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理探讨先秦两汉人的形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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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貌是人的生命的物质载体和人的外观形态,也是先秦两汉散文的重要取材对象。这类作品通过对人的形貌描写来表现人的生命力和精神境界,使之成为当时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手法。

一在现存文献中,最早对于人的形貌进行大量描写的是《周易》本经和《山海经》的《海经》、《荒经》等。《周易》本经共64卦,许多卦爻辞都提到人的形貌。例如,《观》卦卦辞的“有孚颙若”,展示人的头颅很大;《贲》卦提到人的胡须和脚趾;《颐》卦都是围绕人的下巴编排卦爻辞。至于《咸》卦,则依据爻位的由低到高,逐一涉及到人体的相关部位,爻辞分别是“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辅颊舌”,依次涉及人体从脚趾到头部的多个器官,可谓人体之大观。《周易》卦爻辞还展示人的形貌缺陷和伤残,《履》卦有“眇能视,跛能履”之语,《困》卦提到劓刖之刑,割鼻为劓,断足为刖。总之,人的形貌主要组成部分的正常、反常和伤残的形态,《周易》全部涉及到了,成为后代散文人物形貌描写的先声。《周易》卦爻辞中出现的人的形貌,有的处于静态、受动态,有的处于动态、主动态,这为后世散文中人物形貌描写技巧积累了经验。《周易》卦爻辞中出现的人的形貌,不单是对形貌本身的展示,而往往赋予了象征意义,意蕴极为丰富。

《山海经》中的人物形貌描写主要见于《海经》和《荒经》,它所采用的主要是静态展示的笔法,叙述各方奇异之人的形貌特征,只有个别地方提到了人的形体动作。《左传》作为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奠基之作,对于人的形貌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不仅通过形貌描写来表现人的自然生命力,显示善恶吉凶,形貌描写还成为叙事写人的有机组成部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经常通过对人的形貌描写来论事说理。其中,《庄子》最具代表性。

进入汉代以后,散文作品把人的形貌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描法也更加成熟。司马迁尚奇,在《史记》中常以人的形貌描写来寄托其审美理想。项羽、刘邦、李广是司马迁浓墨重彩塑造的形象,传记对他们的形貌特征都作了着意渲染。东汉的《汉书》、《吴越春秋》等史传文学作品,很好地继承了《左传》、《史记》的这一传统。其中,《汉书·东方朔传》以自述和漫画方式展现了这位滑稽大师的形貌,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先秦两汉散文中的人物形貌描写,贯穿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巫术与理性精神的矛盾并存;另一条是以壮观秀丽为美与以怪异荒诞为美的错杂。

先秦两汉散文对于人的形貌描写,还往往受到巫术的影响。巫术的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周易》;二是《山海经》;三是相面术。先秦时期,已出现了以相面为职业的巫师,他们根据人的形貌来判定其吉凶祸福。进入汉代之后,这类相士继续在社会上活动,而且具有很大的影响。《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吕公“少好相人”,因见刘邦状貌奇伟,而把女儿嫁给他。汉代还出现了专门的相术书,《汉书·艺文志》在形法家类著录《相人》二十四卷,是专门用于为人相面的巫术之书。流传下来的《相法》十六篇,相传出自汉代许负之手。《周易》作为巫术之书对先秦两汉散文人物形貌描写的影响,主要是它象征性的表现方式,赋予人的许多形体器官以相应的意义。在这方面,它和相面术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山海经》的巫术思维方式把人的形貌特征与其所处地域建立了对应关系,人的形貌描写由此出现了类型化倾向。

春秋战国是理性精神高扬的时代,相人的巫术受到质疑。《荀子·非相》篇对它给予了彻底否定:“故相人不如相心,相心不如择术。……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并列举了大量例证,用以说明从形貌难以判断吉凶善恶。西汉散文对人的形貌描写,既有巫术观念和巫术思维,又有清醒的理性精神,二者往往相互错杂。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谶纬神学的兴起,对人的形貌的看法又向巫术回归。王充《论衡·骨相》篇、王符的《潜夫论·相列》篇,都论述了相人术的合理性,认为人的形貌骨相预示着人的吉凶贫富。

以壮观秀丽为美,还是以怪异荒诞为美,这是先秦两汉散文中人的形貌描写贯穿的又一条线索。在描写人的形貌时,《周易》和《山海经》虽然都是巫书,却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周易》卦爻辞展现的是常态下的人的形貌,多见于日常生活之中。《山海经》中出现的则都是形貌怪异之人,在现实生活中根本见不到。《周易》卦爻辞人的形貌描写的这一倾向,后来积淀为周代礼乐文化的理性精神。而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战国及汉代散文,在对人的形貌进行描写时,男性通常以壮观为美,女性则以秀丽为美,比较贴近实际生活。在这方面,刘向的《列女传》是个例外。由《山海经》所奠定的以怪异荒诞为美的传统,在先秦两汉散文中得到了继承,《庄子》最为典型,《淮南子》也有这种倾向。其他思想倾向比较驳杂的作品,则是对这两方面兼取,分别加以凸现,《史记》就是如此。人的形貌是先秦两汉散文重要的取材对象,形貌描写是那个时代散文经常采用的手法。不过,与其他体裁的作品相比,先秦两汉散文在这方面略显薄弱。以美女为表现对象的战国及汉代辞赋,对于人的形貌都有大段的描写,而同期散文所作的描写却很简短。东汉蔡邕的《短人赋》通篇是对侏儒形貌所作的描写,戴良的《失父零丁》是寻父启示,其中对人的形貌描写占了大部分篇幅。而在先秦两汉散文中,见不到类似以形貌描写为主的作品。

二形貌是人的外在形态,是可以见诸感性观照的对象。人与人接触,首先见到的是对方的外在形貌。中国古代的传统虽然不是以貌取人,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形貌仍然比较关注,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载体。《太平御览》是宋代李昉所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从第379卷到第381卷,专设《美丈夫》、《美妇人》专栏。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如此。先秦两汉散文把人的媸妍美丑作为重要题材,同时,那个时代的人们还在思索造成人的形貌各异的原因,从多方面给出解答。以此为基础,又按照已经给出的答案去塑造人物形象。在此过程中,往往把人的形貌特征和所处的地理方位相沟通,按照相关的空间方位理念去描写人的形貌。

人的外在形貌各异,千人千面。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人的形貌差异?先秦两汉时期的人们给出的答案多种多样。《周礼·大司徒》有如下文字: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此论将天下的地形地貌分为五种类型,同时也把人的形貌分成五种类型,并分别相对应。这种按照各类地形地貌适宜生存的动植物的形态来锁定人的形貌的观点,体现的是一种物我一体的观念。《吕氏春秋·尽数》篇有如下论述:

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瘇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

此论把人的形貌美丑归结为各地水质的不同:居住在轻水地区的居民,往往多秃顶,颈部长瘤;居住在重水地方的居民,往往脚肿跛足;甜水区的居民则形貌美好;水质辛辣地区的居民往往生疮;苦水区的居民多凸胸驼背。这段论述运用的是五行观念,从居民所处空间方位着眼,用以说明人的体貌差异的由来。

《大戴礼记·易本命》对于人的形貌差异有如下论述：

是故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

此论说土壤密度大的地方,人长得肥胖;土壤密度小的地方,人长得高大;沙土地区的人长得细小,土壤肥沃地方的人长得美丽;土壤瘠薄地方的人长得丑陋。

这是把人的形貌差异归结到土质的不同,人的形貌与各类土壤所生长的植物形态相对应,这与《周礼·大司徒》中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与此类似的论述,还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孔子家语·执辔》篇,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以上所引材料,在论述人的形貌差别时,或从所处地形、地貌找原因,或从土质方面找根据,还有的认为是水质不同而造成的。尽管具体的切入点不同,但大的视角是一致的,都把空间方位的不同看作是造成人的形貌差异的基本原因。这种观念在《淮南子·地形训》表得更加明确:东方之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南方“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月此”;西方“其人面末偻①,修颈卬行”;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中央地带“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这里对五方之民的形貌分别作了描述:东方之人体直头小,鼻高口大,两肩耸起,走路踮起后脚跟。南方之人身体高大,挺拔向上,口眼皆大。西方之人头形屈曲,项颈长,仰面行走。北方之人形体收缩,项颈短,肩大臀小。中央地带的人脸庞大,下巴短,胡须秀美,身体肥胖。《淮南子·地形训》的作者按照自己对五方自然生存条件的理解,把五方居民说得形貌各异。这种描述是出于想象和受哲学理念、思维方式的影响,而现实生活中的人貌并非如此。这段文字表明,在《淮南子》成书的西汉前期,根据人所处的空间方位描述其形貌,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固定的联想思路。

先秦两汉散文在描写人的形貌时,受当时思维模式的制约,往往把人的形貌与其所处的空间方位对应起来,出现类型化的倾向,某个固定区域的人在形貌上呈现出一致性。

描写人的形貌时所呈现的这种类型化倾向,从《山海经》即已开始。《山海经》的《海经》和《荒经》出现了许多形貌怪异的人物,如果进行量化统计就可以发现,具有某种形貌特征的人物,往往集中在相对确定的地域。比如,《海外东经》提到黑齿国,“其为人黑”,那里的居民皮肤是黑色的。《大荒东经》也提到了黑齿国,和《海内东经》指的是同一地域,从《海外东经》的编排顺序推断,黑齿国位于北方。《海外东经》排在雨师妾后面的是玄股国,玄即黑色,顾名思义,玄股国居民的腿是黑色的。玄股国后面是毛民国,再往后是劳民国“其为人黑”,基本上是前后相次排列。位于北方之地的黑齿民,雨师妾、玄股国、劳民国,那里居民的形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以黑色为标志,只是黑色在身体所处部位、所占比例大小稍有区别而已。在《海外东经》那里出现的是同一类型形貌的居民,皮肤或牙齿的黑色是他们的共性。

《海外南经》提到三首国,“其为人一身三首”。

《海外南经》的编排顺序是“自西南陬至东南陬”,三首国居于中间,位于南方。《大荒西经》的排列顺序是从西北向西南排列,其中的颛顼之子排在西南海外之前,居于西南,“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颛顼之子有三张面孔,和三首人属于同一类型。《山海经》中的三首人和三张面孔的人都位于偏南之地,在空间方位上大体相同。《太平御览》卷九一五引《庄子》佚文,其中有如下一段: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实。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卧递起,以伺琅玕。

在这则神话传说中,离珠是守护玉树的卫士,他是“一人三头”,和《山海经》提到的“一身三首”、三面之人属于同类,都是多头多面的奇异之人。一人三头的离珠位于南方,和《山海经》中的三头、三面之人所处空间方位大体一致。《淮南子·地形训》在提到自西南至东南的域外居民时,三头民列在其中,也是位于南方。

《山海经》把形貌带有黑色标志的居民编排在北方,把三首、三面之人编排在南方,并不是南方和北方真的存在这两类形貌奇异的先民,而是编排者根据人的形貌特征与空间方位相对应的理念想象出来的。中国版图处于北半球,越往北方气温越低。基于这样的气候变化情况,先民想象中的北方是黑暗之地,因为没有太阳照射而寒冷,黑暗和寒冷是相伴的。《山海经》的《海外北经》有烛阴,《海内北经》有宵明和烛光,它们都是光明神,由于想象中的北方是黑暗之地,所以把这三位光明神都安排在那里。北方是黑暗之地,依此类推,北方居民的形貌也应该以黑色为特征。南方是炎热之地,是太阳照射充分的结果。于是,南方就和太阳建立起对应关系。《周易·说卦》写到:“离为火,为日。”“离为目”,“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南方和太阳、光明及人的眼睛相配。人为了能够把外界看得更切,有时会感觉两只眼睛不够用。先民感到了视觉器官的局限,因而想象出三头、三面之人,用六只眼睛审视周围,一切则看得格外明晰。南方象征光明,三头、三面之人在《山海经》中都被编排在南方,是按照上述逻辑进行推理的结果。

《淮南子·地形训》对《山海经》的相关记载多有收录,列举南方居民时提到三头民,列举北方居民时提到黑齿民、玄股民、劳民。《淮南子》的作者对《山海经》的上述编排表示认同,并且将《山海经》编排者的思维方式运用于人物的形貌描写。《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如下传说:

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

高诱注:“太阴,北方也。玄阙,北方之山也。”文中的泪注,应作渠颈①。卢敖在北方之地见到一位形貌奇特之人,鬓毛黑色、双目内陷。这与《山海经》中的北方之人以黑色为形貌特征是一致的;而《山海经》的《海外北经》和《大荒北经》都列有深目国,《淮南子·地形训》列举东北到西北的形貌奇异之人也提到深目民,并把它用于对卢敖在北方所遇奇人的刻画。《淮南子·地形训》虚拟出北方之人“短颈、大肩”的形貌特征,卢敖在北方遇到的奇人“渠颈而鸢肩”,渠颈,指项颈粗大,脖子短必然显得粗大;鸢肩,指双肩突出。

《地形训》称北方有“下尻”,即臀部小。双肩突出,臀部很小,这正是卢敖所见北方奇人“丰上而杀下”的形貌特征。由此可见,《道应训》对那位北方奇人所作的形貌描写,基本是按照人的形貌特征与所处空间相对应的理念进行的,而不是北方奇人的形貌真的如此。对他的刻画是在固有理念制约下展开想象,在细节上进行补充,最终把他描写成在体貌上属于北方类型的形象,这和《山海经》对北方居民的某些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淮南子》实现了空间方位的理念与人物形貌描写的统一,这些都是建立在联想和想象的基础上的。

三周代贵族经常娶姜姓女为妻,由此而来,姜姓女成为名门闺秀和美女佳丽的象征。《诗经·鄘风·君子偕老》绝大数诗句用于描写卫宣公之妻宣姜的美丽和华贵,她“鬒发如云”,“扬且之皙”,这位美女黑发浓密如云,眉清目秀,肤色白皙。《卫风·硕人》更是把卫庄公之妻庄姜描绘成绝代佳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是《诗经》作品形貌描写最为传神的句子,展示出庄姜的体貌之美无与伦比。《鄘风·桑中》首章开头四句写道:“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这是把姜姓女子作为美女的代称。西周至春秋时期,齐国君主姜姓,开国之君主姜尚,又称姜子牙,《诗经》反复赞颂的姜姓美女出自齐地,齐国一度是盛产美女的地方。

汉代刘向编纂的《列女传》搜集以往的女性传说,其中收录在《辨通》传中的齐地女性共八位,有三位是丑女,分别是钟离春、宿瘤女、孤逐女,她们的形貌不是通常所说的丑陋,而是奇丑无比。据《列女传》所言,钟离春是齐宣王的王后,宿瘤女是齐闵王的王后,孤逐女是齐襄王国相之妻。《战国策》及《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对于这三位女子没有任何记载,没有提到齐宣王、闵王、襄王分别与三位丑女交往的事。

《列女传》记载的三位齐地丑女故事是在西汉时期流传开来的,历史上并非真有其人、确有其事。在三位齐地丑女中,《列女传》对钟离春和宿瘤女都有形貌描写。而从西周到西汉,一直把洛阳作为天下的中心地带,并以此来划分空间方位的东西南北。因齐地处于洛阳的东北方,所以,钟离春与宿瘤女的形貌,就是按照当时人所持的形貌与所处空间方位相对应的理念,整合人们观念中的北方人和东方人的形貌特征而创造出来的。

《列女传》对钟离春的形貌有如下描写:

钟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为人极丑无双,臼头深目,长指大节,卬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

钟离春奇丑无比,把多种生理缺陷集于一身。对她的描写,大多可从当时流行的观念中找到根据。钟离春“深目”、“皮肤若漆”,她的双眼深陷,皮肤如漆一样黑。如前所述,从《山海经》到《淮南子》都把深目和皮肤黑作为北方居民的形貌特征,《列女传》则把这两种特征移植到钟离春身上。钟离春“长指大节”,她的手指很长,骨节很大,手要比正常人的长。《山海经·海外南经》提到长臂民在海中捕鱼,《大荒南经》中又有张弘捕鱼于海上的记载,是以东南沿海为背景的长臂民传说。《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如下传说:“又说得一布衣,从海中浮出,其身如中人,衣,其两袖长三丈。”张华的《博物志·异人》也收录了这一传说。东部沿海是传说中长臂民生活的地方,先民认为东方之人手臂修长。齐国位于东方,因此,丑女钟离春被描写成“长指大节”,是对东部沿海长臂民传说的借鉴和改造,把长臂变成长指。钟离春“卬鼻”,而《淮南子·地形训》称东方之人“隆鼻”,这与钟离春的鼻子形态相吻合。钟离春“肥颈”,而《淮南子·地形训》称北方之人“短颈”。脖子粗必然显得短,在视觉感受中,粗与短是联系在一起的。就脖子形态而言,对钟离春所作的描写与《淮南子·地形训》对北方居民的叙述相同。钟离春“折腰出胸”,她既驼背又鸡胸,《淮南子·地形训》记载,北方之人“翕形”,北方人的形体呈现为收缩、啬敛状态,而钟离春的折腰正是敛缩之状。钟离春众多的形貌特征,大部分可以从《山海经》和《淮南子》中找到原型,是这两部作品中东方之人和北方之人某些形貌特征的整合。钟离春奇丑无比,这个形象在本质上是观念的集合,而不是客观的现实。

《列女传》对宿瘤女是这样描写的:“宿瘤女者,齐东郭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这位女性的丑陋来自她的生理疾病,脖子上长了大瘤,这种形象在《山海经》中也能找到原型。《海外北经》写道:“拘缨之国在其东,一手把缨。”拘缨国位于北方,拘缨就是以手拘住颈上的巨瘤,缨瘿,指的是瘤①。《淮南子·地形训》列举从东北到西北方位的居民时提到句婴民,也就是《海外北经》所说的拘缨国。

《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到的拘缨之国位于北方,它表达的是北方之人颈上易生肿瘤的理念,这和《淮南子·地形训》所说的北方之人“短颈”的形貌特征有相通之处,即北方之人的生理缺陷往往在颈部呈现出来,因此成为丑陋之人。这种理念在《庄子·德充符》篇已经有所体现,文中写到:“瓮大瘿说齐桓公,桓公说之。”庄子是楚人,把齐国作为北方之国看待。这里出现的主角来自齐地,他颈部的肿瘤大如盆瓮,是一位存在严重生理缺陷的丑陋之人。齐地宿瘤女的形貌与《德充符》篇的瓮大瘿相似,都是颈部有瘤。宿瘤女的形象和钟离春一样,是人们根据北方之人颈部易生肿瘤的理念创造出来的,只是所持的理念较为单一,而非整合多种理念而成。钟离春、宿瘤女两个奇丑无比的女性形象,是在这样一种理念统辖下产生的,即认为人的形貌特征与其所处的地理方位相对应。齐国地处东北,因此,人们根据相关的理念虚构出这两位丑女。钟离春、宿瘤女的形貌丑陋带有典型性,致使汉代文人在刻画齐地女性时,往往从形貌丑陋方面展开联想,以至于形成了汉代散文中齐地丑女居多的局面。

从《山海经》到《淮南子》和《列女传》,对于人的形貌描写不同程度地受到巫术思维的制约,是在人的形貌特征与相关地域存在对应关系理念统辖下进行的。这些形貌怪异、丑陋的形象在现实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有的则根本没有出现过,而是巫术思维和相关理念虚构想象出来的,虽与现实不具有同一性,却富有一定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