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隐逸文学几个发展时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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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学品类，“隐逸文学”无疑是存在的。但是，要对“隐逸文学”作出界说，又是件很困难的事。至今尚未有人把它作为一种范畴文学加以系统研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隐逸”这一文化现象，很少有人专门叙述“隐逸文学”。“隐逸”在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隐逸现象就已存在。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了隐士巢父、许由的故事。许由最初隐于沛泽，因为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便逃到颖水隐居。尧又召他为九州长，许由不愿听这样的话，他感到让他得天下或做官是对自己的污辱，于是在颖水之滨洗耳，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问明缘故后，感觉听到这样的话已经受到了污辱，因此责备许由隐居不深，欲求名誉，并牵牛犊到上游饮水。尽管这些故事带有很重的传说色彩，是后人把自己那种鄙弃天下的隐逸理想赋予了那些先哲，但足以看出“隐逸”的渊源。文士隐逸的普遍出现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时不但出现了许多特立独行的隐逸之士，如楚狂接舆、鲁仲连等，而且“隐”逐渐由个人的处世方式扩展为群体的生活模式，由个人的随意行为衍化出群体的人生理论。隐逸行为的普遍及隐士的不断涌现，使隐逸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极大繁荣，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形成了隐逸文化。隐逸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政治、经济、农业、书法、绘画艺术甚至旅游等都与隐逸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隐逸”所带来的文化潮流中，隐逸文学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极。在这里，笔者试着对“隐逸文学”作一个初步的界说。作为一种文学品类和文学潮流，“隐逸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与价值。隐逸文学是由隐逸文士以及有归隐倾向的羡隐文士共同创造出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它既包括了隐逸文人本身，也包括了他们与“隐逸”相关的物质性实践及精神性实践。换言之，作家本人的隐逸以及有着隐逸倾向的作品———包括渗透于其中的隐逸理论和隐逸精神，都可归于隐逸文学的范畴。隐逸文学是由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作品来成就的，但我们在透视其价值意义的时候，却不能仅仅将其视为一种个人行为，而应将其视为士阶层整体的、历史的文化现象。隐逸文学是隐逸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隐逸文学的勃兴与发展都是以隐逸文化为背景。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潮流，而且是一种与中国历史相始终的文化现象。笔者总结了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试图理清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发展脉络。

一、隐逸文学的自然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从巢父、许由始，隐士就一直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存在。但先秦时期，虽然隐士众多，隐逸作品却不多见，多是叙述隐士的行为和高义。真正奠定了隐逸文学基础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思想活跃、繁荣的时期。政治上诸侯称霸争雄，文化上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道、墨、法、名、阴阳家等学说各显神通，尤其孔子和老庄的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游列国的孔子在现实中遭遇到一系列打击之后，救世之心渐冷，而内心隐逸的深层意识不自觉地浮现出来。但他隐逸的目的是“隐居以求其志”［1］(177)，还是带着积极入世的色彩的。他的出处态度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163)。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304)，便是继承了孔子的这种思想。道家之隐，则是在根本否定现实社会和人生的基础上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它一反孔子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只执著于性情上的回归。“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82)是我国早期儒家的隐逸理论，却也成了后世儒家文人在世俗激流之中无所作为、在极度困窘之下全身而退的道德依据;而道家早期见诸文字的隐逸理论则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①的隐逸观和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5］(650)的隐逸观。孔子和老、庄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两种不同的隐逸之途———儒式之隐和道式之隐。《论语》和《老子》、《庄子》也因此成为隐逸文学最早的代表作。春秋战国时期是“隐逸”理论的初创阶段，隐逸文学的创作亦是自然的、朴素的、原始的。秦汉时期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隐士的独立意识和隐逸自由受到很大压抑，所以秦至两汉的隐士如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找新的隐逸方式和途径。汉代东方朔提出“避世于朝廷间”②，将独立自由巧妙融入宦游之中，再加上东汉时期门阀士族力量膨胀，对皇权的绝对统治产生冲击，也为隐逸文化的再兴和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6］(80)。隐逸文学便进入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隐逸文学的超脱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动荡，道教、佛教广泛流传，隐士大量涌现。“隐逸”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风气之盛，可谓空前绝后。无论高门贵族、官僚富豪，还是寒门之士都有避世隐居的愿望和要求［7］(105)。放浪形骸、恣意酣畅的“竹林七贤”，遁归田园、恬淡出世的陶渊明等，在物质与精神实践上身体力行着自己的隐逸理想，使隐逸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人都有隐逸作品问世，诗词、歌赋、散文、小说中均有隐逸之作。他们以山水之美、田园之趣为抒情载体，以佛家的虚无、道家的空明等为精神旨归，开拓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三国时的“竹林七贤”身居林泉，崇尚清谈，充满学术气息。围绕着庄学义理、养生、论道等诸多辩题，在竹林阴翳的大自然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嵇康著《养生论》，向秀则以《难养生论》与他辩论，嵇康又以《答难养生论》予以反驳。竹林名士不仅精通玄理，还通晓各种技艺，充满艺术情趣。在远离尘世喧嚣的清幽竹林中，他们喝酒、吟诗、作文、辩玄、抚琴，忘怀了政治上的险恶多舛，排除了一切宠辱得失，在老庄之道中逍遥自得，感受着人生的自由适意。晋代的陶渊明“结庐在人境”、“采菊东篱下”，创造出了充满诗情画意、让人无限神往的境界。他所描绘的“桃花源”更是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心灵故乡与诗意田园。南北朝时的左思、谢朓得意于丘山，畅游于林泉，吟咏山川，寄情于景，以轻灵飘逸的“山水诗”，抒发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总起来说，魏晋六朝时期的隐士大多个性独特，其文风也是磅礴流畅，有一种潇洒飘逸的超脱之气。

三、隐逸文学的自由阶段:唐宋时期

在隐逸方式上，唐代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中唐的白居易在他的《中隐》诗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隐”理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他把隐士分为大、中、小三种，所谓“中隐”，其实是隐逸的中庸风格。做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官，拿一份不厚不薄的俸禄，过一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讨一份不喜不忧的心情。这种理论的重要意义也许连白居易本人都未意识到，在传统社会文化内部矛盾日深的情况下，它为士人实现人格、追求隐逸提出了一条可行之路［6］(81)。中隐理论被士人广泛接受，促进了隐逸文学的成熟。唐宋时期，还有一种隐逸理论不容忽视，那就是完备于苏轼的“酒隐”。苏轼在《酒隐赋》中说“……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其隐身于一醉……”，最早提出了以醉酒为外在形式的“酒隐”理论。其实早在盛唐时期，李白就已是“酒隐”理论的实践者。“……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8］(178)李白在酒气纵横中勃发诗情，酒入豪肠，浇开了浪漫而豪放的青春之花，李白隐于酒，为浪漫主义文学更添一份锦绣。到了宋代，“酒隐”理论成熟，但与李白相比却是另一种风格———“酒入豪肠”转为“酒入愁肠”了。“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9］(11)“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10］(51)……在梧桐夜雨中、芳草斜阳下、断鸿声里、烟波江上举杯消愁成了文人墨客向往的境界。时代精神变得柔弱，内心世界却变得细密精致。从深层次上来说，“酒隐”的内在精神是积极的、进取的，它把个性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灵魂的高洁，坚守纯粹的文学理想。“酒隐”融合了“林泉之隐”的审美性和“中隐”的实用性，使“隐逸”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唐宋时期隐逸理论的发达也使隐逸文学繁荣起来。这一时期，隐逸作品众多，有“隐逸诗人之祖”之称的孟浩然“伏枕慕公干，归田羡子平”［11］(323)、“余意在山水，闻之谐夙心”［12］(22);山水诗人王维在“新雨后”的“空山”，观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13］(104);宋代“隐逸”词人朱敦儒宣称“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14］(843)，何其逍遥畅意!唐宋时期，这样的隐逸作品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李白、王维、白居易、陆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著名作家几乎都写过有隐逸倾向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与山水田园有关，而且由于隐逸观念的变化，也涂上了更多的市井色彩。隐逸文学在唐宋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繁荣、成熟、自由的境界。

四、隐逸文学的苦涩阶段:元明清时期

“中隐”理论在被士人广泛接受的同时，也预示了隐逸之风的衰退。由追求独立人格到应时而动、待价而沽，隐逸开始中庸化。“隐逸”不再是实现人格独立和价值的途径，而成为一种颇为讨巧的生存手段。“酒隐”对士人的悲剧意识的舒解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容易造成两方面的分野。积极者借酒使生命审美化，对现实起到超越的作用，使隐逸文化达到深微的境界;消极者则借酒放浪形骸，逃避现实，游戏人生。“酒隐”是向内的观照，失去了隐逸文化的忤逆精神，和“中隐”一样，都加速了隐逸文化的衰落。元代社会的历史比较特殊、复杂，蒙古族一统天下，各民族文化交相碰撞。这时，文人的地位开始失落，许多士人因为仕进无门或避祸上身，选择了隐逸。这一时期的隐逸文学表现形式主要是元散曲。元散曲抒写隐逸志向、描绘隐居生活的闲适自由，既含有一丝壮志难酬的苦涩，也包蕴着一点及时行乐的味道。比如乔吉的《山坡羊•自警》:“春风闲坐，白云高卧，面皮不受时人唾。乐陀陀，笑呵呵，看别人搭掏项推沉磨。盖下一个安乐窝。东，也在我;西，也在我。”明清时的隐逸形式是“壶天之隐”，以“壶中天地”的园林作为隐居和精神的栖息地，隐逸越来越走向狭窄。有人把明清时期作为中国隐逸文化的最后遗响，认为到了“壶天之隐”，隐逸文化已走到了尽头。笔者却想斗胆提出不同的意见。作为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相伴的一种文化现象，隐逸文化并未萎缩在壶中天地，它一直源远流长。表现在文学上，则是从古至今中国隐逸文学的绵延不绝。

即使是明清时期，也不乏隐逸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笔记小品，比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张岱的《陶庵梦忆》，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上海书店出版社曾推出《明清闲情小品赏析》丛书，分“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衣食住行”和“琴棋书画”四册，收录了六百篇左右明清两代的小品佳作，可见明清隐逸文学还是相当发达的。只不过在明清丰富发达的小说创作的笼罩下，隐逸文学的光芒被淹没罢了。笔者借用“自然”、“超脱”、“自由”、“苦涩”等美学概念来梳理古代隐逸文学的发展流变，或许有不准确之处，目的只是想突出“隐逸”的内涵特征，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把握，重点在“隐逸”二字上，笔者希望以此文为契机，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解读中国隐逸文学，透视从古至今的隐逸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