理的、历史的、经济的等多角度艺术分析和表达，才能渐次形成现代新疆文学的整体特色。

三、未来发展的价值定位和精神追求

主体的失落、理想的沉沦是社会转型期深刻变革所带来的文学变异的结果。世纪之交中国现实的深刻变革、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精神需求的深刻变动导致了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学格局的进一步调整。现代大众的兴起、个体的平均化和文化的同质化造就了以娱乐消遣为主要特征的大众消费文化。在这一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长期引以为豪的特性———切入现实人生，注重对自我、对社会所期待的价值取向以及审美主体的体察与感悟，鲜明的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在时代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发生了大的逆转。在严肃文学日趋式微而大众文化日益扩张的趋势面前，作家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某种退却策略，大众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被积极地奉行“，文以载道”的教化文学观被渐渐扬弃，人文精神、使命感和责任感等文学精神渐渐流失，主体意识和反叛精神的追求被一点点地蚕食。中国在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时候一方面进行着现代性远未完结的“大叙事”，继续实现着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另一方面又受到以竞争和信息产业的强大冲击为社会特征，以反文化、反智性、反中心、反权威、反绝对为文化特征的后现代精神的浸润。对现代主义深度模式构成反叛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反话语霸权的本质强烈要求推翻现代社会的话语等级秩序，为各种话语争取平等的权力，创造公正的多元话语语境。这意味着自古以来中部与西部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文化的不平衡必将终结，西部包括新疆长期面对的“他者”话语、霸权话语必然丢失。这也许是一个福音，它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姿态来思考新疆文学，使当前的文学创作能在现代社会多元的话语秩序中获得一种多重的、复合的、相对的、灵活的身份认同。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批判文学主体意识的沉沦、呼唤人文精神、重建文学的深度模式是当代文学必须面对和改善的。新疆文学未来的自我革新不是孤军作战，横有内地文学的奔突，纵有百年文学的历史进言。面对全球化和后现代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困守传统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和收放自如的文化胸襟才是改变的前提。林语堂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不仅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胸怀，也应该是新世纪中新疆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文化气度。当文学资源不再单一和纯洁，当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冲击和制约文学创作时，新疆汉语文学的适时改变至关重要。所幸辽阔的地域、多元的文化、繁复的历史与民族命运、先进与落后共存的生存状态都是新疆灿烂繁硕的文学资源。故而保持既有的文学风貌、坚守自身的文学资源、开拓新的文学领域、适应后现代社会多元要求才是延续和发展当前新疆汉语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思路和先决条件。新的世纪，新疆文学需要的不仅是“留守”的坚忍，也要“向前”的勇气；不仅需要继承和坚守传统的文学资源，也需要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放和接纳的姿态，以现代人自由、豁达和进步的文化胸襟和气度进行新疆文学的当前建设是获得实绩的可取态度。

1.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学资源依然是可供索取的文学养分和精神对象。新疆的神奇与神秘，不仅是因为戈壁、沙漠、高原、冰川，更是因为江河日下的苍茫和地偏心远的孤独。在持有多民族个性鲜明的民族性格中，这份苍茫和孤独孕育出对自然的崇拜、对自由灵魂的歌唱、对坚韧生命力的颂扬、对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深刻理解，这永远是新疆文学的精神优势和价值优势。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人类的文化分类时说，人类的文化大概可以分为四种，即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中国的儒道文化。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再也没有一个地区像新疆这样同时拥有人类的四大文化了。文化的多元共生和不可替代让新疆作家具有潜在优势，发扬这种多元的文化传统和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已是新疆文学自觉追求和努力的方向。周涛说“：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7《]巩乃斯的马》传达的不仅是对自然的神性崇拜，更是对民族阳刚精神力量的呼唤。巩乃斯的马在雷雨中充满自信、义无反顾和勇往直前的生命力量“成为周涛的精神榜样和社会化的自我期待”[8]周涛和许多新时期获得文学地位的作家在新疆书写着遒劲刚毅的时代之歌，到了新世纪，这一主体精神更需继承和张扬。

2.用真正的现实主义态度实现文学对现实的整体性反映。也许这种观念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机械的反映论，但是“现实主义批评大师卢卡契对现实主义的反映论有一系列经典的论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所有伟大的艺术时期都必然是深刻的客观现实主义时期。’卢卡契强调文学对现实的整体反映。认为整体性是对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的拜物化的克服。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世界更真实、更完整、更富有生气。”[9]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融的艺术思维应顺利地进入新疆的文学范畴。整个西部文学常常被学者诟病的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顽固的农耕文化意识、原生态写作和陈旧的乡村文化的趣味和倾向。文学再也不能沉浸在“众小民族”的拘囿中，现实主义需要重新登场，表达新疆现代和后现代的时代气息与精神风貌。以奇观化、地域性和异质性、民族化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变”才能“通”。新世纪，新疆汉语文学不能继续单向地塑造“想象的新疆”和“他者化新疆”，文学规律的自我调适要求文学的翻新和革命。塑造“现实的新疆”和“现代性的新疆”是对前一个面向的有力补充。用优秀的现实主义态度，塑造全球化时代和后现代语境下的真实新疆和与之相伴的现代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无疑是又一个合理而明智的选择。

与世界文学相比，与期待中的伟大作品相比，新疆汉语文学在总体上还暂时呈现出一种“落后”或“平庸”的局面，即缺乏令世界瞩目和激赏的具有超越性的大著。新世纪是一个呼唤“史诗巨著”和争取与世界平等对话的文学时代，新疆汉语文学大有可为。汉语作家们独具的“一腔异血”和多维度的文化生存空间使他们获得多重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认同与民族性、世界性双重结合的文学方向会让新疆文学这棵大树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当刀郎的歌曲以悠远苍凉为国人描画一个想象中的新疆的时候，我们的文学要在坚守艺术性的时候，更注重文学的社会性、现实性和价值性，任何艺术的存在和发展都无法脱离真实的现实，更无法依据一种基于理想化的阅读欲求而刻意的迎合。多元文化的互动是一个生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融是另一个生机，旧我与新我的共同加速才能让新世纪新疆汉语文学获得真正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