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美学风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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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李白、杜甫，还有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风分析，进一步论述了盛唐诗歌的美学风貌。

关键词：盛唐诗歌；美学风貌；自然美

雄浑悲壮是盛唐诗歌的一大美学风貌。大唐帝国建立后，国家空前统一，经济日益繁荣，国力空前强大，民族自信心得到了最大程度地发扬。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以壮伟雄浑为美的时代审美观。在诗歌领域，同样也表现出这样的美学倾向。

初唐四杰，已发出对壮美诗风的召唤。王勃首先要求诗人的“雄笔状词”，杨烔对这种壮美诗风又提出具体要求，即“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醉”。在当时的诗中，“雄笔壮词”及“健举”之气俯首皆拾，即使是抒发不遇之叹、身世之盛，也能在悲中见状，无委靡之志，这种“健举”之风，已是盛唐气象的先声了。

进入盛唐，在继承“汉魏”风骨及“四杰”的基础上，诗歌以“雄壮”为风已近乎一个完美的境界。所以南宋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诗，如颜鲁公书，即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唐诗，最为贴切。“雄壮浑厚”也好，“雄浑悲壮”也好，都是指一种壮伟豪健的气势。严羽说：“李杜公，如金擎海，金象渡河。”强调的就是这种气势。杜甫还认为，作诗须“有凌云健笔，有擎鲸鱼于碧海之力（《戏为六绝句》之

一、四）强调的也是这种气势。而这种气势，又是蕴含在浑成统一，不可句摘的艺术整体之中。沉郁而不浮薄，浑厚而不浅陋。读盛唐诗，确能使人在气势上领略到一种自然浑成的壮阔之美。

李白作为我国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位诗人，他的前半生在国力昌盛、文化繁荣的玄宗开元年间渡过。时代的风气，陶冶了他的气质，开阔了他的胸襟，更造就了他桀骜不驯，豪放不羁的性格。他的诗以澎湃豪放的气势，奇特瑰丽的想象，清新自然的语言，飘逸不群的风格，抒写济世的怀抱，表现蔑视权贵，反抗礼教，争取个性自由的精神，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成为反映盛唐诗风的一面镜子。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裴十四》）“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是李白对其诗歌雄奇豪放风格的自我描述。“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则是杜甫对李白诗歌风格及艺术魅力的高度评价。“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诚。”（《梦游天姥吟留别》），“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中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奔王道中》五首之四)))))，也都无不体现出一种雄浑、悲壮、豪迈、旷达的精神情怀。

真所谓，读李白诗，宛如遥望长江大河奔腾直下的壮阔情景，倾听寥廓天宇传来暮鼓晨钟之声，使人受到一种强烈的力的震撼和情的激发。

李白常自比为大鹏，任意遨游于天地之间，诗句里洋溢着一种涵天盖地的雄浑之气。他并不是没有忧愁，李白经常把“愁”字挂在嘴边，诸如“愁疾”、“愁颜”、“愁发”、“愁肠”，不一而足。但读其诗句，我们不难感到，李白愁的有力，愁的气派。正如他的名句“举杯销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显示的是强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气。

杜甫忧国伤时，谴责战乱，体恤民瘼，其诗情感深沉，蕴含深广，笔法深曲，语言遒劲，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既与诗人的性格，遭遇有关，又与自己的审美理想是分不开的。

杜甫对诗的要求是写真传神，作为这种审美要求的实践者，杜诗写时代之实，道性情之真，传事物之神，达到极至。诗人之肺腑肝胆露于字里行间，使人愁、使人愤、艺术力量震撼人心。

“无边落幕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壮而敢怆；“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壮而凄丽；“锦江去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壮而深沉；“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去接地阴。”壮而萧森。以上所云，情思各异，而壮则一。可见杜甫胸中气吞八慌，笔下包举山海，其诗自有宏大壮阔之美。诗人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他虽忧国忧民，但决不做一介懦夫，消极呻吟。

写于安史之乱期间的《壮征》，忠实记录了战乱中的民生疾苦，却仍相信国家将气中兴。他漂泊西南之际所写的《登楼》，在痛心“万方多难”这句把大唐比作北极星，相信它不会沉沦。他在《汉江》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痛欲苏。”在《凤凰台》中说“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投身于社会和参与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致使诗中所体现出的浑然之气脱颖而出。

最能体现盛唐诗歌雄浑悲壮这一美感特征的，当推以边塞诗人著称的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了。他们四个同属边塞诗派，但诗歌又各具风格。高诗偏于遒质，岑参偏于奇逸，李诗在凄宛中见古质，王诗于明丽中见雄豪。其他可属盛唐边塞诗派的诗人，如王翰、王之涣、崔颢、常健、张谓、刘湾等诗人的诗，也各具面目。但不管他们个人风格有所不同，他们的边塞诗都共同体现了盛唐诗风雄浑悲壮的阳刚之美。他们的边塞诗，或写战斗杀伐，或绘塞上风物，或抒关山别情，即从题材本身，就有壮伟之气象了，而通过这样的题材，寄托的又是进取之志，昂奋之情，悲愤之感，就更能造出闳肆的境界了。

高适以政治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其诗确有悲壮的特点，但在“悲”中有深沉的忧愤，在“壮”中有浑朴的气质。他的边塞诗是胸中之情的自然流露，是他性格气质的艺术外观。由于他长期身处下层，对国事民情有较深的体察，形成了与杜甫相近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所以他的边塞诗中，“豪放”之中有深沉的忧虑和苦闷，在“悲壮”中有对现实矛盾的冷静和认识。他的前期边塞诗多写壮志豪情，但又流露出深沉的不遇之慨。后期边塞诗虽不如前期那样有思想深度，但艺术上更加成熟。作为盛唐边塞诗杰出代表的《燕歌行》，虽有诗的性质，但它是“有感”而发。所感何在？在诗中，高适流露出对这场战争必要性的怀疑和对朝廷发动这场战争的不满，有对战士们的同情，但主要抒写的是一种慷慨悲愤之情。其抒情激烈而不沉缓，强劲而不轻柔，端正而不婉曲。“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对照鲜明。不由得使人感到诗中回荡着一股苍凉悲壮之气。这正好体现了盛唐诗歌那种壮伟雄浑的审美倾向。

善于通过意象来抒写自然真情，具有天然浑成的自然美，是盛唐诗歌中又一美学风貌。西晋陆机强调:“诗缘情而绮靡”，表明了人们对诗人的抒情性和语言艺术的自觉认识。南朝诗人创作追求“事增华”，大大发展了诗的语言美，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意象的创造更加自觉了。

“象”的概念在这个时期进入文学理论，表明了人们对文学的具象性有了明确的认识。而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所应着重表现的，是诗人的主观情意。诗只有形象而无意境，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诗中的象，必须包含情意，是情意相合的产物，这就是意象。

以意象抒情，情含于象外，才能达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隐秀）的艺术效果。在这一方面，盛唐诗人在融会建安、六朝之长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意象抒情的经验。

盛唐诗歌汲取了建安六朝文学善于体貌壮物的长处，创造了情意交融，浑成壮阔的意境，但它又不同于六朝文学的镂金错采，而具有清水芙蓉般的自然美。意象契合，无迹可求；语言质朴，情韵深长。所以，严羽又认为：“盛唐诸人，唯在兴趣。”（《沧浪诗语》诗辩）他这里所说的“兴趣”，与宋代“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相对而言，指的就是饱含情感的艺术意象所具有的美感。这种美感，寓于言象，却又超于言象之外，是一种晚唐司空图所谓的“味外之旨”。（《与李生论诗书》）。强调兴趣，也就是强调诗歌的抒情性和意象鲜明，余味无穷的艺术特征。

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中这一方面最为典型。他们重在发掘自然之美，或清幽宁静，或雄奇壮美，或明丽澄净，或悠闲自得，创造出物我浑然的境界。

王维可谓一位善于发现美，创造美的大师。“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辋川别业》）这是自然界清爽之美。

“秋山敛余照，飞鸟遂前侣。新翠时分明，夕岚天处所。”（《木兰柴》）是自然界万物和谐之美，运动之美。“荆溪白石处，天寒红叶锦。”（《山中》）是深秋山林的宁静美，气节变化之美。

甚至在送别诗中，诗人也用景语来拟定诗的色彩基调。孟浩然的诗，如《宿桐庐江寄文陵旧游》，《宿建德江》，更是善于撷取孤月、疏雨、古木、风雪、幽壑、松月、寒钟等景物，融入旅思、乡恋、客愁、风情，表现一处幽远似陶渊明者，着力于写意而着色较浓。也有说孟浩然的刻画有似谢灵运者，着力于写貌，而不乏勾勒之处。互相比较，不难发现时代气息折射到作品中的声色与情思的区别。但也正好说明孟浩然山水诗中具有的盛唐气息，使大自然与他个人的性情得到了统一。

以上通过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及作品分别论述了盛唐诗歌的两大美学风貌。实际上，盛唐诗坛群英荟萃，他们大多都自觉地将这两大风格统一起来，形成了盛唐诗歌总的风貌，那就是一种饱含豪迈悲壮之情的生动艺术形象的阳刚之美。

参考文献：

[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南长森.中国古代文学名作评析[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