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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的多游侠边塞,呈阳刚之气,到后期的多山水田园,富阴柔之美,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独特的心态特征又受其时代、经历等客观存在的制约。
王维(公元701—761年),字摩诘,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家蒲州(今山西永济),遂为蒲州人。父亲早逝,母亲笃信佛教,对王维影响很大。王维聪颖多才,21岁中进士,为大乐丞,因属下伶人擅舞黄狮被贬为济州司库参军;后得张九龄赏识,擢为右拾遗,后升至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又受张罢相牵连被派往边地慰军,并留滞节度使幕为判官;安史之乱中陷贼并被迫做伪官,两京收复时因此获罪下狱,因其曾写反乱思主之诗《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缙请消己官以赎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责授太子中允,后累迁复拜给事中,转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
王维的一生,基本上与盛唐相始终。盛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尚及时代精神对其思想、仕宦、生活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他前后迥异的心态特征。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人们往往根据其心态变化所引发的题材、风格变异,将其诗歌创作以40岁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在大唐帝国如日中天、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心理蓬勃进取的时代环境中,前期的王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对社会、人生、功业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呈现出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积极仕进、自豪自信的心态。
《塞上曲》有“平生多志气,箭底觅封侯”。这是他前期人生理想的宣言,也是此期心态特征的真实写照。由此而来,他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往往以游侠、边塞为主,兼有政治感遇等,风格上呈现出雄放豪迈的阳刚之气。如游侠边塞诗《少年行》、《使至塞上》等。其他边塞诗如《燕支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描写边塞战争的雄伟场面,歌颂将士浴血疆场,以身报国的雄心壮志和飒飒英姿,豪气干云,神采飞扬,与高岑同调。
与边塞相关的前期送别诗也同样极富盛唐气象。王维有送别诗70余首,占其现存全部诗作的约五分之一。其送别的对象主要是两种人:一是同乡,一是同僚。送别事由多是友朋赴边、迁谪、落第和归隐之类,其诗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劝勉、祝愿的常规和常境,借机发表对时事的看法,对开明政治的向往,表现出积极人世的建功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他的送别诗一般都能别开生面,境界奇高,表现出踔厉奇发、壮亢激昂的风格特征。国家的空前强盛,经济的空前繁荣,文化的空前融通,拓边的空前需要,使唐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成为很有诱惑的现实。建功马上,立业边陲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深入人心,并成为盛唐士子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盛唐诗人大都有从戎游边的经历。王维对自己的游侠和出塞经历有着很豪迈、很精彩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人生理想和时代崇尚的一致性。这种与时代相通的情感和心态特征,也同样表现在其送别诗创作中,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等。
王维前期也写了一些政治感遇诗。这类诗批判当时权贵骄奢、贤士坎坷、荣辱不公等不合理的政治现象,抒发怀才不遇、宦海沉浮的愤慨,同情下层妇女的不幸,表明自己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如《济上四贤咏》写四位失意的下层人士的遭遇,表现出当时正直知识分子的不幸。
《老将行》既是边塞诗,也是政治感遇诗,诗中写的是一位老将的经历:年轻时作战机智勇敢,身经百战,威震敌营,立下赫赫战功,却得不到应有的封赏,闲居在家,寂寞空虚。后边境遭扰,强敌压境,老将军不计前嫌,请缨杀敌,烈士暮年,壮心不己。诗中既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冷酷无情。
前期王维诗作的山水题材,也同样呈现出明快热烈的色调,如l9岁时写的《桃源行》:“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表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赞美,对人生的热爱。
又如《渡河到清河作》、《华岳》二首,或写水或写山。写水,写得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写山,则是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再如《燕子龛禅师》写山间小径的盘曲险恶、山峰的陡峭、飞泉的吼喷、怪石的峥嵘等等,简直可与李白的《蜀道难》相媲美。故《芥子园画传》评此诗日:“王摩诘燕子龛诗,雄奇苍郁,非以李咸熙之笔写之不可。”李咸熙即北宋著名画家李成,其画山水,以力度著称,“骨干特显”、“挺拔坚实”为其特点。可见王维此诗表现出来的雄奇劲健、超拔挺迈之势。
从军入幕、游侠赴边是盛唐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的形成,也与朝廷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新唐书?选举志》中有唐代科举把“军谋宏远”一科与选拔政治人才制并列的记载。唐玄宗亦曾明令:不及时行赏有战功的官吏皆斩,能擒贼首的士卒授大将军。这些特别的政策,大大地刺激了唐代读书人对边事军功的关注和投人,军幕中吸引了大批当时富有才华的墨客文人。在唐代布衣才士中,缘军幕而进身的大有人在,有唐以来文人仕途之最达者高适也由此而擢升至散骑常侍,封勃海侯。他在《塞下曲》中心满志得地写道:“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久佐戎幕而官至嘉州刺史的岑参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中更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豪情壮志。同样,王维以战斗为美,以豪迈为美的心态特征,也是这一时代心理和民族心理趋导的结果。
法国艺术批评家丹纳说:“一个以快乐为主的时代,比如那些复兴的时期,在安全、财富、人口、享受、繁荣、美丽的或者有益的发明逐渐增加的时候,快乐就是时代的主调……那时所有的艺术品,虽然完美的程度有高下,一定是表现快乐的。”王维所处的盛唐时代,政治开明、国家统
一、国力强盛,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思想自由,民族心理昂扬向上,积极进取。沐浴在这盛世的阳光之中,王维的心态情感自然也为之感染,怀抱着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积极地追求功名,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开拓进取、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使前期的王维能以开阔的胸襟、炽热的情怀、辽阔的视野、酣畅的笔墨刻划游侠风采,描绘边塞风光,反映边塞感受,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热情,唱出高亢奔放的时代强音。风格豪放、境界壮阔、情调激昂、笔力雄健,流溢着阳刚之气,“盛唐气象”可见一斑。虽然在诗歌史上他没有被称为边塞诗人,但他确是盛唐第一个大量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是高适、岑参之前边塞诗的最富有者。而这类题材的择取和阳刚风格的形成,又是大唐的时代环境、精神风貌及本人经历对其思想心灵感召后作用于其创作的结果。
二、平和淡远、宁静超逸是王维后期心态的主要特征。
由于时局、经历等原因,40岁以后,王维的思想、观念、心态发生了极大变化,对仕途的失望、对官场的畏惧,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性,使他在难舍仕宦的同时,又对社会世俗失去了往昔的乐观执着;佛理禅旨的感悟、自然山水、田园风光吸引了他的情趣和心灵。他在田园里呼吸着无忧的空气,他在大自然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心态变得平和、淡远、宁静、超逸了。这一心态特征的变化,使他在创作中开始注重对这些带给他慰藉的山水田园题材的择取和心灵感悟的抒发。王维的这类作品,代表了盛唐山水田园题材创作的最高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的大师地位。
王维是一个能诗善画、精通音律、善弹琵琶,又工草书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兼艺术家。这些饱含感悟的姊妹艺术对他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能以诗人、画家的眼光和心灵去观察世界,感受生活,并把所见所闻所感用诗、画再现出来,形成一种既有神韵又有情味的美妙意境。在创作中他善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启示作用,唤起人们对光、色、音、态的联想,呈现出宛然在目的生动图画,托物达意,立象传情。苏轼对此评价极高:“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诗现存不满400首,最能代表他后期创作特色的是在宁静超逸、平和淡远心态作用下描绘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及歌咏隐居生活的诗篇。《山居秋暝》展现秋山雨后的清新气象,《青溪》、《过香积寺》、《蓝田山石门精舍》等写深山溪涧或寺院幽清的景象,而《皇甫岳云溪杂题》5首、《辋川集》20首则是描写隐居幽胜的组诗,大多写得精致美妙,脍炙人口,犹如精美的绘画小幅。描绘田园风景的诗作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等lO多首,勾画了农村平凡而美丽的日常风光。王维把山林描得清幽雅秀,令人神往,把田园生活写得和平宁静,引人入胜。这些作品,表现出诗人对清幽山林和优美田园的感悟与陶醉,对闲适生活的喜爱与留恋。《辋川集》是王维后期山水田园绝句的代表,它反映了诗人的隐居生活,描绘了辋川的自然景致,表现出陶醉于其中的情趣感受,呈现出独特的空明宁静的阴柔之美。
王维后期诗歌中常有“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空谷归人少”等等。这些“空”字由于后文的意象,不能作“无”和“没有”义来理解,这种“空”是诗人对眼前景的一种心灵感悟,其中内涵着万物生命的实有和灵动,是“空而不空”的特定状态。“空山不见人”,却能听到人的生命之声;“夜静春山空”,却有桂花的飘落和鸟的歌唱。可见这“空”中自有生命的流动,自有诗人独特的心灵感悟。
王维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作,在描绘自然美景和田园风情的同时,都流露出诗人闲逸宁静的情趣和心态,透出佛学禅理的旨趣,表现出对现实漠不关心的情绪。表面上看,其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但从其深层意蕴和后期创作总体倾向看,王维的“万事不关心”只是对现实仕宦的不关心,对山水田园之美他不仅“关心”,而且迷醉;他的“寂为乐,闲有余”是摆脱世俗利禄烦恼后的另种层次的生命感悟和生存方式,精神并不沉沦;“伤心”而销向空门,是对世俗险恶的失望和寻求心理慰藉的一个方式,这一方式引导他从另一角度理解人生和陶醉真善美的山水田园。从当时的现实状况看,玄宗沉湎声色,昏庸无道,贤者被贬疏,奸佞却当权,政治黑暗,权贵骄奢,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等日益滋长并渐趋激化。而在这种情形下又不能决然离去的王维,要么与之斗争,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亦官亦隐、身官心隐。王维最后选择的是后者,走了一条既适合自己又无害他人的淡漠仕宦、寄情山水、研悟禅佛之径。根据当时朝廷、社会及王维个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说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是适合包括王维在内的大多数正直官宦设身处地的实际状况的。此时的王维倘若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形式:其一,与之斗争,结果是“玉碎瓦难全”;其二,同流合污,结果又与心志相违。无论王维选择何种“积极”形式,都将既是个人政治的悲哀,也是民族文学的损失。从某种角度看,现实中的王维似乎只能走这条貌似“消极”、实不得已、确也并非消沉的道路,并由此创造出其彪炳千古的人生辉煌。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去审视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行为及创作,而不应超现实地简单武断地评判王维后期的思想心态是消沉颓唐的。由于现实和心态的变化,此期王维淡漠的对象只是仕宦功名,而对山水田园则情趣盎然,且渐深渐浓。诗人的追求仍在,志趣仍在,就不应该说其心态真的消沉颓唐了。由对仕途功名的热衷,转为对山水田园的钟爱,新的生命意义、价值取向使他寻觅到新的生命空间和独特自我,获得了另一番人生乐趣,心态特征也由前期对仕宦的乐观进取、自豪自信,转为后期的超脱飘逸、宁静淡远,并影响和作用于其诗歌创作。应该说这是王维对社会人生、宇宙自然的另一种理解和诠释,这种心态特征仍然是主动、积极、健康、充实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真正地理解王维以《山居秋暝》为代表的后期山水田园诗,在明洁空灵禅旨中所呈现出的生机与情趣,很难真正理解其中蕴喻的诗人对理想社会和高尚人格的期冀与追求的深层意蕴。变化了的心态特征带来创作题材和风格的变异,诗人开始更多地择取山水田园题材,并创造出空明宁静的独特风格境界。
王维在给好友裴迪的信中说:“足下方温经,猥不敢相烦。辄便往山中,憩感配寺,与山僧饭讫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与月上下。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村墟夜春,复与疏钟相间。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也。”由此可见,在对自然山林的爱恋和陶醉中,其心态特征是主动、积极、充实的。新晨
受佛学禅理影响及喜欢山水田园的心态特征,使他特别喜欢表现和感悟静谧恬淡的境界。明代胡应麟称王维的五绝《鸟鸣涧》、《辛夷坞》“却入禅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这种追求不似前期的高昂热烈,而是宁静明洁、空灵淡远、富有理趣,它是诗人此期独特心态观照世界、感悟人生的诗意反映。
综上分析,可见王维前后期诗歌创作中题材、风格等诸多差异变化,均源于其不同的心态特征,而心态特征的形成及变化,又均由其时代、经历等客观存在所致。王维的诗歌创作历程明晰地证明一条文学创作规律: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