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与我国古典文学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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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说的研究几乎与鲁迅小说的创作是同步的，但总的来说，在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学者多注意的是其思想意蕴以及与国外的关系，而少论及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因此，鲁迅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研究并没有显出思想研究那样的明显分期，而是大致呈现出比较薄弱的状态。大体说来，可以将之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前、开放前和开放后。

建国前：精当的直感

对于鲁迅小说的研究，建国前尤其是鲁迅去世以前的研究多为一种直观的解读，可以说并没有真正关注到其与古典传统的关系，而是从其作品中直观地感觉到传统的影子，所以论述中多点到为止，而少展开论述和深入挖掘。后期受泛化以后的马列学说影响，获得了社会解析的角度，但同时也减弱甚至丧失了其他角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这些角度包括考察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例如鲁迅小说的重要批评者茅盾，其1923年发表的《读〈呐喊〉》肯定鲁迅小说的新形式成为著名论点，但却只字未提新形式的任何渊源。在二十多年后即1948年9月写的《论鲁迅的小说》这样一篇综论中，也只有这样一句：“中国古文化的传统如果也还有什么曾在前期的鲁迅思想中占了相当比重的，恐怕是庄子思想。”[1]这一论述既未正面涉及文学传统，更是立足于否定传统思想将鲁迅所受的古典传统影响描述得模模糊糊。而且，从作者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无意于挖掘鲁迅小说中所蕴涵的古典传统，而更多的是有意避开这一问题。这一立场和思路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成为鲁迅小说与中国古典传统关系不清的重要原因。

对鲁迅小说持否定态度的成仿吾等人也同样如此。他于1924年在《创造季刊》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中这样提到鲁迅小说：“除了那篇《故乡》之外，我好象觉得我所读的是半世纪前或一世纪以前的作品。”[2]在这里，立足于否定鲁迅小说而将之比为古典作品，但又显然没有深入细致地考察，所以只是“好象觉得”，而没有说出鲁迅小说与古典作品的相似甚或相同之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仿吾对鲁迅小说中外国文学的影响则认识得清楚得多。同样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论断：“前期的几篇，可以概括为自然主义的作品。”[3]虽然他同样没有做任何阐释分析，但毫无疑问，他对鲁迅小说中外国文学的影响做了定性，却对中国传统的影子辨认不清。最早对鲁迅小说进行评说的傅斯年在他第一次评论鲁迅小说时就敏锐地感到鲁迅小说和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傅斯年将《狂人日记》论定为“以写实的笔法来达到寄托的旨趣。”[4]这里，“写实笔法”和“寄托旨趣”显然是古典文学评论的范畴和术语。用这一范畴和术语来直观地界定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是体现了鲁迅小说中一目了然的与古典文学的关系。而此后鲁迅批评的重要人物李长之虽然以精神分析著称于当时后世，但他在评价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和不足时，显然采用的不是西方的人物论、情节论、环境论等等理论，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品评文章的方式。在《鲁迅批判》第三部分“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李长之不但一再强调鲁迅小说的抒情性（即使他并没指出这一特点与长于抒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而且他分析鲁迅小说的优劣时完全用的是古典文学的视角和术语。他评价鲁迅小说好坏在于完整与否，这与古典文学中讲究神完气足可以说一脉相承。而是否完整，也主要是从文笔情韵和节奏来看。他认为好的作品中，“《风波》以从容胜，《离婚》以凝练胜”；“《阿Q正传》的风格之有似乎《风波》……也就仍是从容”；“讲祥林嫂的故事的《祝福》”，“文字特别有一种舒畅之感”；《伤逝》则是“比较更纯粹的抒情文字”。而他认为坏的作品，或者是因为落单，或者是因为沉闷无生气，或者是因为结局太潦草……这种批评方式本身昭示着鲁迅小说与古典文学传统血肉相关的内在联系。[5]

但最早对鲁迅小说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有着相当的自觉的却是写过著名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周作人。他在1923年以仲密的笔名发表于《〈晨报〉副刊》的《自己的园地•阿Q正传》中首先对这一小说进行了基本的界定：“《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6]接下来周作人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比较了《阿Q正传》与《镜花缘》、《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古典小说的异同。“《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他多是反语（Irony），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是不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的范围之内的。”[6]在将《阿Q正传》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之后，周作人判定：“《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所知道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6]但是，周作人在做了这样的判定后，又笔锋一转，这样说道：“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徘味’。……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satyiio，satire（山灵的讽刺），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了。”[6]周作人在具体分析了鲁迅小说与国外小说讽刺艺术的不同之后，对阿Q这一形象做了一个著名的总结：“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实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6]虽然他没对这一形象的文学传统做深入辨析，但从“传统的结晶”这一基本论断，可以见到一向关注中国新文学源流的周作人的真知灼见。

郭沫若的《庄子与鲁迅》和许寿裳的《屈原与鲁迅》可以说是专门论及鲁迅与传统文学关系的文章，虽然并非专门着力于鲁迅小说。郭文写于1940年。但他写这篇文章的缘起却是“年青一代的人要读鲁迅的作品恐怕没有注解不行了”，[7]写成这篇小文只是希望“对于将来的注释或一般读者，能够提供若干的参考”，[7]所以全文主要是列举了许多鲁迅作品中得之于庄子的语汇、句法、故事等等，从而证明鲁迅受庄子的影响颇多，却没对庄子的影响做深入探讨。不过，郭文仍然有两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一是他在文中首先提到的对鲁迅文章始终如一的直观感觉。“我在日本初读的时候，感觉着鲁迅颇受庄子的影响，在最近的复读上，这感觉又加深了一层。因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7]从这段描述中可知，郭沫若是自始至终深切地感觉到庄子对鲁迅的影响，这和鲁迅后来自己所说的中些庄子的毒是一致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郭沫若对鲁迅文中错引庄子语汇做了独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分析，尽管只是浅尝辄止。他认为：“把他早年的文字和晚年的文字并起来看，可以知道鲁迅在早年实在是熟读《庄子》的人，所以词汇和语法，都留下了显明的痕迹。但到晚年来，尽力想从古人的影响之下摆脱出来《，庄子》是丢生了。因早年熟读，所以有不少辞句活在记忆里，但晚年丢生，所以有些实在不免‘记的不真确’。”[7]这里虽然只论及庄子的熟与生、显与隐，但却触及到一个关于文学接受当中潜移默化还是主动追求的问题。新文学作家们往往在年少时都练就传统文学的童子功，但他们却往往主动取法西方。这是两种不同的接受状态，也将带来不同的接受效果。主动取法容易痕迹宛然，却难免未融化吸收；潜移默化虽然无迹可求，却是挥之不去，令人一望便知而又难以言传。这是追溯文学渊源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往往为人忽略，郭沫若此处也并未将之上升为一个值得考察的重要问题，而且后来者也鲜有涉及于此。许寿裳的《屈原与鲁迅》本是《亡友鲁迅印象记》中的一节，主要是仿照郭沫若将鲁迅旧诗中得之于屈原的词句“很粗略地摘一点出来”。[8]不过，作为与鲁迅比较亲近的朋友，他提到鲁迅喜好屈原的一些旁证，比之郭沫若完全从文本中得的印象更为丰富。冯雪峰曾经和鲁迅谈到过当时的文学批评应求出和中国文学史的联系，而在他那篇得到鲁迅肯定并修改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九三六年七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中，冯雪峰论及鲁迅和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家在精神上的联系。作者认为：“中国旧有的好的文学传统及丰富的中国历史演变的教训，也深刻地影响着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他的文学事业，有着明显的深刻的中国特色，特别是他的散文的形式与气质。其次，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这些大诗人，都是有着伟大的人格和深刻的社会热情的人，鲁迅在思想上当然是新的，不同的，但作为一个中国文学者，在对于社会的热情，及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鲁迅是继承了他们的一脉的。”[9]比之周作人单纯从文学艺术手法和形象传统来论述鲁迅和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冯雪峰从人格和精神的角度来论述，应该说更进了一步。虽然他时时不忘鲁迅的新思想，而且也更多地从鲁迅散文来论述，但精神气质和人格，无疑会影响到一个作家创作的各个方面，而论者在论述时，也必然从其作品整体中才能审视和把握其精神和人格。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鲁迅自己的态度。鲁迅自己说过的“全仗着先前所看的百十来篇外国小说开始创作”一再被人引用，但人们却往往忘记和忽略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追溯了自己小说的外国文学渊源后紧接着的一段话：“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10]这里，有着高度自觉的鲁迅非常明确地说明自己后来的创作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但论者或许处于前面所说的心态往往对这一说明置之不理，仿佛鲁迅终身都受着外国作家非常深入的影响，甚至只是外国作品的模仿者。

在孙伏园写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刘半农赠送过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11]这里，将鲁迅文学作品比拟为“魏晋文章”，不单明白地点出了鲁迅文学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而且更是明确地指出了在复杂丰富的文学传统中鲁迅的选择，尽管也许这里更多地是指鲁迅的杂文而不是小说，尽管联语只有极其精练的八个字，但毫无疑问，冉红音：鲁迅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研究综述精练的论断往往直指要害，而且肯定包含了鲁迅的所有创作。鲁迅并不反对，可以说是比较明确地承认了当时朋友认为很恰当的说法。也更加见出鲁迅小说和文学传统的关系非同小可。但是，新文学创造的追求和革命的追求使鲁迅小说与传统的关系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见而不说，即使说了，也只心有戚戚而绝不多说，这有待于新文学确立之后以及革命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充分展开。

开放前：范式的确立

新中国建立后，对鲁迅小说和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研究脱离了直观感性的论断，而着力于从鲁迅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接受及其自身所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来论述。确立这一范式的是本来致力于研究古典文学的王瑶先生。他的《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和他所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完成于1950年4月5日。在这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作者一开篇就下了一个基本的论断：“诚如冯雪峰先生所说，鲁迅的文学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学所培养成的；但也如他死后上海群众用写着‘民族魂’字样的旗子给他盖棺一样，他的思想和作品同时又无不浸润着中国民族的长久的优秀的战斗传统。”[12“]从他自己思想发展和所受的影响上，从他的作品的某些风格和表现方式上，都可以看出传统文学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所给予鲁迅的，也并不是在他思想或作品中的不重要部分，或比较消极方面的部分；反之，几乎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和形成他创作的特色中，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都占着很大的因素，而且是和整个的鲁迅精神分不开的。”[12]在这里，由于时代使然，王瑶将鲁迅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论定为“战斗传统”，虽然有些失之简单，但他第一次正面地充分地肯定了鲁迅和传统文学的关系，并且较为周详地从“进”和“出”两个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进”是指鲁迅对传统文学的接受，“出”是指传统文学影响鲁迅后在其作品中的传承和表现。在作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后，王瑶从以下六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一、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二、读什么书，如何读法；三、魏晋文章；四、小说手法；五、杂文特色；六、研究和创作的一致。王瑶首先肯定了鲁迅对传统文学遗产“占有和挑选”的态度，其目的虽然主要是为被推翻的旧文学寻找其在新文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学中的合法性，但这一态度的辨析也侧面说明了鲁迅古文修养的全面深厚和文学眼光的敏锐独到，对于达到文学自觉以后的鲁迅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在为旧文学的影响确定了合法性后，王瑶考察了鲁迅读书的经历、范围和方法，指出鲁迅从小所培养的对于历史尤其是野史笔记的兴趣以及他广泛的涉猎范围和不囿于经的读书态度，并进而辨析出在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中，对鲁迅影响最深的是魏晋文章，是庄子、屈原、嵇康和阮籍等人。他们影响鲁迅的，主要是“愤世的解放要求和怀疑的个人精神”和“刚健不挠的反抗旧俗精神”，也有“清峻通脱的文风”。并进而指认出鲁迅“小说杂文的简劲朴实”和“魏晋风格有一脉相通之处”。[13]可以看出，王文通过丰富的文化习染过程的考察，将鲁迅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接受和选择落到了实处，夯实了鲁迅作品和古典文学的关系的基础，并详实地分辨出鲁迅所受传统文学影响的侧重点。在考察了文学接受根源之后，王文考察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创作，将古典文学在鲁迅小说和杂文中的表现揭示了出来，并将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佐证，从而揭示出鲁迅小说创作中简洁的语言、白描手法和讽刺艺术等显著特色都得之于古典文学传统的滋养。而王瑶1956年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文章《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与此文观点、思路基本一致，只是更集中于鲁迅作品中古典文学的滋养。以后论者大致不出这三个方面：影响的发生、影响的表现和鲁迅的文艺观。

但是，王瑶的论述首先因其背景而难免言之不尽，时时提防着可能袭来的打击而预先左支右挡。比如，作者不时地分辨着消极和积极等似乎是当时必须涉及的问题。同时，接受遗产这一立场也常常使其关系变得简单化，似乎就是批判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论述范围也因而变得狭窄，与鲁迅本身的状态有一定距离。其后论文多沿此路而行，但基本上是在此范围内作细部论述，这些细部论述数量众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成果多集中于小说笔法上，而对精神联系多曲解附会，而且小说笔法也多集中于讽刺艺术、白描手法、写意手法以及语言的简洁上。许怀中的《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是一本研究鲁迅与古典文学传统关系颇为重要的专著，这本书长于鲁迅对待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用了绝大多数篇幅详细论述了鲁迅的古典小说研究工作以及鲁迅对古典小说的发现、看法和贡献，但鲁迅小说创作和古典小说关系的论述则明显不足。虽然作者在序论中也承认“在鲁迅的全部创作实践中，无不浸润着中国古典小说的滋养，也无不牵连着与中国古典小说家连结的丝缕。中国古典小说是构成鲁迅创作特色和民族风格的重要因素。”[14]但作者“研究鲁迅与中国小说的关系”，出发点在于“不但有助于了解鲁迅的思想和创作，看出他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态度，而且将帮助我们更好地批判继承我国古典文学遗产，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艺。”[14]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与这一问题正面相遇，而是将这一问题的考察作为工具，所以不但未能达到王瑶的高度，而且因为特殊历史风云之后所蒙的烟尘，比附之处不少。

著名学者杨义的《鲁迅小说综论》将鲁迅小说放到古今中外的历史体系中进行考察，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鲁迅小说与中外文学的联系，是王瑶以后最为重要的关注这一问题的论著。虽然全书总共只有四章，但他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论述鲁迅小说与本国文学的关系，足见杨义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他沿袭王瑶而又有所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论述更为充分细致。杨义不但充分肯定了鲁迅小说和传统文学艺术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并且进一步论述了鲁迅对民族文化承传和择取的特点。杨义认为：“他（指鲁迅）的小说艺术和我国的传统的文学艺术有着血肉相关、气脉贯通的历史联系，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风格。外采现代小说的格式，内保民族文学的气质，融合成高度独创的艺术肌体，这是鲁迅小说的显著的美学特征。”[15]“他对这种民族血脉的承传和择取，所表现的特点一是‘博’，二是‘通’。在古代诗歌方面，他对屈原、陶潜、李贺、李商隐、龚自珍都有浓厚的兴趣。在古代散文方面，他对庄子、嵇康以及近代的梁启超、章太炎都有足够的重视。在小说方面，他的修养更是堪称独步，对唐人传奇以至《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体会。在美术方面，在自汉代石刻、六朝造像、唐代佛画、明人版画、清代小说插图，直到近代的陈衡恪、齐白石的写意画，有着广泛的爱好和倾注极大的热情。他的眼光绝不拘囿于某一个朝代，某几个名人，不局限于某一个艺术品种，某几部名作，而是对于众多朝代、众多作品、众多流派博取广搜，研究它们的精神气质，揣摩它们的辞采笔法，探究它们的源流升降，从中加以分析比较，捕捉住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血脉’，心神所注，往往能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而且他能够触类旁通，化为自己的血肉。”[16]二是论述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采用了人格养成的角度，比之王瑶更深入推进了一层。“文如其人”虽然不是将文和人进行简单地对应，但毫无疑问，诚如鲁迅所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17]人格和文学的关系不但在古代早就被认识到，鲁迅本身也高度重视文章和人格的关系。如果说王瑶主要是从文学习染及偏好来论述鲁迅所受古典文学传统最鲜明的影响，杨义则更着力于发掘鲁迅融会贯通古典文学甚至是古典文化中的各种因素而表现出的鲜明的民族气派和风格。他从精神气质上进行了挖掘，从人格形成的角度深入论述了鲁迅所受古典文学文化传统的内在影响。杨义认为：“鲁迅小说的人物大都十分平凡，情节也并不怪诞和惊险，但却有着犹如英雄史诗一般搏击人心的力量，有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崇高美。把一种向前的力和诗情的美结合起来，这是鲁迅小说‘总而持之，条而贯之’的内在格调。这种成功与小说内蕴的作家的人格美密切联系。作家的人格美，是鲁迅小说的崇高的力量的基本条件之一……这种人格美又和我国历史上一批优秀作家的高尚人格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很显然，杨义更强调鲁迅接受传统文学影响时的吸收状态以及传统文学对鲁迅精神气质形成所起的作用，将王瑶只粗略提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远溯出历史上优秀文学家的人格影响，同时发现近代章太炎较为直接的人格影响和浙西文化等地方文化的浸润，从而将鲁迅与传统文学的关系研究推进了一步。其三，杨义较为细致地论述了鲁迅在创作小说时自觉的革新意识及其革新成果，比之只指认其历史影响更进一步，在历史的链条中考察了推陈出新的过程，从而也真正将融会贯通落到了实处。不过，杨义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这项研究，难免带上时代的烙印，革命论和阶级论仍然是权威性的话语，成为他研究鲁迅小说和中外文学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仍然难免归结到革命现实主义这一简单机械的概念上去。

开放后：薄弱的多向

8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学术界的活力恢复，鲁迅研究也获得了很多突破和重大进展。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打破了原有的研究系统，富有开拓之功。从那以后，鲁迅研究的角度和方法渐渐变得多元、丰富，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来有学者对鲁迅研究进行总结，叶世祥从研究方式的角度将之归纳为四种研究范式，王家平则从研究范畴的角度清理出六大研究系统。这种归纳和清理工作都显示着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进展和开拓。在众多的研究中，最有成绩的是承接思想革命而来的对思想、精神、心灵、心理等等的深入探索和研究。汪晖的《反抗绝望》、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是其中的代表。文本重读虽然涉及到了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也在这一方面。同时，形式研究得到了重视，而在众多的形式研究中，多数学者集中于叙事学的研究。叶世祥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则是形式研究方面的第一本专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鲁迅小说的形式问题。

但是，在众多的突破和探讨中，鲁迅小说与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清理则相对薄弱，与考据之学等同为薄弱环节。即使是在1986年兴起的文化热潮中，曾经召开过“鲁迅与中外文化研讨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可谓已成显学，这一问题也成为热点，大批的论文和专著在此时面世，但和其他文化研究一样，贴文化标签者多，内容坚实，分析透辟者少，而且力作中如林非的《鲁迅与中国文化》、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等也大都致力于分析其思想意识，而对文学传统往往浅尝辄止，或者顺带一笔。专门论述很少，细致深入的剖析更少。除了相对而言关注较少外，这一问题的研究所以为薄弱环节，还表现在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大多在低水平上重复，专著则几乎没有。究其原因，既与众多学人认为鲁迅研究已经饱和从而忙着开拓新的研究对象有关，也与研究思路的僵化有关。但另一方面，九十年代以来，作为整体的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和论文。有的立足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延伸，如董乃斌1994年发表在文学遗产的论文《现代小说观念与中国古典小说》，有的则是现代文学向古典文学的溯源，如1996年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第九期的《鲁迅小说中“散文化”倾向形成的文化历史背景》。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方锡德著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和高旭东的《五四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高著完成于2000年，主要论述了五四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突破。虽然他基于五四文学是西方文学的一个支流的观点，着重于五四文学相对古典文学的新变，而且五四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也过于狭窄，同时，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将诸如鲁迅、周作人这样的大家经常置之不顾，但他将五四文学放到中外古今的大文化背景中，从中外文学的冲突矛盾中来进行考察，这一路向毫无疑问是有启发意义的。出版于1992年《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的启发意义则更直接明显。这本著作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与古代文学的关系的专著。作者显然对于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关系的复杂性和内在性有着较为充分的自觉和反省。因此他考察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现代作家接受古典文学的不同状态，恰当地概括为民族文学传统的自然流露、文人文学传统的主动探索和民间文学传统的自觉接受，而在他重点探讨文人文学传统时着力于发愤精神、史传意识、抒情风貌、意境美感和白话文体几方面，也是极有见地的。但是，这样的总体研究以其宏阔见长，却难以细致具体，鲁迅研究领域一方面由于重精神、心灵向度的挖掘而忽略其他，另一方面也由于鲁迅研究的充分而常常让后来者望而止步。所以，尽管方锡德早在十年前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值得深入的维度，但一直后继乏人。近年鲜有关于鲁迅小说和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力作问世。

相对而言，孙昌熙的《鲁迅“小说史学”初探》和何锡章的《鲁迅读书生涯》虽然并不是自觉地直接地研究这一问题的著作，但却从外围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打下了基础。孙著出版于1988年，可以说是多年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教学的结晶。其中三章虽然是其所带研究生硕士论文的精华部分，但大部分为其亲笔所写，而且其研究生的硕士论文在题目选择、研究思路和写作框架等方面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说是孙自己的。该著虽然重点在鲁迅“小说史学”的建立及其形态，但鲁迅对待古典小说的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理性态度及其小说史观念本身与他的创作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而且，作者注意到了不同作品与鲁迅关系的差别，因此仍然有其积极意义。何锡章的《鲁迅读书生涯》是中国名人读书生涯系列丛书中的一种，本意是通过名人的读书来教导后学，虽然并非新见叠出，但却因其关注的全面而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比之简单论述鲁迅与某一种文化传统的关系更具有比较和系统的意义。

但是，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薄弱的，但这种薄弱并非研究已经成熟的表现。相反，关于这一课题，还有不少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首先是接受状态没有得到认真清理。虽然早在建国之初，王瑶一直强调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19]但他并没有深入探究自然形成的民族传统在鲁迅小说中的表现形态。一般说来，自然形成的影响一望即知，却无迹可求，自觉追求的影响则往往还没能够融合无间，所以痕迹宛然，却又难免生硬。而且，在自觉追求外来影响时，一定会和自身传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个联系就是将外来因素内化即中国化。同时，在接受状态中，年龄的因素一直受到忽视，但实际上，年少时吸纳共鸣和成年以后批判比较的读书状态对人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现代文学众多作家接受国学往往在年少时，接受西学则往往在成年以后，因此，国学的影响往往潜移默化深潜血液，不招即来却挥之不去。作家的精神结构与其创作中对文学传统的接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学者们在鲁迅精神结构的探讨中取得的学术成果堪称斐然，这为鲁迅小说创作中文学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这方面的研究却比较欠缺。其次，由于学制的关系，过去的学者考虑影响鲁迅的文学传统时，往往条块分割，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者着力于发掘鲁迅小说中的外国文学因素，有着较为深厚的中国文学背景的学者则强调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两方面对话很少。这一倾向也表现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将现代文学当成西方文学的一支和将现代文学当成是古典文学的继承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局面的形成，与这一情况不无关系。在鲁迅小说中，中外文学因素关系极为复杂，交错、对立、相通、互补、冲突、包含、转化等等状态此起彼伏，纠结缠绕，是一个极难厘清的问题。这需要相当的学养方能从事这一研究，就目前的学术体制而言，要进行这一问题的探讨，只怕尚需时日。其三，古典文学传统的独特性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诚然，古典文学传统和思想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传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但文学传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文学传统研究固然应该以其他传统的研究为背景，但更应该侧重于文学传统的独特范畴诸如意蕴、形象、语言、气质和手法的研究。

当前的文学研究中，现代性是一个热点。关注现代性，自然以古典文学为参照。从前面的论述可知，现代文学研究一直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忽视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现代文学主动地取法西方的态度使得研究者多注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二是因为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论断借助权力的作用成了难以撼动的权威，并且将鲁迅的杂感《拿来主义》当成理性论断加以佐证，从而使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研究处于一种时时涉及，却难以深入的格局。相对而言，后者对于研究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更是一个障碍，因为它给人一种假象：似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得挺充分的，但都不外是在“批判继承传统”这一范围中打转，仿佛传统成了一个死的对象，等着现代人用更具真理性的眼光来审视、批判、辨别和吸取。这样一来，不但古典文学传统成了被剥离的空壳，而且很难真正辩清现代文学的生长及其状态。现代文学的主要文学形式是小说，研究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乃至古典文学的关系，应该是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重中之重。鲁迅不单是现代文学中的小说大家，更是对文学传统有着充分自觉的第一人。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第一部国人写的中国小说史，至今无人能出其范围。因此，研究鲁迅小说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无疑具有经典个案的意义。将这一意义发掘出来，不论对于鲁迅研究，还是现代文学研究，还是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外国文学的研究，都应该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