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族汉语文学的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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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湾“本土化”运动和世界原住民运动的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族群主体意识逐步觉醒。为争取族群政治利益，保护族群传统文化，台湾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复兴族群文化为使命，以拯救族群历史命运为己任，以汉字为书写工具积极地进行文学创作。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从少到多，民族文学从粗糙到精致，文学创作也实现了从利益抗争到审美追求的超越。他们特色鲜明的文学创作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局面，生动地展示了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个性和精神风貌。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促进了台湾文学的发展并对当代台湾文学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台湾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字，文学创作完全依赖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着，因而台湾少数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口传文学。20世纪60年代后，一批接受汉语教育的知识青年开始尝试以汉字进行文学创作，遂催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潮流，也开创了台湾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的时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实现了本民族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型，由集体创作向个体创作的过渡，文学创作也由以神话传说、民间歌谣、英雄史诗为主体的说唱形式逐渐发展为以小说、戏剧、散文为格局的现代文学形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滥觞应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排湾族作家陈英雄。早在1962年4月他就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等作品，1971年陈英雄将其作品集结为《域外梦痕》出版。但因其创作紧随当时官方“反共战斗”文艺主流话语，无形中遮蔽了民族主体性，因而未被后来居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所认同。20世纪80年代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如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这些作家大多经受了台湾民主改革运动和“党外”社会运动的启示与刺激，政治利益诉求和山海文化经验在他们的文字中得以尽情展现，文学创作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独特的文学品质赢得了文坛不错的回响。新生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俨然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在上世纪末甚至被视为“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

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坛兴起伊始，便引起了台湾岛内学者的注意，许俊雅、陈昭瑛、吴锦发、孙大川、蒲忠成等学者纷纷涉足这一研究领域，他们自觉运用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开展研究，出版了以《21世纪台湾原住民文学》(黄铃华编，台湾原住民文教基金会1999年版)和《台湾原住民汉语言文学选集•评论卷》(孙大川编，台北印刻出版社2003年版)等为标识的一批研究成果。随后，董恕明、魏贻君、陈芷凡、吕慧珍等博硕士研究生也先后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据笔者统计，自1993至今岛内已有40篇左右以少数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博硕士论文，①其中魏贻君的《战后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学形成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台湾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董恕明的《边缘主体的建构———台湾当代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东海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论述较为出色。由于岛内学者的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一度成为岛内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新宠，研究理论、方法、观点和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在文学思潮研究方面主要有孙大川的《原住民文化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摹写———试论原住民文学的可能性》(《中外文学》1992年7期)、彭小妍的《族群书写与民族/国家———论原住民文学》(《当代》1994年98期)和吴家君的《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台湾中山大学1997硕士论文)等等。

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许俊雅的《山林的悲歌———布农族田雅各布的小说〈最后的猎人〉》(《文讯》1994年9期)、林奕辰的《原住民女性之族群与性别书写———阿妈书写的叙事批评》(台湾辅仁大学2001硕士论文)、谢惠君的《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台湾屏东师范学院2004硕士论文)、潘泠相的《排湾族作家研究———以陈英雄、莫那能、利格拉乐•阿妈、亚荣隆•撒可努为对象》(台湾暨南国际大学2005硕士论文)、廖婉如的《祖灵的凝视:瓦历斯•诺干作品研究》(台湾政治大学2006硕士论文)、侯伟仁的《拓拔斯•塔玛匹玛(Tuobasi•Tamapima)小说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以及简晓惠的《夏曼•蓝波安海洋文学研究》(台湾屏东教育大学2007硕士论文)等，在文体研究方面有林秀梅的《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作品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2000硕士论文)、吕慧珍的《九○年代台湾原住民小说研究》等等。从战后整个文学场域到具体作家作品，岛内学者的论述已涵盖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场式跟进，客观上也促进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但纵观岛内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我们认为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研究视野和批评观念受困于政治意识形态和族群关系的干扰，导致了他们难以用宏阔的学术视野和气魄去探讨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这些年来，岛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界多年欠账如今拾遗补缺，但恐怕也不能避免有为了今天的政治诉求而做起历史的旧文章来。”［1］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地区威权解体、社会民主风气渐开的年代，不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地对“主流”和“中心”进行冲击与挑战。不同的利益诉求衍生出族群之争和党派之斗，进而使作为“本土化”象征和“关键少数”的台湾少数民族，在不同利益集团那里就有了“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和“思想正确”的论述。这种现象必然显现在文学批评研究上，导致有些研究者将“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问题”等同起来，有些论者站在“第四世界”和“世界原住民”立场去思考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陈英雄到20世纪80年代的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再到新世纪以来的包寇•索克鲁曼、沙力浪、阿绮骨等，台湾少数民族拥有一支为数不少的作家群体，他们的创作内容不同，写作风格迥异，文学追求不断超越，但岛内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80年代的那批具有浓厚政治抗争精神的作家作品上，而对前后期的作家多“视而不见”。政治的歧见必然会引发学术观念的偏见，政治以及族群利益追逐下的文学批评与研究，也很难使论者做到心平气和、客观公允，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是显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岛内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尽管台湾少数民族作家的努力获得不少赞誉和殊荣，尽管少数民族文学“更从八○年代以汉语小说、新诗与散文扩展了台湾文学的堂庑”［2］，但整体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并未引起岛内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视作一个“集合名词”来处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仅以泰雅族著名作家瓦历斯•诺干为例，其创作无论是诗集、散文或评论都已获得不错的成果，但正如作家吴晟所指:“至今尚未见到文学学者或诗文评论家，对瓦历斯的创作历程、艺术成就、文学背景等等，有一篇较全面剖析探讨的论文，也就是说，虽然瓦历斯屡获文学奖，并没有相对的好的评论出现，和其他‘族群’的文学作品备受讨论比起来，这种漠视现象，一直令我纳闷不解。”［3］杨翠也指出:“关于台湾原住民书写的研究，比起汉族书写而言，一向是极其贫弱。”［4］更有学者如陈芳明之流口头宣称“自1980年以后，原住民文学渐渐在文坛上浮现，一个不同于汉人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加入拼图的行列。”［5］

但其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具体研究却显得轻薄和轻率许多。在其首次涉及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后戒严时期的后殖民文学》一文中，“正文共十八页，其中在不到三页的篇幅中，鸟瞰了四位原住民作家的五部作品”［6］。如此，可以想见无论是“台湾文学经典”还是《台湾作家全集》甄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缺席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固然与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运用能力和艺术成就有关，但是否也与主流学者漠视与自大的心态有关呢?

二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同样也引起了大陆学界的注意。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曾思奇的《台湾原住民的呼声———评久久酒一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文甦的《70年代以来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的若干特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为起始，大陆地区便展开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研究，其后吴重阳、岳玉杰、古继堂、曹惠民、朱双一、李瑛等学者有意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并先后发表了《为台湾文学注入新血———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简谈》(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2期)、《九十年以来台湾高山族“山地文学”的发展》(朱双一，《台湾研究》1995年1期)、《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解析──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一种考察》(岳玉杰，《华侨大学学报》1994年3期)、《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朱双一，《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2期)、《发自台湾社会底层的呐喊———评高山族青年盲诗人莫那能的诗》(古继堂，《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2期)、《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曹惠民，《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1期)、《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李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5期)等近40篇学术论文。新世纪以来，一批年轻学者如周翔、王志彬、黄育聪、李娜、李晨、张晓妹等人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他们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周翔，《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2期)、《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方忠、王志彬，《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2期)、《论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王志彬，《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1期)、《台湾原住民论述:重构民族想像与多元敞开》(黄育聪，《华文文学》2008年4期)等学术论文。同时一些高校的博硕士研究生还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为论文写作对象，如周翔的《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李的《生态批评视野中的台湾原住民作家文学研究》(华侨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王志彬的《台湾原住民文化与台湾文学》(徐州师范大学2006硕士论文)和张晓妹的《山海世界的构筑与重现———以台湾原住民布农和雅美族文学创作为例》(华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随着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一些台港文学史著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留置了一定的叙述空间，如白少帆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杨匡汉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和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何琼的《台港文学:民族文化的艺术透视》(民族出版社，2008)等。纵观大陆地区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已从前期的印象式评介发展到当下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的自觉运用，研究已越来越深入。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周翔和李瑛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成果代表了大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民族出版社，2007)一书从台湾少数民族概况、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创作特点以及文学体裁和作家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该书是大陆迄今为止所出版的第一本较为全面、客观地评介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专著。

周翔用力最勤，其博士论文《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与身份认同》是在全球化的视阈下，从身份认同的角度考察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动态行程，并指出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品格和文学精神，研究颇具理论深度。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其文学属性决定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主体既有长期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还有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可以说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台港澳文学、民族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由此而言，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得益于两岸频繁的文化交往所带来的便利条件，同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所传承各自学术领域的研究传统和研究成果，也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融入这块台港澳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交叉”的文学地带，开拓了大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使得文学批评与研究深富生机与活力。陈建樾在分析大陆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之困时，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研究低迷长达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学者缺乏台湾‘原住民’的实地田野调查经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大陆的相关研究只能围绕着台湾‘原住民’历史问题做文章，而台湾‘原住民’研究日趋史学化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大陆的台湾‘原住民’研究越来越被弱化和边缘化。

梁国扬也指出:“即使台湾原住民研究这件事没有那么复杂，那至少资料搜集有没有足够的来源，提出的观念能否得到史籍或考古的佐证，那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神祗信仰能否有合乎生存规律的合理解释等，都是研究者、撰稿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9］这都表明了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大陆与台湾隔海相望，跨过政治与地理的鸿沟去开展台湾少数民族及其文学的研究，资料尤为重要。但囿于资料不足而陷研究之窘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缺乏田野调查，相关文献资料、文本资料尤其是大量网络文本资料的搜集困难，都会对研究主体、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念产生影响。目前的一个事实是，大陆从事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研究者，大都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可能接触和占有这方面研究资料的人。这和早期大陆从事台港澳文学研究人员的构成非常相似。资料的不易获得，也使这一领域存在由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者的现象，这与其他研究领域是不尽相同的。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正是因资料的搜集困难或不足，致使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主流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和文学思潮上，对新兴的、尚处于“边缘状态”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关注不够。“应该说，由于我们对台湾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情况无法作实地深入地考察，掌握的材料不充分，因此，我们今天还不能对其发展历史及其在台湾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作用，作全面的、准确的判断，而只能就所涉猎的资料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述。

在实际的研究中，大陆学者多是把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视为文学新地景，或是视为80年代台湾多元文学思潮之一，或是将其与客家文学和眷村文学等相对的势群文学置为一谈，如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就把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政治小说、环保小说、女性书写、选举文学、大河小说、网络文学、同志小说、台语文学、客家文学等一并放在上编第四章“文学生产”中论述。弱化或“边缘化”的处置方式，难以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上升至一个“民族文学”的层面予以研究，这无疑制约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的深度和高度。

三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当代台湾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对于丰富祖国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湾文学研究，以及重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学价值。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背景下产生的文学创作潮流，尽管两岸政治体制不同，社会环境相异，但战后两岸少数民族被迫纳入文化全球化体系中去，共同经受着全球化、现代化和主流强势文化的冲击，相对而言台湾少数民族更早地经历了这些经验，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大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而使我们在更普遍意义上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写作研究。同时，文学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精神反映，台湾少数民族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台湾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也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的‘族群政治’及其社会根源;既有利于两岸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两岸学者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着各自的优势。岛内学者有地缘和资料方面的优势，他们近距离、全方位、全过程地见证了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渐行渐壮、渐行渐美的历程，分享了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在其间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欣喜与焦虑。这种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生息相通、休戚与共的关系，让岛内学者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审视会更加清晰与细微。大陆学者研究优势在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在大陆，当代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趋繁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研究也日渐成熟，丰富的民族文学研究经验、理论和方法，为大陆学者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此同时，隔海相望又让大陆的研究者能够置身台湾族群政治纷争之外，站在祖国多民族文学的高度开展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和大陆少数民族文学共构了祖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生命形态，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容。当下，开展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两岸学者既要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置于中华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内进行考察，也要注意台湾地区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两岸学者加强优势互补，促进学术交流，携手共进，以推进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更深入地展开。

尽管两岸学者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我们认为这一研究领域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后及未来一个时期两岸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重点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民族文学理论的研究。民族文学理论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卑南族的孙大川、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邹族的浦忠成以及排湾族的温奇等人进行了一些探索，但相较于蓬勃发展的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其民族文学理论建设还较为薄弱。我们知道，任何民族的理论思维走向和理论思维体系的形成都根源于该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台湾少数民族世居于山林海湄，独特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形成了他们有异于“他民族”的文艺理论思想和审美意识。显然，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受到其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精神的影响，并在实际的创作中表现和丰富了其民族文艺思想和审美气质。加强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建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将是当前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项紧迫议题。二是加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文学影响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台湾社会的“族群政治”、文艺思潮、文学传统、文化生态等对其形成发展有着深刻影响。同时，台湾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又丰富了台湾汉语文学的内容，促进了当代台湾文学多元化格局走向。两岸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发展进程、审美形态不尽相同，二者间既有“共相”又有“殊相”，两岸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共同展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放置于当代台湾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更清晰地分析出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规律、审美品质和发展困境，也能很好地把握当代台湾地域文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潮演进。三是加强全球化、现代化语境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遏止地冲击着世界每个民族，特别是对那些饱有原生态文化的少数民族冲击尤甚。全球化和现代化语境既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巨大的话语书写空间，同时也为少数民族作家带来了新的困惑与挑战，使他们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边地文化间痛苦地抉择着。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撕扯、冲突与阵痛在台湾少数民族作家身上也有鲜明地体现并将长期存在。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性是它的“民族性”，少数民族作家的价值与使命，不仅是通过文字去反映民族特定的历史与文化风貌，更在于他能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展示自我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独特的“文明形态”，进而守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加强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研究将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解读、分析与阐释，更重要的是推动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当我们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宽广的学术胸襟对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持之以恒地展开研究，定会开拓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也会促进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健康永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