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学审美理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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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古典文学；审美理念；中日文学

众所周知，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前后派遣二十多次遣唐使，大规模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在日本的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日本独特的审美意识。中国的文学作品从原初开始就注意反映现实，表达士大夫阶层的作者的个人理想或是当时的社会现实。日本虽受中国文学影响，但却形成了不关注现实脱离政治的倾向。

一、文学的创作主体

在中国，上乘的一流的文学作品从一般情况下去考察的话大部分应该出自士大夫阶层的官僚知识分子。中国从夏商伊始，文化的担当者就主要是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巫师，这些人也自然是文学的创造者。《礼记·表记》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两汉时期，政府录用人才主要通过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使得许多有才之人能够脱颖而出，许多的文人因文采出众而备受青睐。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及以后的科举，都给中国的士大夫们提供了很多出仕的机会，使得士大夫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才能来接近政治，接近社会。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一方面官至宰相，另一方面，也是支撑文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由于与政治发生关系的人从事文学活动，所以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也就是他的社会性政治性就自然很强了。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论及“政治性和抒情性”这一课题是曾经这样说过：“在日本，若想要寻找一个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是杰出的文学家的人，除了菅原道真真就很难一下子再想起别的什么人物了。”[1]的确在日本，同时符合这双重身份的人很少。在日本史上，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最初的贵族到后来的宫廷女官，法师、隐士和市民等的转换。随着佛教典籍传入日本，中国的汉字就进入了日本，一些贵族就开始学习使用汉字。随着文化的发展，一些下层的人民也开始掌握了文字，市民文学也应运而生。因此通过对日本文学创作主体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日本文学的脱离政治性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于有这些政治局外人的文学家创作而造成的。

二、文学所反映的内容

文学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指文学所反映的世界，即，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包括自然万物和社会历史现实；主观世界包括人的思想感情和观念上的世界。不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人是文学所反映的世界的核心。

中国文学在产生之初就很注重与人的关系，关注文学内容所表现的社会性。从最早的“诗言志”到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从刘勰提出的“物之感人”到白居易的对上可“补察时政”对下可“泄导人情”等。这一切都可以说明中国文学主要反映以“人”和“人所处的社会”为中心，在日本由于创作主体主要是一些上层贵族，宫廷女官、隐士和市民，这些人多数都不关心政治，处于政治圈之外，也不必担心自己的饥寒饱暖，所以他们的作品中所反映的主客观世界自然就与中国不同。“不要靠近现实，在脱离现实的地方才有作为艺术的文学的趣味。而且，想在离开现实的地方去寻找‘风雅’，‘幽玄’和‘象征美’，这是日本艺术的一般倾向。”[1]

三、文学所表现的风格，以“风骨”和“物哀”为主

谈到中国文学的风格，不能不提到的就是“风骨”。汉末魏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人物品评的风气盛行，人物审美的兴盛，也推动了文艺审美方面的进步，文学审美范畴的“风骨”便是出自于对人物的品评。《文心雕龙》是最早将人物审美范畴的“风骨”转变为文学审美范畴的。《文心雕龙·风骨》当中讲道：“《诗》总六艺，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从中可以看出，刘勰的“风骨”之说，源自于对传统文学精神的概括，其“骨”是指文辞之骨鲠，其“风”则犹体内充溢之“气”，这个时期认为文学最要紧的是“气”，故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也指出“文以气为主”。宋人严羽在其著作《沧浪诗话》中提出“建安风骨”“盛唐风骨”的说法，用来概括建安时期文学的某些特点。

而在日本文学里，具有典型意义的要数“物哀（もののあわれ）”一词了。“物哀”一词早在《源氏物语》、《枕草子》、《徒然草》当中就已经多次出现，用来表达“凝视无限定的对象而引起的某种感触”。据《国语大辞典》的解释，它是指“接触某一事物时不由自主产生出的情绪、情感”，用于文学观念时，是“表达平安时代文学及时代精神的一个理念。其中‘物’是客观对象，‘哀’为主观感受”。它“是一种直接发自内心的感动，可表示亲爱、喜爱、感激、哀怜、悲哀、赞美等各种情感”。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国学大家本居宣长在《源氏物语玉石小梳》中指出，《源氏物语》的本质在于“物哀”。从而发掘出日本人文学精神的本源。他认为“凡人心有感融之事，皆可谓‘物哀’”。

四、作为日本文学背景的传统思想倾向

“一个民族的文学，自然会在某些方面反映出该民族的爱好来。一个民族的爱好，必然要从该民族的历史，生活和风土之中产生出来。”[1]造成中日文学巨大的差别除以上的所讲的因素外，我认为这和日本的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日本人从来就有的一些思想倾向不无关系。

首先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日本列岛为南北走向呈弧形状，南北两端存在寒带和热带差别，但从整体来看气候温和，四季变化缓慢而规律，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严酷的自然气候，全年湿润多雨，全国13的土地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轻薄的雾霭下笼罩着一片绿色的世界，给人一种朦胧的变幻的感觉，把整个日本包围在其中。日本人自古就生活在其中，由此造就了日本民族亲近自然、温和优雅的独特性格。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它给日本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从原初的神话，到后来的《万叶集》以及著名的《源氏物语》等，日本人通过在作品中有效地描写自然以及四季的变化，从而加深了作品的内涵和丰富了人物思想。这种传统的价值取向自然造就了日本文学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现实通过讴歌自然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过程中追求一种恬淡，朦胧之美。

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禅。佛教随着汉籍在公元538年传入了日本，虽然与土著的神道有过短暂的对抗，但很快就以“本地垂迹”的形式获得了统治者的保护，从而在日本流传开来。影响逐渐扩大到各个领域，从《万叶集》到《平家物语》及其以后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佛教的“无常”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文学作品当中。到了镰仓时期，禅宗传入日本，由于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简易修行方式，以及它所宣扬的“死生如梦”“生死一如”受到了日本下层尤其是武士的欢迎，从而也赢得了幕府的重视。室町时期，随着“五山”制度的制定，禅宗的影响开始波及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学者叶渭渠曾经讲过：“禅宗在12世纪至13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受到幕府的支持和保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深入到日本人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文艺创作带来了深刻的精神影响，比如不重形式重精神，不重人工重自然，不重现实重想象，不重理性中悟性。”[2]著名的日本学者加藤周一也曾说过：“室町时代的文化，不是有了禅的影响，而是禅宗成了室町时期的文化。”[3]由此可见，禅宗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禅宗所追求的“闲寂”、“空寂”、“幽玄”、“枯淡”的精神也成为日本文化所追求的精神，这其中当然包括文学。这个时期的日本是战乱频繁的年代，因此许多躲避战乱的隐士开始出现，兴起了一个新的文学高峰，述说世事的无常成为作品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确立了一种“无常”的美，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就使它逐渐远离了政治，远离了社会。

日本虽然在大化革新前后，开始传入汉字，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但是，在此之前，日本民族的审美倾向，价值倾向以及文学爱好，已经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培养起来，日本在引进中国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是全盘接受，全部吸收，它在引进吸收的时候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某些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标准有些取舍，取其最需要的，能够接受的，所以无论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多大的冲击，它总是保持了它独特的个性，这也就造成了中日文学上的巨大差别。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中日文学关于“政治性”这一差异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我认为可以说是日本传统的思想价值倾向所致。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他总是受到传统的民族本身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影响，由于传统的价值取向导致了其文化不管受到多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它总是能够保持其独特的地方，这是这个民族文化能够独立也是它能够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