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历史演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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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主义经济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运用对立统一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方法，在长期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等进行分析和总结后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和思想。资本主义经济观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更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政策正确与否，是其政策正确与否的“晴雨表”。对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历史演变脉络进行系统考察和科学评价，既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又有为中国社特色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的现实意义。

一、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认识

“”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在新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上，各种不同的文化派别几乎都崇尚和标榜“社会主义”的思想。而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和改良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受其影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19年8月在《社会问题》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1］23。这种观点虽然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落后和反动的一面，却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也具有革命和进步的另一面，只是简单地把马克思社会主义中“推翻资本家”的观点当作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全部。可以说，这是对资本主义整体认识的萌芽。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党纲指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2］5，到“六大”依然认为“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贫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3］343。中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认识必然影响到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必然导致党在革命政策和策略方面忽视中间阶级的结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此阶段也没有摆脱全党对资本主义经济过左认识的影响。这一时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否定。1922年1月他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越是发达，中国纷乱越是会延长期间。”［4］33这说明没有认识到造成中国落后贫弱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极端落后，也正因为其落后才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掠夺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二是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问题要靠社会主义革命。在《赔款与战债》中指出，“把资本制度推倒”才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根本［4］87。由此可以看出，只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方面，却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理性特点。这既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接受和认同，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资本主义制度认识的局限性。这也说明在当时中国国情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无论在逻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还是在理论的深刻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处在感性阶段，还没有达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要求。

二、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形成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性的错误认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错误认识和处理，“认为国民党各派和各中间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要求党向他们一律进行‘决死斗争’”［5］32。这是全党在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错误认识基础上对中国资产阶级所做的判断，直接造成党在实践中失去与中国资产阶级中间派集聚政治资源的机会。二是对制订苏区建设和发展政策的错误指导。王明在1931年初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等一系列“左”倾错误观点和政策建议［6］139，给苏区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苏区严酷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开始对“左”倾教条主义危害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并逐步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形成了为土地革命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观。1931年在同中国托派进行论战时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政治的与经济的借款以及军事失败后的赔款，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它们的势力范围，使各地的地主军阀，以至资本家，变成了它们手中的工具”，得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结论［4］178。此时虽然没能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界限，并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他已经认识到是帝国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同当时中央“左”倾领导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不同。随着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经济封锁和对苏区经济建设实际认识的加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看法。1933年4月，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中批评了“把资本吃完了再说”［4］341的“左”倾政策。随后又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指出：“还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它甚至应该采取种种办法，去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4］344为此，提出“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4］345－346的政策。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全否定转变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这不仅是他在理论认识上的质变和飞跃，也为全党以后从认识上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认识集中体现在1934年1月发表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他指出：“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我们称作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4］481能够在一年后的遵义会议上从“左”倾派别中分化出来，支持的正确路线，正是取决于他有这种转变的自觉思想基础，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前提，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才能在随后的抗战时期提出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策略。的资本主义经济观与苏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的有机结合，实现了苏区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但是，的资本主义经济观还处于形成时期，理论内容方面尚不够完善准确，只是探索了资本主义经济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关系，并没有触及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系的认识，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也没有进行充分的理论分析。对于这一问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给予解决的。

三、资本主义经济观的成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党明确提出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7］213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共从整体上改变了以往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与对中国社会经济特征的分析是一致的。除此之外，之前对中国社会分析的理论框架，随后也得到的借鉴。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分“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内容就借鉴了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分析［8］261。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也有了很大发展，并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这些对资本主义经济认识的理论观点，标志着的资本主义经济观已经成熟。这可以从之后提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建议”都被中共中央接受并形成全党的政策得到证明。首先，发展新式资本主义。1942年10月，在《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理论见解。认为，“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将来社会主义又要靠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发展做基础”，“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9］184－186。1944年3月，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10］110显然，吸收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观点。其次，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五种成分。在主持东北合江省工作期间，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凡国营经济及合作社经济力量所不及的地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当的发展，在生产与交换上都有其一定的建设与积极意义”［11］29，39。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的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被全党接受并采纳，成为指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最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1948年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从国家需要出发，吸引私人资本来为国家服务，并把私人资本置于国家的管理与监督之下，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的有机的一部分”［11］38。随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被全党接受，并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形式，这充分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研究的前瞻性和时效性。相对于形成时期而言，资本主义经济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对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关系，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地位、作用和基本特征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理论概括，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观进一步完善，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从中也可以看出理论上的进步与思想的成熟是同步的。在思想方法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教条主义的误区中摆脱出来，科学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独立地提出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理论内容上，他提出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等开创性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在政策服务和建议上，他提出的“支持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观点，也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四、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观主要是以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主旨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资本主义经济观必然要承担起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问题的重任。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观在革命时期解决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建设时期，他的资本主义经济观所关注的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理论品质和发展归宿。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发展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在所有制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阐述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点，提出“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的观点［11］410。按照他的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观的理解，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要建立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理论分析是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这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观在新时期的理论形态，使得他的资本主义经济观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次，提出“保护个体所有制发展”的观点。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提出：“现在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至于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11］335这是针对“”期间的“共产风”“大锅饭”等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现在看来，在我国当时农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农村的生产经营和分配方式最合适的就是维持小生产者的经营方式。这与改革开放以来对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调整是一致的。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完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方式和条件”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同之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特征，这种共同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方式和条件。1961年8月，指出：“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出一切社会化生产的共同性。”［11］376－377这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创新性认识，即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方式和手段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最后，提出“发展集贸市场，改善市场管理”的建议。

1962年7月，针对集市贸易等问题，提出发展集贸市场，改善市场管理的建议，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保持集市贸易的经常化和固定化；二是要规范商业流通秩序，建立小商小贩登记和相应的税收制度；三是国家要保持市场工农业产品的供求平衡；四是国家要运用货币和政策手段调节市场。指出，如果采取以上办法，“今后我国市场和物价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如下：随着国家财政情况的好转，工农业产品的增多，通货膨胀的消除，市场物价会逐渐下降”［11］437。国家开放市场，并允许小商小贩合法进入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对政策禁区的一次冲击，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协调工农业关系、促进生产发展的有效措施。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观。对资本主义经济认识，始终坚持生产力是最终决定性因素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权关系的认识，始终都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重性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对政权建设的作用；对不同经济成分相互关系的认识，认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他的这些理论观点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许多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