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研讨会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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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8-20日，作为辽宁省社科联“社科活动月”活动之一，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辽宁省古代文学学会、武汉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等合办的“全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会议带有跨学科性，收到论文80余篇。

一、文论、思想史、专门史与文学史关系研究

曹顺庆、曹美琳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忽视古体诗词会对中国文学、文化、文论造成严重影响，不利于古体诗词现代性和审美价值的发掘；古代文学史教材仍忽视与佛教联系密切的作品，少数民族入史观念还未普遍形成。宋伟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对原始巫术文化“不完全理性改造”，残存巫术文化中的神秘感性经验。儒家开辟了“伦理化”、礼乐文化“理性化”袪魅的途径，道家开辟了“智性化”袪魅途径，而儒道两家审美观念同出于“巫术礼仪”互补。方铭认为周代文化传统“耀德不观兵”，清华简《保训》表现了周文王德政理想，与孔子“先之劳之”、“无倦”契合，体现孔子德治思想与周代德治思想一脉相承。何长文指出《左传》《庄子》中社神一注重外在功利，被看做灵媒、工具；一重自身保存和完善，视祭品为生命戕害。王少良分析了生命本源观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天人合一及“本原哲学”下的艺术思维论、文艺特征伦、文艺起源论、文艺价值论、审美鉴赏论等。雷会生、黄丽认为“礼失求诸野”的本质内涵是“天下无道”庶人议政，孔子坚持开门办学与修《春秋》以仁释礼、以道代礼、克己复礼主张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礼义特色。张骏翚统计了屈原作品特殊词汇使用的批判性，认为其突破了狭隘地对某一特定对象如君王小人或精英阶层或普通大众的范围，而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时代和社会的大众文化批判。孙希国梳理了《左传》引《书》时间、数量及差异，从中察照其天命观、德政观、危机意识、民本主义思想等。管宗昌指出《吕氏春秋》结构注重篇章主旨大意和论说角度辩证互补，通过多重控制法对篇章、单元和全书篇幅调控。刘勇刚认为经学双刃剑是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赋予强烈的入世担当意识，通经致用，讥切时政，另方面重术轻学，注重秩序和群体规范，压抑人性，拘囿文以载道，沦为政治工具而审美品格沉降。郎蓉倩分析了经学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文化冲突与文化近代化转型而复兴、衰落、终结的过程。王莹探讨了帛书《易之义》键川、阴阳、刚柔、文武的意蕴，认为其凸显了阴阳协调、刚柔相济、文武兼备的思想倾向。曹胜高认为赋的“讽一”为赋家表达政治主张的套语，常重述两汉改制者一些基本观点，深度远不如政论文。陈丽平认为刘向父子对天人理论与现实政治之间关系进行调整，确立了新的有利于突出汉做为新的朝代的独特地位。范英梅论述了《礼记•乐记》原道、征圣、宗经的形成过程，分析刘勰在此基础上又将阮籍、嵇康的“道法自然”列入“文之枢纽”。李静认为古代语言、学术乃至美学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象思维的生态化、生成性特征。高明峰指出入宋以来经学与文学互动时隐时显，庆历后儒学复兴，经学与文学互动密切，熙宁直至宋室南渡，经学与文学之互动达到高潮，制约因素有士人身份、科举制度及党派之争等。张宁指出包公断案故事存在弊病却深受喜爱的矛盾，有推动文学情节发展与故事展开的动因，清官情结深层次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义信仰观念，对当今法治建设有深远影响。姜云鹏认为目前评点研究应关注评点符号抹、撇、截、圈、点的用法及发展脉络，可总结评点符号早期发展历程。段莉萍考证了宋代郑厚“真诗论”、“天籁”自然说及其对后世影响。张元卿认为胡先骕宋诗观重在其“倍有理致”熔经铸史，声调不能有悖诗教，行气与琢句并重。宋巍认为戏曲小说“风教动人”审美倾向源于南戏“情、理、趣”并重互生的审美意识，而南戏情中融理，以唱补戏、俗而有趣，伦理言情并重。杨抱朴分析了《四旬集》《昨非集》表现出的刘熙载由少年孤傲转为温柔敦厚，由多元取向转为倾心儒学理学。王丹以《古诗源》探讨了汉乐府之清代传承流变，指出沈德潜主张诗教乐教结合，肯定汉乐府教化意义，从宗旨、体裁、音乐上树立了乐府诗典范。

二、地域文化、神秘文化、生态文明等与古代文学关系

曾大兴介绍了文学地理学的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研究法、区域分析法、区域比较法等，强调了逻辑推理与实证的结合。段庸生、何昕认为古小说的发生是由街谈巷语的转抟到“采录”的过程。高云鹏认为蜀学兼容并包、以情为本、重主观性情，而苏轼文论追求艺术风格多样、打通不同艺术领域、重新认识美丑内涵、从人情出发解读作品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蜀学特征。李贵银探讨辽东魏燮均诗学观呈现“众体皆备”，师法古人，直承“辽东三老”，提倡发抒性情并不废苦吟，重视山川自然及社会环境、人生境遇对诗歌创作的感发作用。刘鹤岩探讨了晚明辽东时事小说写作的急就风格，其快速反映社会现实、有说服力与时代气息，也造成艺术水平有限、人物情节判断失误、主观态度过强及刊刻校勘草率。顾国华注意到吴嘉纪诗歌表现的东淘盐民遭受飓风、洪水、干旱打击的痛苦，揭露盐民赋税之苦及盐官胥吏贪酷，指出东淘海盐文化使吴嘉纪成为“盐场新乐府”的创造者。石玲分析了袁枚与高密派、性灵说关系，指出山左诗人遵循儒家古训、追求人格与道德完善、讲求“气骨”，性灵诗说强调自我，地域文化是二者碰撞融合内因。王颖论及生态研究理念固化，使古代文学生态研究明显不足，集中于经典，狭窄且流于表面化，应深入挖掘“生态”内涵，将涉及生态危机表象书写和根源探索的作品纳入。王卓探究了满族渔猎文化、氏族制度、万物有灵观的萨满教信仰等本质特征，指出其经历文化变迁而生生不息在于拥有辽阔而相对独立的原生文化涵养地、凝聚成强大文化力量的文化核心区。鲍震培梳理了子弟书起源、发展与衰微历程及原因。孙琳从创世纪型故事中的民族起源、动物报恩型故事中的人与自然及生命万物的关系，探究满族民间故事蕴含的天人合一、万物平等、可持续发展等观念对工业社会的现实意义。王守亮指出《山海经》远国异民叙事对汉代谶纬产生影响，后者对《山海经》予以补充丰富，汉人以大禹为中心，以治水为桥梁，连接起了《山海经》与《河图》。赵兴勤指出了先前的两汉伎艺研究缺失在“散”、“单”，对两汉雅乐俗乐关系关注不多。张庆民把汉晋复生传闻分史家关注的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有关的现实政治内容，另一类与道教“握固不泄，还精补脑”房中术有关。鲁小俊指出《三国志演义》“封建迷信”意义在与“精华”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互相关联，人为割裂和区别对待易造成文本误读。曹亦冰总结唐前小说女性形象特点不受礼法束缚，爱情主动；有智慧、有品德、有卓识有才华。周哲达指出唐代魏征形象是少年好道，外刚内智，所谏之事，多不关己。石麟分析了野史杂记中夫妻婚后爱情故事一为婚后情，二为生死恋，其三为破镜重圆。秦川比较《广记》与《夷坚》中果报、生物变异等体现出的科学探究精神，指出更多的是民族特性而不是时代特性。王焕然论证了《清诗铎》捕蝗诗表现的蝗灾危害，指出诗人“官吏不仁招致灾异”观念缺乏科学性，但揭露出官吏以捕蝗为名摊派勒索与践踏庄稼的罪恶，修德、巫术及人工捕蝗体现出认识上科学与迷信并存。

三、辞赋诗歌等文体研究

许结认为从赋体创造基本精神与总体构建而言，其与“帝国文化”顶层设计关联而表现出的“帝国书写”，为彰显时代精神的结穴。赋家的开阔胸襟又源自外在物象投射，昭示了超越楚臣“贤人失志”而转向汉人“体国经野”时代特征，博物观采提示了赋体更重现代性。刘刚、吴龙宪、蒋梦婷通过田野调查、文献及考古发现判定古楚章华台故址七种说法，指出湖北潜江龙湾镇、安徽亳州市城父镇、河南商水县章华台选址相似，均可信，认为宋赋“章华”所指为楚襄王所建商水章华台。孟庆丽、杨一凡从铺采摛文、依方位景物铺排、语言偶对和诗歌骚化等阐述了阮籍诗的赋化特征，从精炼性、抒情性、韵律性、诗赋合观、赋后附诗现象等分析阮籍赋所具“诗化”特征。陈元锋探析南宋前期翰林制诏“平易”的文风。靖康南渡至南宋前期，翰林制诏普遍推崇文从字顺，坦明平易，导致风气丕变。宣和以来骈俪制诏文堆砌经史，浮夸繁饰，南渡之际唐代陆贽成为典范，“奉天制书”承载了南宋帝王臣民同仇敌忾、王朝再造的想像。刘培认为学殖深淳、理趣盎然和道德情怀三者构成宋赋滑稽艺术要素，宋赋滑稽的互文性流变呈现意义上“增值”特点。游走于雅俗间的宋赋在庄严轻佻、高雅平庸巨大反差中凸显幽默诙谐特色。许外芳着重探讨了“六一风神”的魏晋风度成因。潘殊闲探讨了胡祗遹尊杜崇李，也客观指出杜诗雕鑴瑕疵和李白雄放却忽略政教，但“谪仙”情结使之更向往李白的超逸脱尘。渠红岩分析了诗词中“春雨”物象之不同特征体现出的伤花惜春、离别愁思与闲适意趣的文化内涵。刘天利指出刘师亮诙谐辛辣、体恤民生的竹枝词、楹联，直接指向财主劣绅、军阀政客等具体对象。

四、文献、文化史与古代文学关系研究

黄大宏分析《资治通鉴》等对笔记类史料的鉴别，认为史料笔记虽追求“尤尽典实”，仍难免真伪参半。将可信的写入正文，考释辨证注于其下，读者能了解取舍取向，考辨证伪能加强成果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张鹏认为铭词和四言诗在北魏前期呈现相似特征，其审美特征单一，较少个人情志，体现应用文体的共性。太和后其在抒情性和文学技巧的应用上进入新的阶段，此后墓志铭词则沿着抒情文学的方向继续发展，呈现更多的诗性特征。吴相洲分析了唐诗活动主体、类型、功能、留存等侧面，认为还可以考察本质、过程、规律、条件等等，为唐诗研究提供新思路。朱迪光认为《永州八记》反映出柳宗元“恒惴栗”心态，欲通过游玩安慰自己，透露了作者担心自己老死于此地而无人知晓的苦楚，对造物者的怀疑，其景点改造显示了作者表层与深层的考虑。刘林魁以白居易《三教论衡》为核心勾勒唐五代诞节论衡中，论衡者宗教身份、角色被关注，具体名姓多被忽视；论衡常按照祝贺圣寿、娱乐帝王的目标，围绕三教经典展开；方式一般由三教分座次轮流主持，一对一或一对多展开等，很可能提前设计。姚军从碑文用典、安修仁父祖、安修仁仕隋、安修仁兄弟归唐、安修仁仕唐及安修仁子孙等六方面，考述了《文馆词林》卷四五五阙题残碑碑主安修仁。冷成金、董宇宇认为李贺诗集中在生命悲剧意识，从生命有限性入手，对生命意识的构建、与生命意识紧密相连的生存状态的构建、对历史价值的构建。房锐认为欧阳炯《花间集序》“诗客曲子词”标志着词体从民间而文人化，注重曲子词“娱宾而谴兴”。刘飞滨认为唐诗“轻薄儿”形象已不是贵胄公子，而是游侠少年。唐诗从失度恣意和家庭角色两方面对少年游侠行为进行批评。舒红霞、牛荣晋分析了唐宋女性讽喻诗关注国运，讽谏昏君庸臣、忧民厌战、反思女性处境等，认为唐宋男女讽刺诗有不同在创作动机、关注视野。刘雪莲以罗裙色彩探求古代妇女罗裙蕴含的时尚风味与文化寓意，认为“白罗裙”在元后期与明末流行可能与宋明以来理学思想加强有关。张勇认为宋代城市的商业化带动了说话商业化，说话艺术通过说话人底本直接流传刻印，成为阅读文本，底本修改成阅读文本，下层文人按底本创作这三种模式促进说话向白话小说发展。刘卫英追寻明清小说护体宝衣描写的兵器史来源及女将体能不被承认的性别观念，认为其强化了科技实用的惰性思维。刘相雨从出身、学艺情况、下山目的与结果探讨了清代英雄传奇小说中男女英雄在“深山学艺”模式中的不同，指出“深山学艺”模式与山神崇拜、隐逸文化和道教文化间的密切关系，揭示该模式中女英雄争取婚姻自由、男英雄报仇雪恨，宣扬善有善报的文化意蕴。樊庆彦分析了《金瓶梅》、《三国》、《红楼》、《聊斋》等小说中百戏艺术在娱乐实用性同时，也借以展开冲突、推动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创造典型环境及体现作者批判意识。张桂琴指出古代小说“老妇当家”的“孤雌纯坤”神话原型及尊老尚齿社会学、文化学成因，认为由此转化来孝文化和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分工原则。李大博探究贾琏偷情深层原因是理想缺失与生命原欲受阻、“性择”范围缩小，及男性尊严丧失但在别处得到性臣服满足等。任辉解析《三国》《水浒》等级制让社会组织结构和伦理建设非同步性分离，导致社会伦理原则及其道德实践非恒定性，使政权法统的正当性处于脆弱摇摆状态。胡伟分析了《说岳》以史为基、借鉴小说戏曲艺术的“虚实相生”模式、忠义主题、果报设置及“类型化”“脸谱化”人物形象对《三国演义》的继承。周文业介绍了“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研究丛书”的出版设想及研究现状。五、中外文化交流及跨文化影响研究李勤璞运用多语种总结了成吉思汗与西夏皇帝化身斗法故事，认为其源于高丽文献同型故事，性质上属“王权”神圣来源及正统性的神话或传说，不是世俗消遣故事。范子烨以苏志皋《译语》为核心分析了与史诗吟唱密切相关的北元蒙古音乐文化，揭示了清廷蒙古音乐渊源，文治武功显示用意及其在战争与民族融合中的特殊感染力。

薛克翘从密教角度考证了《西游记》“瑜迦之正宗”、五方揭谛、铁扇公主、红孩儿、牛魔王、海岛观音随侍、鱼篮观音、阇黎、水陆大会、金刚琢、毗卢帽、锦襕袈裟等，探索了印度密教与神魔小说的渊源关系。王立考察了中古汉译佛经对真假难辨母题的佛理阐释，指出南亚传说揭示了相貌相似由来问题，双生子神话是真假难辨的前提，真假难辨每多为明代戏曲小说共有互渗。彭栓红透过元杂剧各行业民俗如农、医、渔、商、手工及出征“气占”、战中规则与禁忌、娱乐等，剖析元代大一统历史条件下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经贸发展的现实。刘莲英论及元杂剧繁盛在于作曲家“以文章为戏玩”凸显真实自然性情、元杂剧“自然”“当行”的剧场性及消闲、娱乐性迎合了市民娱乐集体性要求。韩林分析了说唐系列驴头太子形象丑化武则天的象征，该形象源于佛经“驴唇仙人”，以动物比附褒贬人物的文学传统，伦理道德对人容貌与性格心理固化及男权文化排斥等。陈文新介绍了韩国闵宽东新著《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研究之综考》在翻译、出版、研究史诸方面的意义。任晓礼探求了使者往来及外交文书等在宋朝高丽文学交流中的中介作用，苏轼备受高丽文人推崇的原因。赵冬梅考察了韩文译本《红楼梦》对汉韩亲属称谓语中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呈现、跨文化语用功能。周乐诗指出近代无政府和虚无党被混为一谈的原因，说明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女学思潮的渗透，强调清末女性形象对形成20世纪现代女性主流形象的影响。童李君认为女权意识高涨、女性追求人格独立思潮促使其关注角度转移到社会，以此传名及肩负社会责任有多种途径，白话文及新小说盛行应为清末民初女性弹词衰微的主因。

作者：王立 安稳 单位：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