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期我国诗歌的处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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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请允许我向诞生了惠特曼、艾略特、毕晓普、金斯伯格、庞德、弗罗斯特、普拉斯等著名诗人的国度表示崇高的敬意。我所提到的这些诗人以他们杰出的诗句融入到了美国伟大的文化传统中。感谢我热情的美国朋友们，感谢诗歌，诗歌使这个本来平常的日子显得如此美好和浪漫。

我得到的演讲题目是“全球化时代中国诗歌的处境和困境”，显然这里需要谈的是现象而不是理论。其实我本来认为诗歌不存在“困境”而只会时有低谷，这两个词的含义显然是不同的。抛开这些虚拟的字眼，首先应该承认，近些年，是中国新诗最为繁盛、风格最多样、成就最显著的时期。对于诗人来说，这几年艺术创作的空间开始增大，社会和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心态趋于平和，生存张力扩大。生活的多元促进了艺术的多元，更多诗人具有了相对独立的诗歌立场、自由的创作心态和个性化的创作风格，诗歌的创作氛围和姿态更自由、更松弛、更包容、更平民化，从整体上说，这种现状对于诗歌的繁盛是有益的。相比于小说、散文和戏剧来说，诗歌是孤独的，也是最没有功利性的，因此近二十年来，在中国文学里，诗歌是成就最大的文学形式之一。这一点，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研究界，应该能够达成共识。

虽然诗歌有着如此的辉煌，但它的困境和黯淡也是显而易见的。诗歌并不能为我们创造物质财富，诗歌已经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诗人也成了这个社会的边缘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种普遍的诗意中。而在诗歌边缘化的过程中，当下中国诗歌的困境，主要存在于诗人外部与内部两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国是思想和诗歌大国，不但是创作上，那些历史沉积的观念对我们的生活、思维影响都很大。比如孔孟、老庄、诗经、屈原等等。我感觉，我们穷其一生悟出的道理，不过是他们思想和哲学的一点皮毛。不要说的很久，就是近代，一些大家的思想也让人受用一生。我一直记得林则徐在昆明为官时所题的几句话：“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我以为这是最好的诗。最早读到这几句话，是挂在我岳父书房里的一幅书法作品，之后便一直在我的意识里装着。还有像《论语》里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等等，一直左右着我的行为。我们受惠于这种传统，同时也被其所累，被其所缚。

在古代，诗歌曾经是文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文体，诗歌一度成为中国人的宗教，而新文化运动提倡写白话诗，古典诗歌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受到了影响。相比于古典诗歌，中国现代新诗最早的师承与渊源应该是西方现代诗歌，受众群从一开始就要小得多。再加上新诗本身就具有隐喻、象征等诸多现代修辞特点，与古诗比较，新诗的那种个性化的精神气质，无形中给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障碍，这也是中国现代新诗一直以来处于小众化的原因。另外，中国几千年来儒、释、道等各家对诗人思想的禁锢，使得他们缺乏现代意识，新诗在现代性问题上一直有着比较尴尬的处境，直到如今，诗人们的写作还纠缠传统与创新的争论中。

其次，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历程不长，只有九十余年，而且中间还有几段时间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比如“”十年。“边缘化”是对“狂热化”而言的，曾经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全民写诗的热潮，那个时代诗歌也有过表面的辉煌，但那实际上是社会畸形的表现，是政治的力量而非艺术本身的力量。因此我以为，诗歌适度的“边缘化”是正常的。人们的审美情趣多元化，对什么是好诗的理解有了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其他传媒和艺术的发展，人们有了更多的审美选择和空间，这是艺术成熟、社会成熟的标志，是好事。其次，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80年代之前诗歌为政治所用，是一种泛抒情；而如今人们情感的表达越来越个人化，没有相同经历或感受的人可能就无法体会诗中的情感，交流起来有障碍，这种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审美受限。

另外，新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没有形成像中国古典诗歌那样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诗歌曾经在很长的时间独立性受到制约，作为政治的附庸和意识形态简单的传声筒，受到各种思潮的束缚，诗歌本身的艺术发展一直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当然，这些都是新诗的历史问题。新诗角色的改变，是最近三十年事情，从朦胧诗开始，诗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诗歌创作的本质性功能获得了体现，逐渐弱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诗人们也刻意规避应时的、即兴的题材，让诗歌回到艺术本来的位置上。或许恰恰是因为对艺术性的过分强调，在最近三十年里，绝大多数诗人都沉浸于对诗歌纯艺术性的探索，而较少关注诗歌与政治和现实的关系，表达情绪日趋内倾，导致诗歌缺少了历史感和厚重感，一些诗人也欠缺了担当精神。

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曾经表述过：与中国的古诗相比，新诗目前基本没有规范，这起码说明中国诗歌缺乏建设，既缺乏艺术建设，也缺乏理论建设。作为一门艺术，必要的艺术规范还是要有的。这种“规范”不是要限制这门艺术的发展，也不是要制造什么“诗歌写法”之类的东西，但是一门从语言、形式到内容完全没有规范的艺术形式能够有序的迅捷的发展，本身就会遇到障碍。没有规则，这可能是诗歌这门艺术的特质。当然审美越多元化越好，一旦有了可以制作的“规范”，这门艺术的生命力就开始枯竭了，比如中国的唐诗和宋词。但目前的现状说明新诗还不成熟。诗歌其实是一门“感知”、“感受”的艺术，写诗、读诗、对诗歌的理解，一般靠每个人的感受能力，而恰恰在感受能力这一点上，差异是相当大的。诗歌多元化是诗歌繁荣的标志和前提，也是诗歌艺术发展的趋势，但也因此形成了对作品判断上的多样性和“不可操作性”。当然我们的现代新诗教育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代一代孩子对新诗的接受就仅限于教材中很多直白、浅陋的作品。教育体系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了解跟踪程度也不够，学生中除了个别人有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之外，受应试教育的诸多影响，大多很少有写诗的冲动。现行的语文学习和教育体制，是当下诗歌所处困境一直得不到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从现实方面，受消费社会的影响，现代人的各种娱乐方式逐渐丰富，诗歌没有了八十年代那样的辉煌，诗人在减少，读者也在减少。诗人不再是时代的宠儿，各种诗歌刊物的发行量和订数骤减；纯文学刊物的诗歌栏目，要么就页码很少，要么就取消。在这样的一种诗歌环境下，很多诗人都弃诗歌而去，或者写作小说、散文和其它文体。而那些固守下来的，大都受日常生存的困扰，诗人们这种艰难的生存处境，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当下诗歌创作的活力现场。这似乎与美国的诗歌状态相似，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无论在公共对话、中学教室、书店，还是主流媒体上，当代诗歌已踪影难觅，诗已在大众心目中逐渐淡化。出售诗集的书店在这个国家屈指可数。100年前，我们的报纸刊登诗歌是很常见的事情；50年前，大型报纸定期发表诗集评论文章。今天，报上连一首诗也看不到。《纽约时报书评》每年仅有几期发表诗集评论。我们的诗歌“兴趣群体”去了哪里？10多年前，诗人达那乔亚已看到诗歌脱离大众生活的现状，他在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诗还重要吗》中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诗人们只顾彼此唱和，忽略了更广义的读者群的存在。”我觉得这些话与中国诗歌的现状非常相似。中国这些年经济快速发展，但物质化物欲化的氛围越来越重，在这个人心越来越浮躁的时代，认真并用心踏实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讲求写作速度，而不注重语言的精致，他们的诗歌看起来随意，粗糙，没有一种汉语言所应该具有的优雅和生动，这一点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诗歌帖子和诗歌刊物上诸多“为了写诗而写诗”的分行文字中就可略知一二。所以，对诗歌技艺的真正重视，也是当下诗人应该自省和反思的问题。要培养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的耐性，真正使写作从容起来，具有面对文字的真诚感和幸福感，是当下诗人特别需要调整好的一种创作心态。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诗人是具有诗性的那些人，而不一定单纯是写作分行文字的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中国目前诗歌所处的困境，除了以上所阐述的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之外，更多是诗歌内部以及诗人创作本身存在着一些困境，这些困境相对于外部环境和诗人们的现实境遇来说，其潜藏得更为隐蔽，属于质的困境。我要强调：诗歌困境主要是诗人自身内心的困境，是承继传统而又必须突围的困境。不要畏惧写作时的偏执，诗人有时就是要把自己的个性表达推向极致。而且我一直认为，诗歌、音乐、绘画艺术本身就是先锋艺术，一定要站在艺术的前沿。当然，每个人对“先锋”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先锋”就是写作中张扬的个性、独立的表达，就是内涵和冲撞力。当然，最好还要有意义，有相对的成熟。“成熟”未必就一定不“先锋”，“先锋”这个词原本极其珍贵，包容性也很大，但这些年被一些小圈子里的人搞得越来越狭隘和偏执，限制了“先锋”的内涵。说到内涵，当下的诗歌创作普遍缺乏让人感觉到差异的阅读的陌生感和新鲜感，使得诗歌缺少批判性与社会良知，没有质疑，没有这个时代的独有特征，最后流于空洞的抒情，缺少宏大也缺少浪漫。

当下的中国诗歌缺少思想性，这已经成为诗人们面临的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的问题。当然，这一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诗人们对现实题材不够重视而引起的，这是对过去政治干预的反弹，也与我们这个社会“学术突显、思想淡出”的大环境有关。对此，有诗人呼吁：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我觉得，这是对当下诗歌创作最根本的警醒。诗歌如果失去了思想性，沉溺于欲望和渺小的个人情怀，很难有灵魂的震撼；而诗人的创作如果失去了思想性，其诗歌必定显得轻浮，没有力度，没有共鸣和感动。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用诗歌纪录的他的民族的苦难史、生存史和心灵史，我们近年来也有过一些这类题材的诗歌作品，但显得拼凑、表面、肤浅，大而无当，缺少感情和激情，缺少内在的震撼力，让人感觉煽情而不动情，与我们期待中的作品质量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一点很多诗人已经意识到了，并在逐渐调整。我们有理由对他们赋予更多的期待。先锋、多元、经典，更多的诗人逐渐接受了我们的这种主张。

现代诗歌具有跳跃性的美感，而且是想像的多解的语言艺术，其审美性很多人都无法做出有效的阐释，我说过诗歌只可感受而不可阐释。尤其是一些诗人要么将诗歌写得极为玄奥化和晦涩；要么写得极端口语化，话多诗少，缺乏诗性，这种偏执的状况，是当下新诗面临的困境中最让人感觉棘手的。由此看来，诗人在诗歌写作的技术层面上所出现的困境，是更为致命的，比如语言、结构、技艺等，也是写好一首好诗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上这些困境或多或少都存在于当下中国诗坛，只不过诗人或研究者们对其重视程度不一样罢了。当然，近二十年来，诗歌的成就是巨大的，如果专门谈这个话题，那将是更为广阔的和令人兴奋的。比如，我们的70年代出生的诗人出现了朵渔、苏浅、梅依然、孙磊、胡续冬等等，他们有的理智、平静和纯美，有的感性和非凡的个性；80年代出生的诗人春树、阿斐、唐不遇、郑小琼等等，他们的作品更接近现代表达；90年代出生的诗人出现了蓝冰丫头、零落香、朱雀、张牧笛、小笋子等等，他们在很小的年龄已经写作出了相当成熟的作品。因此我们对中国诗歌完全没有悲观，今天给我的题目使我更多的谈到了诗歌存在的困境，但诗人们的执着、韧性和智慧会弱化这些困境，诗歌就是突破，就是突围，就是冲击力和冲撞力，这是使我们的诗歌道路更为通畅的唯一途径。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诗歌并没有困境，诗歌是内在情感的表达，只要我们的情感没有困境，诗歌就没有困境。

如果这些观点成立，那么显然涉及到了一个诗歌的标准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国度的诗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好诗？或者说，好诗有什么标准？我想，这里虽然有每个人阅读、审美倾向和趣味的不同差异，但诗歌还是有一些大致相同的标准，应该得到诗人们具有相对共识的回答。认真、严肃的回答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责任！

我曾经在几年以前就明确表述过我认为的好诗的标准，并且申明：“这个标准或许还不完美，也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评判诗的标准，但它起码体现了我本人独立的审美尺度。这个标准或许仍然是不完善的，但我们需要一个尺度，一个占有某种高度的尺度，一个对我们的审美倾向有所约束的尺度。这也避免了由于我们的偏狭而给写作带来的偏执。”这些标准是：1、诗人的创造力、影响力。2、作品的价值和个性。3、持续的作品生命力与恒久感。4、诗中展示的诗人的境界、品位和尊严。5、作品的先锋精神和探索精神。6、语言魅力。如果用一句话回答，那就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

请允许我着重指出这几个词：价值、个性、境界、品位和尊严。在这里，最关键的词是“价值”，就是说，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诗”绝对不会是好诗或者根本就不是诗；最重要的词是“尊严”：诗的尊严和人的尊严！

如果我们占有了这个高度并且在这个高度上持续的展示自己的表达，我们的诗歌将是曼妙和开阔的、灿烂的。

大家注意到，我的发言没有引用更多前人和今人的语录，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尽量不重复别人的观点，但在今天的演讲结束时，我还是想到了两段话，一段是美国人类学家戴森的著作《宇宙波澜》，其中有一段诗一般的语言：“工厂是灰的，公园是绿的；物理学是灰的，生物学是绿的；官僚政治是灰的，民主社会是绿的；自我复制的机器是灰的，树木和儿童是绿的；人类的技术是灰的，上帝的技术是绿的；军队的战场手册是灰的，诗篇是绿的……”。

是啊，诗篇是绿的。如果我们的世界里和我们的人性中有太多灰色的东西，如果我们的诗歌真的出现了困境，相信只有诗歌自身才能够将之拯救。另外，我还想到了美国诗人丹尼丝•莱弗托夫的一句话，丹尼丝说：“他们把语言交到了我们手中。”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我知道，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全部幸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