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学史的写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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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史写作，应该不再是对前辈学者的人云亦云，而应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思考；应该不再是材料的机械陈述，而应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能从感性的材料中不断升华为理性的概括。木斋《宋词体演变史》以“词体”建构宋词史，开辟了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书中随处可见作者深刻的思想，可称“有思想的学问”；木斋此作是对通行观点的“颠覆”。

关键词：词史写作木斋颠覆

­­文学史该怎么写，有没有或该不该有固定统一的模式？罗宗强先生《文学史编写问题随想》一文认为：“文学史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它的编写者是严肃的，学风是严谨的就可以。”强调不必追求一种模式，应有“学术个性”。[2]先生所论极是。词史已有不同的写法：1、通代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拔荆的《中国词史》等，以作家为纲，作品为目，按时代先后顺序叙述；2、断代词史，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近代部分（实际上即是唐宋词史）、杨海明的《唐宋词史》、张仲谋的《明词史》、严迪昌的《清词史》等；3、按流派构建的词史，如刘扬忠的《唐宋词流派史》等；4、类别词史，如杨海明的《唐宋词风格论》（专论唐宋词风格演变史）、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等；5、史论结合的词史，如刘尊明的《唐五代词史论稿》、王兆鹏的《唐宋词史论》等，还可以写词调演进史、词人生活史、词人心态史、爱情词史、山水词史等。

一部词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名家名作史，木斋先生《宋词体演变史》以“词体”建构宋词史。作者《前言》自述道：“这是一次欲以词体演变史来勾勒唐宋词演变历程的尝试。之所以要尝试以词体史来勾勒词史，是有感于一般的文学史、词史写作，容易陈列众所熟知的材料，成为时代背景、词人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机械陈列，因而会缺乏深度和新意；而论文的写作，虽然具有深度和新意，却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联系，或说是一个体系，只能解决有关研究领域的某些局部问题。而局部问题研究的缺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范围大小的问题——由于研究者着眼于所研究问题的局部性，在大文学史观缺席的情况下，往往会使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从整体和宏观的视角给予微观的把握。”[3]因此，作者尝试以写作论文的方式来写作词体史，即具体的每一章节，都由一篇或者数篇论文来组成，以进行局部问题的深入探索，同时，又以文学史的规模和思路，来规范每一个局部问题（即每篇论文）的命题和内涵，从而将词体的个案研究与宋词史的总体走向有机地联系起来。作者对“词体”做了明确界说，本书所论“词体”，并非指区别于“诗”的广义“词体”，而是专指狭义的“词体”：“‘狭义的词体’，是指那些在词史流变中呈现自己独特的范式和风格，自辟蹊径，卓然名家，并且被其他词家效法的词人词作。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独特性，即迥然而异于他人之词；二是影响性，即其样式和风格独到而又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从而产生词史影响，引起他人仿效。”（P1）该书的研究视角，落在宋代众多词体中那些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体上，它们堪称是“词体中的词体”：从宋初体、柳永体、晏欧体、张先体、东坡体、小晏体、少游体、山谷体、方回体、美成体，到易安体、稼轩体、白石体、梦窗体，共计十四体。以十四位词人为中心视角，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勾勒宋词体的演变路线图。与传统的宋代词史相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词体演变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精炼的词史，忽略宋词在演变历程中的那些非本质的细节，从而达到凸显宋词演变历程的效果。

传统的词史，与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相似，更多地注重将每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作家背景和作品状态列示出来，而该书，更为强调研究每一种词体在宋词整个历程中的特质、地位和变革，研究诸多词体之间纵向的位置和关系。重点突出，而不是面面俱到，又有史的线索，点、线、面三结合。不是进行孤立、静态的研究，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史”来加以诠释。如此，更能合理把握词史本质和内在演变规律。这种独特的框架结构，有别于通行的词史著述模式，开辟了词学研究的新天地，堪称词史的新建构、新突破，是一部既严肃又有个性的词史著作。

全书章节安排合理，如每章都有一节“概说”，各章结构大体相同，又有差异。每一章节皆有新意，独立出来，都是一篇优秀论文。作者从抒情内容、题材的选择与处理、人物形象的描绘、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章法、意象等方面对“词体”做了综合考察，从不同角度挖掘词体的内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使人们对宋词史有了全面、立体的认识。换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词史，确有不少欣喜的发现。全书格局宏大，角度新颖，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作者有强烈的史意识，注重动态地把握词史流变，又注重宏观综合概括，以数据统计为基础，加上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的结论自然既新颖，又准确。

此著新见迭出，精彩之处不胜枚举，许多论断都给读者以启发，此仅举其要者。如宏观概括词史演进规律，极为精辟：“在词体的社会阶层属性上，是一个下移的过程，即由宫廷之词，而分流为歌妓词和士大夫词，最后定格为词人之词；而从词体的艺术属性上，则是一个不断雅化的过程，最后，到南宋姜吴时代达到了雅化的极致。”（P3）“东坡体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还不仅仅是由于有了张先体、晏欧体的奠基以及范仲淹之后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群体觉醒，更由于东坡首先实现了由应社、应歌的应对他者的写作方式，成功转型为非应的自我抒怀，从而将张先、晏欧的词体士大夫群体意识表达，转型为士大夫精英的个性化表达。”（P3）论“小晏体”时，联系到整个文学史：“小晏体表面虽为醇酒妇人，实则却是小山人生观念的一种表现。可以说，陶渊明隐于田园，阮籍隐于醉酒，林逋隐于西湖山水和梅花，东坡归隐于内心世界，而晏小山则隐于小晏体中的歌儿舞女、醇酒梦境。这将是明清以来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的主流思潮。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晏体与东坡体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实”（P140）作者重点论述“美成体”现象与诗歌领域中的江西诗派现象之间的关系，极富理论深度：“美成体所开辟的新天地，若是不求全面的话，概言之，首先是一种法度精神，其次是词体的进一步向士大夫文化的转型，再次是一种末世情怀，是一种悲哀的、灰暗的人生色调。而这些精神，虽然应该说是当时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多种因素的合成，但就最为直接的影响而言，笔者认为，美成体的创制，实际上是诗坛上盛行已久的江西诗派的诗学精神一脉相传的结果。”（P184）

第二章中，作者论道：张先（990—1078）的生年比宋祁（998—1062）早八年，但宋祁却仍在宋初体范畴之内，而张先却代表了后一个时期的词风。其实，年龄差距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两个人实际的词体特质。张先虽比宋祁年长，但由于张先的生活，更为接近士大夫之间的群体生活，更早地使用了词作为士大夫酬赠往来的载体，从而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地位，而宋祁的词风仍然逗留在宋初的写作习尚。更何况，张先比宋祁晚死十六年，他的写作生命是长于宋祁的。（P37）这一论述，启发我们反思文学史写作中，作家先后秩序的排列完全以生卒年为依据，是否合适？

第五章中，作者就刘熙载的张先“始创瘦硬之体”的观点进行发挥，详尽分析了“瘦硬体”的内涵，认为张先词改变了传统词的写法，完成了由前人的女性虚拟想象写作，而为士大夫生活情感真实写作的转型，实现了由含蓄而为“发越”的风格转换，显示了词的诗体属性，实现了由描写式向叙说式的词体句式转移，实现了场景由小巧而阔大的转移。作者认为，“张先体”的“瘦硬”是在尊重词体“别是一家”内在规律之下的“瘦硬”。如此对张先词的解读和评价，是新颖又深刻的。

作者以“雅俗”构建宋词史，以取代传统的“婉约”、“豪放”论。认为苏轼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美成词是“以俗为雅”。作者强调，应该摒弃前人的“婉约”、“豪放”的偏见与成见，而对“词体”赋予新的认识。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修正和完善。

此著重视研究词体的“原生态”与“衍生态”，启发我们评价宋词时，不应将虚拟情感与真实情感划等号，宋代许多词作是“商业化”写作，是虚拟情感，不是写词人自己。注重动态分析，如将“东坡体”的形成历程分为密州之前的“雏形期”，密州、徐州、湖州时期的“形成期”，黄州之作，则完成了由“应体”向“非应”的飞跃。注重渊源和影响探讨，如第十章论“美成体”的“法度”，即追溯到江西诗派的“法度”；第十四章第一节论梦窗词的接受历程，实际上，是一部精炼的梦窗词接受史。注重“关系”研究，探讨各因素间的“交互”影响。注重比较研究，将词体与诗体比较，尤重名家间比较，如晏殊与欧阳修比较，黄庭坚与苏轼比较，黄庭坚与贺铸比较。注重反思，如第十二章论“稼轩体”时，首先对“豪放婉约论”进行“批判”和反思。论证时，不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而是集中笔墨，论述主要特征，作者十分强调“本质”，即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而舍弃一些枝节问题。

该书旁征博引，有大量的量化分析作为对论点的支撑。如第六章中，作者提出“东坡体”发生了由“应”向“非应”的飞跃，将东坡倅杭时期、密徐时期和黄州时期的词作，分别做了量化分析，在将倅杭时期的词作逐首辨析之后，得出结论说：“清点东坡倅杭时期之作，共计有词作五十一首，其中应社词作四十首，应歌词作五首，这一数据，证据确凿，说明东坡词早期的写作，基本是面对他者的应体之作，只有六首不能确认与他者的关系，但也各有其原因。”（P115）这样，关于“东坡体”起于“应”的观点，就有了强有力的证明。接着，对密徐和黄州不同时期的词作一一量化统计，得出明确结论：密徐时期“应体”之作占据一大半（百分之五十五）；黄州时期共计有词作七十八首，应体之作共计有三十五首，应体之作第一次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这个数据表明，“东坡体”在数量上实现了由应对他者的应体之作，向面对自我、抒写自我的“非应”的飞跃。又如第九章中，作者对黄庭坚“山谷体”八十一首题材进行了量化分析，分成十五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第十一章中，将《全宋词》中四十七首易安词分类，将“易安体”题材构成、具体写作对象和性别视角皆做了统计分析。靠数据说话，凭具体的事实立论，而不是主观臆测，任意发挥。如此，自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的模糊认识。“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定性研究，对宋代各“词体”重新进行“定位”。这种治学方法，在学风浮躁的当下，尤其值得称赏。

作者视野开阔，并不局限于就词论词，还重视宋词的“文化”特性研究。如论证柳永词的“近代文化”属性，作者认为，词体产生于盛唐，而唐五代之际，还是典型的宫廷文化时代；柳词所具有的市井歌伎俗词的特征，则是唐宋之际由贵族文化向平民文化转型的产物，柳永不但写作市井生活、市井情调，而且写作自己的真实情爱，并且是与妓女之间的泛爱，这就必然地溢出传统士大夫文化的范围，而拥有了近代文化的性质。柳词的慢词长调、铺叙写法、以白话入词等等写作特色，其实都是这一属性的具体表现，也是近代文化这一属性的必然结果。（P41）

作者善于由具体研究中提炼出理论，并进行“命名”，如分析贺铸《横塘路》词时，作者论述到：文学写作，可以大体分为背景式写作和创作式写作两种方式，前者真实、生动、具体，后者概括、凝练、空灵。就词体而言，飞卿时代多为虚拟的创作，东坡体则多为具有具体背景的写作，到黄庭坚的山谷体，延续东坡体的具体场景，我们能从中读到哪些作品写于黔州，哪些写于戎州，贺铸的方回体，则具体背景的写作方式日益淡化消隐，而创作式的写作日益突出。（P182-183）作者提炼出“背景式”写作和“创作式”写作两个概念，并结合词史论述，观点新颖，极有理论价值。作者对词学史上的“命名”，进行挖掘、梳理，还重新“命名”，如“应体”与“非应体”，又如“馆阁体”的命名，并与“西昆体”对比，皆发前人所未发。

书中随处可见作者深刻的思想，可称“有思想的学问”，而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由此，笔者联想到时下对“乾嘉学派”的评价。“乾嘉学派”的主流是有思想，关心世道人心。当下，有些学者没有认清“乾嘉学派”的真精神，误将乾嘉学派“末流”当作学术“主流”和“正宗”，以为天下之“学问”尽在“考据”的“乾嘉学派”，非此，皆不是“学问”，有思想是空谈，宏观研究是空疏，甚至对梁启超、胡适那样的大学者的学问也鄙视讥评。“学问”变成纯粹的技能，变成去除思想内核的材料编排，学者变成纯粹的“工匠”，这样的“学问”，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们应认清“乾嘉学派”的真精神，提倡有思想的真学术，纠正学问凸显、思想淡出的倾向。须知，只有具备深刻的思想，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学术与思想密不可分，“学术思想”连称，无学术之思想，多是无根之游谈，无思想之学术，多是资料堆砌，意义不大。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才是真学术。

作者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博学多识，见解深刻。恪守学术的怀疑精神、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胆大心细。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定论”，如对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李煜开始“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观点的质疑，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如拜倒在权威脚下，对权威的观点从不敢怀疑，不敢说一个“不”字，学术事业是不可能前进的。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界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勇气和精神，不少论著只是注释权威的观点，不敢有己见，以求稳妥。笔者由此想到，学术要创新，要前进，必须有大胆怀疑精神，必须提倡和践行五个“怀疑”，即“怀疑权威”、“怀疑传统”、“怀疑定论”、“怀疑书本”、“怀疑前辈”。舍此，一个学者是不可能大有作为的。

作者长于求异思维，从“反面”看问题，从“没问题”处看出问题，不少观点皆人所未道，新人耳目，是对通行观点的“颠覆”，结论未必“无懈可击”，但确有新意，至少能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在拜读全书的过程中，作者的语言风格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词史研究，既是“史”的研究，强调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史的发展脉络，史的规律总结，又是“文学”研究，强调审美性、感性，要求语言优美流畅，有个性，词是“纯美”的文学，研究它尤其需要优美的语言。作者论文带着激情，书中将客观史实描述与主观价值评判有效结合一起，较通常著作更具个性色彩，从中可见作者的风采，行文亦独具个性，清新灵动、优美流畅，富有气势和情味。这对某些“新八股”式艰涩板滞、干枯乏味的学术论著写作语言模式，也是一种矫正。读木斋先生著作本身，即得到一种高雅的审美享受。他的论文和著作一直受到大学生和古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的普遍欢迎，独具个性的语言也是原因之一。学术界早已提出唐宋文学研究应该“审美化”，因为唐宋诗词实在太美了。作者一贯将唐宋诗词研究“审美化”，善于欣赏美、挖掘美，积极地研究美、传播美、创造美，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

作者在《后记》中说：“学术既然是一个求索真理的过程，谬误和阶段性的认知就会是一种正常现象，超越自我，甚至是不断地超越自我，也是一种正常现象。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也许终生都不能得出最后的绝对真理，但他只要是一种真实的、诚恳的、认真的求索，哪怕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也会比那历史教员式的照本宣科有意义。”（P328）作者不仅有挑战权威、颠覆定论的勇气，更可贵的是有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辛勤耕耘，频频收获，从《苏东坡研究》到《唐宋词流变》，再到《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词的演进》，每一本专著的问世，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现在，作者奉献出一部厚重的词学专著，这是自己学术生命的升华，也是完成又一次大的自我超越。此书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其问世是水到渠成的。作者正处在学术生命的丰收期和收获期，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有理由相信，此书的面世，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又一次开始。作者在写作完成这本书稿之后，追本溯源，进一步思考和研究了唐五代曲词的发生史，暂定名为《唐五代曲词发生史》，我们期待着更加精彩的专著早日问世。作者《后记》中另有一段议论意味深长：“我从来没有一种专业的态度，而是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一种玩的态度。对学术，我也确实是抱着审美的态度。换言之，学术写作，是一种人生存在方式，一种乐趣。每当研究一个新的问题，写作一篇新的论文，都能使我感受到一种创造生命的快乐。”（P328）笔者深有同感，以“玩”的态度做严肃的学问，享受做学问的乐趣，而不是将学问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这是一种做学问的境界，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当下学者，应该追求这种境界。笔者凡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综上所述，笔者从木斋的《宋词体演变史》的个案，探讨了词史的写法，并进一步扩而广之，反思文学史的写法，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几点初步的见解：1、文学史写作，应该不再是对前辈学者的人云亦云，而是应该有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新的思考；2、文学史写作，应该不再是材料的机械陈述，而是应该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3、文学史写作，应该能从感性的材料中不断升华为理性的概括，从而将似乎没有规律的文学史现象，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在文学史的实践中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