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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艺美术设计与渤海国社会生活的关系
渤海国的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发展绵延而变化,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长期的文化融合和生产实践,使渤海国的工艺美术设计有了长足发展。渤海国的农业生产较为发达,这在较北纬度地区堪称创举。在多年的争战中,兵器自然也成了工艺制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出土的兵器有矛、剑、镞以及战袍甲片、盔等物。渤海一带出产良马,《三国志•高句丽传》中有“有力勇,便鞍马,善猎射”的记载,渤海国时期就有“率宾之马”的美誉。在古代战争方面,马的作用非常突出,关于马具的工艺美术设计在出土的文物方面也得到印证。渤海国除了自己的宗教外,佛教也兴盛起来,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对于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有了深刻的影响。现存的石佛像和石灯幢、砖塔,其造型凸显唐代后期的样式。当地的生活用具也较为丰富,锅、盒、香炉、风铃、剪、钉、锁、门饰、户枢、铁权等在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这些铁器或为生铁铸造,或为熟铁锻制,品种多、质地好、造型美,可见当时渤海国手工业之发达、工艺美术设计之发展。三彩熏炉,1996年黑龙江省宁安县三陵渤海国墓出土,高18.1厘米,粗质白色胎,施绿、黄、褐釉;子母口,直腹,圆底,三足外撇。覆钵形器盖上立塔式纽。盖上有四组镂空熏孔。炉三足根部作有角的狮面形,足端作狮爪,是我国出土渤海三彩器中的珍品。渤海国的宫殿建筑体现了渤海时期“海东盛国”的状况。建筑集规划设计、建筑技术、材料力学、雕刻艺术、空间艺术、造型艺术等于一体,体现了当时政权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在上京龙泉府都城考古发掘的文物中,有琉璃鸱吻、石龟趺、宝相纹砖、瓦片、瓦当等物品,充分说明了渤海国时期的工艺美术设计已经相当成熟,并有自己的发展和创造。渤海的音乐和舞蹈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渤海的皇家队列出行时都有严格的规制。渤海王出入有乘舆羽卫,辽时犹存,谓之渤海仗。由此仪仗队的设计编排、等级秩序、乐器组合、服装品第、车马装饰等,为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研究素材。
二、渤海国工艺美术设计的特点
1.地域气候和物产富饶背景下的工艺美术设计所谓工艺美术品,在古代就是用手工艺方式制作的美术品。从材料角度分析,它大致包含了丝毛棉麻等织物、陶瓷器、金银铜铁等金属器、玉石器、漆木器,此外还有竹、牙、角、玻璃等制品。其中的绝大多数既能使用,又可欣赏,是古代制作最多的艺术品,承载着政治、经济、民族、信仰、地域、风俗、科技、审美等丰富信息。渤海国的生产方式与地域物产的品类相关。《新唐书•渤海传》载:“俗所贵者,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绌,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游之梨。”由此可见,渤海国物产丰富,品种繁多,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地区性物产,也反映了地区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渤海国纬度较北,一年四季分明,农业生产受气候影响极大。《吉林通志》载:伊通河一带产稻最佳,粒长色白,俗名“本地鲜”。伊通河即渤海卢城故地,这一带气候温和,水系发达,便于灌溉,有利于水稻栽培,至今仍是吉林省重要的水稻产地。各地区物产的收割、收获等操作程序,必然要有相应的工具完成,那么工具制作中的技术性将决定工艺美术设计的样式。因此,地域物产和生产形式与工艺美术设计关系非常密切。渤海每年向唐王朝朝贡,唐王朝让户部掌管靺鞨之贡献。《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载:“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远夷则控契丹、奚、靺鞨、室韦之贡焉。”开元七年(719年)八月,“大拂涅靺鞨遣使献鲸鲵鱼睛、貂鼠皮、白兔、猫皮”。此后渤海国每年都定期或不定期向唐朝贡,以尽藩属之责。进献的方物有鹰、马、海豹皮、乾文鱼、玛瑙杯、昆布、人参、朝霞绸、鱼牙绸、牛黄、金银、金银佛像、白附子、虎皮等。在进贡的物品中,没有一件不是经过精心挑选和精心设计制作的,都具有有自身的民族风格特点。
2.渤海国农牧业生产与工艺美术设计渤海国属于封建制的政权,但是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些欠发展地区仍保留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工艺美术设计上,有精工细作和原始制作手法等差别。如在较大城市遗迹考古出土的建筑构件与生活用品,包括一些金属的佛像,制作考究。而在上京龙泉府遗址出现的柱廊柱础,其础石未经精心打凿雕刻,与大殿的础石相比逊色很多。在王都的宫殿上,建筑用材的工艺程度都有着主次区别,何况京畿王都外地区的工艺美术设计的差异。《柳边纪略》谓“辽东野鸡颇有名”,野鸡即雉;《唐书•北狄传》谓“黑水靺鞨俗,插雉尾为冠饰”;《旧唐书•靺鞨传》谓“其畜多猪,……男子衣猪狗皮”;《新唐书•靺鞨传》谓其“善射猎、步战,其矢石磐,长尺二寸,即楛矢遗制……畜多豕”。《北盟会编》谓“女真兽多貂鼠”,在渤海朝唐的贡品中,仅见于记载的就有四次,拂捏、黑水两部也把它作为贡品。渤海末王二十年(926年),曾贡一套貂鼠被褥于后唐。杨中远出使日本时,也曾以貂裘赠人。由此可见,渤海国时期,貂鼠皮的产量很是可观。除貂鼠皮外,渤海国还产有豹鼠皮、青(灰)鼠皮和银鼠皮。豹鼠,《吉林通志》引《尔雅》谓“豹文鼠”。《契丹国志》载“靺鞨以青鼠皮与契丹交易”。
3.周边政治及贸易下的工艺美术设计渤海国对外贸易频繁,与邻边的交往较为和睦。在双边的贸易背景下,工艺美术设计文化也有不同程度地交流和相互学习。渤海文王大兴三年(739年),渤海以人参30斤聘于日本。渤海末王十九年(925年),渤海国贡人参于后唐。渤海文王大兴二年(738年),渤海贡牛黄于唐。渤海末王十九年(925年),贡黄明于后唐。渤海末王二十年(926年),贡白附子于后唐。渤海文王大兴三年(739年)、渤海文王大兴二十七年(763年),渤海使臣以蜜聘于日本。渤海文王大兴三年(739年),渤海曾以虎皮、豹皮、罴皮聘于日本。大玄锡二年(872年)皆持豹皮、熊皮聘于日本。渤海末王五年(911年),以熊皮贡于梁。渤海末王二十年(926年)曾以虎皮贡于后唐。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渤海遣使朝唐,“贡献貂皮一千张,乾文鱼百口”。由此可见,渤海人已有了加工鱼制品的习俗。在频繁的外交中,渤海国赠送的礼品无不是本土的特产或是经过加工的工艺品。20世纪60年代,中朝联合考古队发掘上京龙泉府时发现10件渤海瓷器。此外,科考队还在上京城发现了近乎紫色、蓝色的瓷片等。渤海还能烧制琉璃质材料,并加工成装饰品,如琉璃珠、料珠等。黑龙江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墓葬出土不少白、绿、黄色琉璃珠或管饰,还有黄、黑、藏蓝色料珠等。
三、结语
渤海国政权得到229年相对稳定的发展,造就了辉煌的“海东盛国”的局面。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工艺美术设计的发展。在战争方面,战马的装饰品及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具有长足发展。农牧业的发达也要求副产品的设计与制作有更大的改进。朝贡的贡品除了纯天然物品外,还有经过精心制作的工艺美术品。这些设计品不仅工艺独到,并且具有民族风格的特点。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使得渤海国百姓安居乐业,也使工艺美术设计的范围扩大,进一步丰富了渤海的工艺美术产品类型。渤海的工艺美术品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后人研究渤海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源,也为进一步了解渤海文化的发展和特点的形成打开了一扇大门。
作者:董智单位:南京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