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通俗小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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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关键词］明末战争；清代小说；宝物崇拜；文化反思
Abstract:ThedemandforadvancedweaponsintheMingdynastybecameurgentastothenation’sdestiny.TheweaponsfromforeigncountriesgaveastonishingplaytopowerinLiaoshenWarsintheMingdynasty,butitwasconfinedtothecapabilityandtechnologyofmanipulater.NovelsoftheQingDynastypaidmoreattentiontodisplayingthemagicianoftheTaoismandthatoffolksecretreligion,andemphasizedthepowerofsacredweaponswithmagnificentfightingscene,buttheirdescriptionlackedthedisplayofweapon’moners’concernunderpeasanteconomywasmoreoneasyoperationthanoperationprocessormanipulater’scapability.Worshipofsacredweaponsasall-mightypowermanifestscommoners’limitofthetimes,traditionaswellastheirrestrictioninexpectationofadvancedweapons.
Keywords:warsinlateMingDynasty;novelsintheQingdynasty;sacredweaponworship;culturalintrospection
中国古代战争与兵器的关系，乃至兵器改进同小说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了较为直接的联系，这一命题到了明末才开始明显和突出，影响到清代小说的相关想象和文学描写。对于这样一个社会民俗心理与文学关系的课题，似乎探讨得还很不够，本文试就此略陈浅见。
一、明清战争的具体进程与兵器的改进要求
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明代尤其明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国人改进兵器的视野关注外域，而且对于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运的迫切性、普遍性和实际操作的措施。
史称嘉靖八年（1529年），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即今葡萄牙国名。正德末年，其船队来到广东。地方官员开始效法制炮，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又有夺门将军大小二样、神机炮、襄阳炮、盏口炮、碗口炮、旋风炮、流星炮、虎尾炮、石榴炮、龙虎炮、毒火飞炮、连珠佛郎机炮、信炮、神炮、炮里炮、十眼铜炮、三出连珠炮、百出先锋炮、铁捧雷飞炮、火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神铳、斩马铳、一窝锋神机箭铳、大中小佛郎机铜铳、佛郎机铁铳、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无敌手铳、鸟嘴铳、七眼铜铳、千里铳、四眼铁枪、各号双头铁枪、夹把铁手枪、快枪以及火车、火伞、九龙筒之属，凡数十种。正德、嘉靖间造最多。又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1449年）四川始。”［1］而实际上，欧洲先进火器的东传，唤醒了一个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时代，如果上升到一定的文化层面上认识，就如研究者所言：“在明朝时期，中国原有的火器没有准星，命中目标的准确率不大，威力也有限，而欧洲的火器已有准星，命中率大有提高，威力远比中国的为大。因此，明朝时期西方火器及其技术之传入中国，对中国军事技术的提高，是个促进。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有枪，还有炮。……炮有多种，主要的是来自葡萄牙的‘佛郎机’和来自荷兰的‘红夷炮’两种。”［2］
火炮这一代表性的先进兵器，是由明代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澳门传入的。《熹宗实录》卷三十三载：“（天启三年夏四月辛未）兵部尚书董汉儒等言：‘澳夷不辞八千里之程远赴神京，臣心窃嘉其忠顺。又一一阅其火器刀剑等械，俱精利，其大炮尤称猛烈神器，若一一仿其式样精造，仍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分列行五卒，与贼遇于原，当应手糜烂矣。今其来者夷目七人，通事一人，傔伴十六人，应仿贡夷例赐之朝见，犒之酒食，赉以相应银币，用示优厚。臣等尽试其技，制造火药择人教演，稍俟精熟，分发山海听辅臣收用。’上俱允行。”《熹宗实录》卷三十四：“（天启三年五月乙未）浙江道御史彭鲲化上言：‘……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今澳夷远来，已有点放之人，宜敕当事者速如式制造，预先演熟，安置关外，庶几有备无患……’得旨：‘所奏修边诸事著内外各衙门著实料理……’”［3］
这些外来的最新式兵器——红衣大炮等远距离作战的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这里说的“辽沈”当时多称之为“辽东”，其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辽东城”，明末指的是辽阳，是明代人们从中原视点上看所说的；广义则是以今日辽宁为中心的关外之地。而实际上。当时“辽东”的关键之点主要指的是今日的辽西，焦点在宁远——今日兴城至山海关一带。天启六年（1626年，天命十一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城，袁崇焕命家人罗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大营发射西洋大炮，“歼虏数百”。据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仅仅三年之间，明朝发往广宁前线的将军炮、灭虏炮、虎蹲炮、旋风炮、威远炮、佛郎机等共有22144位（门），其中，天启三年至五年，从澳门购进的26门红夷大炮，调往山海关的就有11门，袁崇焕接受了著名兵器专家茅元仪和王喇嘛等人的意见，在城墙上建台，制作炮车，设置在宁远城上，这种外来火炮，设计优、瞄得准、射程远、威力大［4］159-160。
这里的概括，其史料当主要出自《明熹宗实录》卷十五，其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廷发往广宁（今辽宁北镇，即北宁市）前线的火器即有：“天威大将军十位、神武二将军十位、轰雷三将军三百三十位、虎蹲炮六百位、旋风炮五百位、神炮二百位、神枪一万四千四十杆、威远炮十九位、涌珠炮三千二百八位、连珠炮三千七百九十三位、翼虎炮一百一十位、铁铳五百四十位、乌铳六千四百二十门、三四眼枪六千七百九十杆、大小铜铁佛郎机四千九十架……”还有各种战车等军用物资。如此投入，其在制造、运输和训练操作人员等方面，所带来的整体社会效应，是不可低估的。
在袁崇焕获得首次宁远大捷之后，次年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建州女真兵又攻宁远：“守兵出城逆击之，连战数十合，发火炮矢石击之，积尸布地。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着黄衣督兵攻城，抵暮死者益众，乃撤兵归，终夜东行。至五鼓，营于小凌河，留精骑殿后。时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建州一战，袁崇焕宁远之捷，亦止凭城拒却之。”［5］
对此，史家有论：“明军获得宁远大捷，以上四项因素，都是相当重要的，但最关键的因素有两条——指挥正确与武器先进。这个先进武器就是红夷大炮。红夷大炮是中国军事史上出现的最新武器，也是明军装备中的最新因素。明军首次在宁远之战中使用红夷大炮，并获得成功。明军宁远之战的胜利，是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的胜利。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用红夷大炮，二是使城炮结合。他从抚、清、开、铁、沈、辽、广、义等诸城失陷中认识到：旷野厮杀，明军所短；凭城用炮，明军所长。所以，‘凭坚城、用大炮’是明军以长击短、克敌制胜的法宝。”［4］182按，这段论述，明显地来自早年辽宁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是后金以战车步骑相结合的“结阵”方法来对付明军的火器：“战斗开始，骑兵并不出击，往往用循车抵挡一阵，等明兵发完第一次火器，未及续发第二次，它就突然奔骑而出，如一股狂风刮过来，分开两翼，向明兵猛冲，霎时间，就把明兵冲得七零八落。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多采取这种‘结阵’法，屡屡奏效。现在……它的猛烈进攻却失去往日的效果。因为明兵凭坚城护卫，既不怕骑兵猛冲，又能躲避箭矢的攻击。还有，它以城护炮，又以炮护城，就使明兵处于完全有利的地位。”［6］200-201可见，先进的武器，还需要与操纵它的人的素质结合，和灵活变通的恰当的战术辅助，才能发出应有的效力。
然而，反面的教训则更是巨大，那就是实际上不成功的火器运用，还是占据明兵辽沈战场上的大部分情况。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一文也指出：“……我自己研究明末1619年的辽东战役，内中有一个明军指挥官放弃火器而以步兵仓促应战。明军分为四路，在一个弧形上展开逾一百五十英里，给努尔哈赤以各个击破的机会。明军用火器时，其效率之低，使满军胆敢以骑兵密集队形冲入阵地，终致明军全军覆没。”以下指出成因，认为这与甲午海战等中国军队失利的原因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应当和它的社会结合为一，有如以骨骼、血脉、筋肉和神经系统相牵连。这就是说要使海陆军发生效率，不仅人员装备的供应须经常不断，即军事技术及军事思想也要和支持它们之社会的水准不相上下，这样才算是成为一个有机体。”［7］并非是兵器本身不先进，而是在战术运用上的失误。先进的兵器不是空的，要切实地运用到实战中去，才能发挥兵器本身的威效。
然而，这也需要从多方面寻找原因。火炮为代表的远距离作战兵器，灵活机动具有实战效验。然而由于本身未尽完善，或还要受到下雨等天气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具体操作者的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未必火器就要胜于冷兵器。《海角遗编》第七回十八骑清兵截击明人官船，如风似火：“船上所恃惟铳，较其来近，正要发时，也是天数，风色又不顺，正下着一阵大雨，药线俱湿，炮不得发，岸上箭似飞蝗，船上虽有弓箭，已着了忙，就有好汉，不比平地可以立住脚头，须臾，骑鼓中军顾三爷、伏波营总兵沈俱用铁鞭四十余斤者，几筹好汉，俱中箭而死矣。”
后金（清）军仿制红衣大炮。皇太极在宁远、宁锦战役失败后，认真总结经验，由于忌讳“夷”字，故谐音为衣，称为“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40门在沈阳建造而成，定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皇太极在八旗军内设置新营“重军”，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新兵种。这是在辽西战争中得到的一个惨痛教训之后，开始刻不容缓建造的，因此，其实战的意义殊为巨大。
相比之下，火器运用上最初处于明显劣势的后金方面，却是迅速学习，及时赶上军事史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就在这上述40门大炮造成的半年之后，天聪五年七月末，祖大寿修筑大凌河城，尚未完工，八月初皇太极就把这四十门大炮运往大凌河战场，用红衣大炮轰击大凌河城，摧毁了城上的雉堞、敌楼，而祖大寿组织的四次突围均遭失败。援军吴襄大营也被佟养性所发的大炮轰击而毁［4］120-122。
这体现了女真贵族在历史挑战面前及时而有效的“应战”。与明朝拼人口实力，满族是拼不起的。《满文老档》卷二十一载努尔哈赤慨叹：“我方以民少为恨。”而诸如沈阳、辽阳等相继落入后金之手，当地的汉族居民却往往逃亡关内或避居海岛，甚至逃往朝鲜。《满文老档》卷二十四载录努尔哈赤在天命六年给朝鲜国王书信中就说：“闻吾所获辽东之人，多往尔处。”因此，在人力上后金是大大逊于明朝的，其出动的兵力也不是以人多取胜，如天启六年（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统八旗大军进攻宁远，许多研究者根据袁崇焕回答努尔哈赤的话，是十三万，而据专家仔细考证，不过五六万人，但已经是“倾注全力”了［6］195-197。其采取了很多办法，然而，改进战争工具的迫切性，却是首要和直接的。
二、火器崇拜及憧憬在清代小说中的多重艺术表现
文学是现实的折光反映，也往往曲折地折射出一定的社会心理。清代叙事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对于战争武器及其效果的刻画，集中体现了清初以降人们对于先进武器的重视、憧憬、期盼等民俗心理。
首先，也不排除一定程度上的写实。如清代七峰樵道人小说《海角遗编》第二回就描写了扬州已破，镇江遭到进攻首先从炮击开始：“清兵列阵于半江，发大炮直打到北岸，于是百姓家家户户拈香顶祝，望其死守……”（第686页）小说第四十九回又写清兵进攻江阴：“豫王大怒，特调贝勒王统大兵，又将江船装载火药、铳炮无数，期在必克。一到，……把城池围得铁桶，四面俱布置大炮，于廿一日子时攻城，城上亦将铳箭打下，自子时至辰时，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两边人马死伤无数……城内火药及长兵已竭，城上人立脚不住，凭外边火炮打到，午后城垣俱已倾塌，四面鼓噪，一涌上城……”［8］可见，到这时清兵已迅速学习了明兵辽沈战场上的长处，重视火器的运用，而且在火炮装备上胜过明兵和地方武装，因为惶惶不可终日的南明王朝已顾不上发展兵器了。
其次，作为平民意识表现的清代通俗小说，是现实和民俗期盼的折光反映，其所描写的未必就与战争实践中的兵器同步，更多的还依旧承袭着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当然这也离不开明末清初战争的震撼和刺激，但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的易于操作，当下见效。于是，火器描写在小说中，由神怪题材转移到历史演义的神怪式状写刻画上。即使神怪大队人马作战，展示的却只是单兵作战的近景场面。
《说唐三传》第十二回写苏宝同“背上插一个葫芦，他把葫芦盖开了，口内念动真言，飞出两口柳叶刀，长有三寸，阔如蒜叶，倒有一丈青光簸满”，将尉迟兄弟乱刀砍死。第二十七回写番后苏锦莲的葫芦能放出无数火鹊，把周青等八个总兵烧得焦头烂额，一万兵折了八千。第三十二回写朱顶仙的红葫芦打开盖，“放出无数烈火，顷刻之间，满阵大火。兵马三千，偏将十员，俱皆烧死。只有薛丁山陷在阵中，幸得身上穿着天王甲，纵有烈火不能上身。”第三十三回写仙人谢应登解下葫芦，“揭开水晶盖，放出雪白一道亮光，变成四条白龙，张牙舞爪，顿见满天乌云，落下倾盆大雨，立刻将烈火消灭。”第三十六回写扭头祖师的两个葫芦，一个藏北海之水，一个藏南山之火，名为水火葫芦。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揭开葫芦盖子，放出无数火鸦，把杨藩的阴兵烧得无影无踪。第六十九回写谢应登仙翁把葫芦供在桌上，请宝贝转身，“只见一道红光，从葫芦里飞出，变成剪刀，双翅奔来，野熊（仙人）一见大惊，转瞬头已落地。”
小说还注意将英雄的坐骑赋予火器发射的功能。《说唐全传》第十九回也写尚师徒的龙驹风雷豹，头上有一综黄毛，将黄毛一扯即口中能吐烟。第二十八回写这马：“头呢像个马头，身上毛片犹如老虎一般，一根尾直像狮子尾一样，四个大蹄犹如铁炮头一般。顶上却有一个肉瘤，瘤上有七八根白毛，如银针一般硬的。若上阵，得胜便罢，若战不过时，就将那肉瘤上这几根白毛一扯，这马一声吼叫，口中吐出一口黑烟。那些凡马见了，便屁滚尿流，就跌倒了。真算是一匹宝马！”坐骑直接吐出烟火，人们眼见的只是烟雾，简便易行，战果却是即刻奏效。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努力试图写出火器类宝物给大兵团带来杀伤的。如《说唐三传》第四十六回写樊梨花与杨凡对阵，收了金棋子后，杨凡以阴兵杀来，樊梨花将一个葫芦揭开盖，放出无数火鸦，把阴兵烧得无影无踪。《说唐三传》第六十四回写苏宝同与罗章交战，三十余回合不能取胜，他从教主金壁风祖师借来的神兽黑狮子发挥了威力：“那黑狮驹双蹄起在空中，鼻内喷出烟火。罗章两目难开，回马就走。三军烟得无处投奔，自相践踏。伸手不见五指。那火一发利害，大者车轮，小者炭火，飞来粘在身上，烧得焦头烂额，一万人马，去其大半。”［9］毋庸置疑，这一“怪兽喷火式”的描写，具有多重现实成因。而其中较为直接的民俗心理成因，就是明末清初战争中火器尤其大炮的运用，所给予人们心理的深刻印象和持久记忆。
然而不难看出，清代通俗小说作品的叙事重点还在于以少总多，虚写胜于实写，结局重于过程刻画，往往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而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的展示。这是因为，体现明末辽沈战争记忆的通俗小说，其创作者并无先进的科技意识，他们只不过道听途说地了解到一些火器运用于战争的实际威效，而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的素质，小农意识的封闭和平民心理想象，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由于实际参战者很少生还，幸存者又难于与小说家接触，小说家们把战争想象得如同道士作法一般操作简单，战争工具也用不着去人为地改进、更新、维护和操作训练。许多只有在实战中才会总结出的细节关键之点，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忽视了。通俗小说只重视具体征战上个别性的结局，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战争工具想象和实战中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文学想象与现实进取之间并非绝然没有联系，以这种简单化理想化的阵上宝物叙事，怎能在先进武器的实战运用上迈出应有的前进步伐？其虽然曲折反映了人们的愿望，但不过是廉价而热闹一时的感官刺激，缺少深刻的历史反思。
这一缺憾，直到进入到19世纪的俞万春（1794－1849）写《荡寇志》才开始部分地予以填补。他把真正意义上的火炮描绘到小说世界中。小说第一百一十七回写了“飞天神雷”的准确度。说是慧娘“会勾股算术，算那雷子落处，远近尺寸，不爽分毫。前日白瓦尔罕用火鸦，亦是此术。不然，那火鸦如何都落到竹笆上，不飞到别处去？”［10］火炮的射程和准确度，才是杀伤力大小的关键，这种认识昭示了时代的进步和外来先进科技意识对于小说的渗透，于是小说所关注的也就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法术和斗法之争了。
三、兵器想象在清代民间心理中的嗣续传播
何以明末清初巨大威力的火炮，在晚清之前的小说中被宝物幻想所折映，其威力表现受到遏制，而渗透进了大量法术为主的成分？这不能不从女真贵族入主中原后，其特定的心态和相关政策上找原因。
清代终始，满汉民族矛盾，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面对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民族——汉族，满清统治者一直不敢放松警惕。因此，虽然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拥有利器火炮是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但因为更多的顾虑，却并未付诸实施。
首先，宝贝兵器想象是一种内心情绪的宣泄、抒发。明代皇帝大多比较懒，大权旁落于宦官内竖，丞相专权如严嵩，之所以权倾朝野，都与皇帝不理朝政有关，言论相对自由，文人可自由结社，像海瑞这样竟敢朝廷上直面批评皇帝；而清朝皇帝则大多勤政，他们毫不疏懒，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则自然要严厉得多。如雍、乾年间文字狱之严酷，简直无以复加，文人结社之类不仅没有推行，实际上根本是想也不敢想。汉族文人即使辛辛苦苦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也大多数得不到真正重用，功业宏愿难于实现，于是内心郁结只好变形地抒发出来。叙事文学的宝物想象和神幻虚构的繁盛，即其一也。
其次，清代统治者以白山黑水间女真族的骑射为长项，虽然明兵运用的先进的火炮之类的火器，在明清辽沈战争中让他们一次次吃了大亏，但他们深心里依旧不愿意发展火器，因为如果火器发展起来，那些他们认为文弱的汉族人（人口占绝对优势）也会随之掌握，北方满族的骑射优势就会相形见绌，发挥不出来，在他们看来，毋宁继续保持满族骑射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廷还组织蒙古首领们来参观大炮的威力，使其恐惧而心悦诚服。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载：“福文襄王总制云贵，值南掌国贡驯象四，并言被交阯诸国劫掠，无御敌器，以馀象一求予巨炮。文襄檄谕，以国家法制森严，赏赉有节，兵火利器，不容妄求，还其象，不予之炮，上讳之。”［11］可见清廷是多么忌惮火炮等先进兵器的“外流”。
因此，对于“红夷大炮”、各种火炮“大将军”的深刻记忆，在清代中期就变得愈益遥远。但是，那些中原和南方的汉族文人却终究还是无法彻底忘记，这些被压抑心底的“种族无意识”在承平日久的清代中期，禁不住又时时焕发出来，需要在神怪想象中得到部分的满足。小说中的形形色色宝贝兵器意象和斗宝场面，也就被不约而同地赏爱。
其三，也不排除，一些满族的有识之士，还是时不时地谈论先进火器，期盼走向富国强兵之道的，这给予小说创作者以不可小觑的启迪。如道光年间满族人奕赓《佳梦轩丛著》还在津津乐道于火炮，但是以占有为自豪，并未具体写其实战中的威效：“本朝军械火器最利，其大者有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重七千斤，红衣炮重五千斤，神威大将军重三千八百斤，神威无敌大将军重三千斤，神威将军重四百斤，神功将军重一千斤，冲天炮重三百斤，又有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熕铁炮、子母炮、严威炮、奇炮、龙炮、台湾炮、行宫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绥武大神炮、耀武大神炮、成武大神炮、常胜威远炮。又有御制金龙炮，长五尺八寸，重三百斤，食药八两，子重一斤。御制制胜将军铜炮，长五尺，重五百斤，食药一斤半，子重三斤。御制威远将军炮，又有浑铜炮。”［12］何以这些大炮屡称“大将军”？应当说，这是对战争中决定力量的最高评价——古代重将不重兵，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兵卒多少在战争中往往忽略不计，而将才则不可或缺。类似这些统治者的民族心理，必然会触动一些汉族文人，使他们诱发和强化宝物幻想。
正是在这样一些民俗心理的支配下，深层意识中，清人的兵器崇拜意识，就有如水中的冰山，经常要露出水面一部分，还往往采取变化的形式和观照外部世界的眼光。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称：“英领事阿查里言：伊前年从军往征一属国，所统之师船兵力不厚。惧一时不能制胜，乃造千斤重炮子十余枚，至其国之海边，夤夜用人扛抬上岸，行十余里，散置之地。归船，乃发空炮数十声。次日，其国举兵拒战，行至中途，见炮子，惊其大，且讶其击至十数里之远，以为不能抵敌，遂遣使乞降。于是宣布威德，取成而还。其实伊国本无此大炮，亦并不能制此大炮也。兵行诡道，外国亦然。”无疑，这一心理的生成，早在对于明末战争的感受和最初的回忆思考之中，就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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