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典时代的蛮族观念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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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在希罗多德提到的标准中居于首位。不过，排列顺序并不能证明血缘一定是最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所提到的四项标准的重要性依次递增，血缘反处于较弱地位③。然而，早在古风时代血缘对希腊人认同就有重要意义，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希腊人内部已构建起以希伦为共同祖先的谱系①，将所有希腊人都视为希伦的子孙，这一点在古典时代也常被人提及②。它是希腊人内部团结的基础，也是希腊人与异族区分的标志。希罗多德自然了解这一点。作为关注各民族历史的学者，希罗多德重视民族的起源。但无论是对希腊人还是对异族血缘的探讨方面，希罗多德都表现出了某些与希腊传统不同之处。他曾提到希腊人的族群起源：“在多里安人中的主要人群是拉凯代孟人，而伊奥尼亚人中的主要人群是雅典人，在古代伊奥尼亚人的祖先是皮拉斯基人，而多里安人是希腊人。”③希腊人内部存在多里安、伊奥尼亚等次一级群体，这是希腊人的共识，也与希伦谱系相一致，由此希腊人认为多里安、伊奥尼亚等次一级群体之间具有共同血缘，这也是前述“全体希腊人在血缘方面有亲属关系”的原因。而希罗多德认为伊奥尼亚人和多里安人有不同的起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作为皮拉斯基人的雅典人原先并非希腊人，但却可以转化为希腊人。这说明希腊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因此，以血缘判定是否属于希腊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效力。由此，希罗多德在血缘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他在观念中仍然承认希腊人之间的虚拟血缘对自身认同以及与蛮族的区别有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历史学之父，他又在不断探求希腊人和蛮族真实的血缘演变，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以血缘为标准识别民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作为希腊人与蛮族的界限。此时他只能将目光转向其他方面。

希罗多德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语言在民族识别中具有重要作用。他提到：一只从埃及飞来的鸽子口吐人言，命令希腊人建立一座宙斯神谕所。他本人对这个传说不以为然，因为鸽子不可能说话，真实情况应是埃及人来到了希腊人当中学会了希腊语④。不过，这暗含了希腊人对外族语言的认识：蛮族语言与希腊语的区别等同于鸟语与人类语言的差异，语言差异中已蕴含着希腊人对异族的歧视。语言作为民族区分标志和证明希腊人优越性的证据，此观念与“蛮族”（bar－baros）一词的希腊语起源密切联系，它最早就是指那些说不好希腊语的人⑤，至古典时代它的含义虽然有扩大，但并未彻底摆脱源始含义，因此希罗多德持有这种观点并不足为奇。他在《历史》中还提到，其他民族中也有称使用外族语言的人为蛮族的现象，埃及人就将使用包括希腊语在内其他语言的人称为蛮族⑥，说明希罗多德认为以语言区分异族不仅是希腊人的意识，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观念，语言标准的作用由此扩大到了全人类。不过，语言是阻碍民族交流的障碍，也具有后天可学习的特性，因此可以成为民族身份转变的因素。希罗多德提到，皮拉斯基人转化为雅典人的标志就是学会了雅典语言⑦。因此，语言对于民族识别也就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它仍然是区别不同民族的标志；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实现民族身份转换，特别是蛮族人向希腊人转变的重要手段。由此，语言作为决定是希腊人还是蛮族身份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其重要性可能还高于血缘。

宗教与祭祀是希罗多德在民族问题上确立的另一标准。他在《历史》中也确实对宗教信仰予以关注，特别对波斯、埃及等国的宗教详加介绍。他认为，宗教活动对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有重要作用。《历史》中提到：“波斯人所遵守的习惯，据我所知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设立神像、神庙和祭坛的习惯，而认为作这些东西的人们是愚蠢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相信神和人是相似的。他们将整个天空称为宙斯，到群山的最高峰上向其献祭。他们同样地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些神是他们仅有的那些从最初就开始献祭的诸神。后来他们又向亚述人和阿拉伯人学习，又崇拜‘神圣的’阿弗洛狄忒。她被亚述人称为米利塔，被阿拉伯人称为阿利拉特，被波斯人称为米特拉。”⑧希罗多德认为，在宗教信仰领域，波斯人与希腊人存在着很大差异。他指出，在某些细节上，如神像、神殿、祭坛等是希腊人宗教崇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却都被波斯人视为愚蠢行为，这就表现出二者在宗教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希罗多德虽然未明确地以宗教区分波斯人和希腊人，但在描述中他总是有意识地以希腊人的宗教活动为参照物，与波斯人的宗教作对比，从而构建出二者的对立。可见，希罗多德对以宗教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除了祭祀之外，从古风时代开始运动会就对区别希腊人和异族有重要作用，而运动会往往与宗教圣地相联系。《历史》中的运动会也可以反映出民族观念，马其顿人亚历山大试图参加奥林匹亚运动会，但被希腊人拒之门外，理由是该项活动只对希腊人开放，而亚历山大只有在证明了希腊血统之后才得以参加运动会①。尽管希罗多德记载此事可以证明血缘的重要性，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类运动会与血缘相结合，带有明显的排外性质，将蛮族人与希腊人区别开，而这种作用也被希罗多德所认可。运动会也同祭祀活动一样，成为了希腊人同蛮族之间的界限。

不过，希罗多德认识到希腊人和蛮族在宗教上的差异并非绝对。在考察中，他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特别是埃及的宗教对希腊人有重要影响，二者之间有很强的一致性。例如，埃及人创造了十二神祇，修筑祭坛等行为都被希腊人模仿，甚至古希腊神灵名称也有很多辗转来自于埃及②。这些都对以宗教划分希腊人和蛮族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但希罗多德还是如实地将其记录在《历史》中。

在希罗多德的四项标准中，生活习俗最受其重视。有学者称，希罗多德就是一位人类学家，总是在不断观察着其他民族的生活习惯，并用希腊人的眼光将其描述出来③。比如他曾描述埃及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中间，妇女从事买卖，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其他人纺织时把纬线拉到上面去，而埃及人则拉到下面来，男子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则用肩膀挑东西，妇女小便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妇女不能担任男神或者女神的祭祀，而男人则能担任男神或女神的祭祀，儿子不被强迫赡养老人，而女儿即使不愿意，也必须赡养双亲。”④在希罗多德看来，埃及人此类习惯非常值得注意，它们恰恰与希腊人相反，对希腊人而言属于陌生的事物。类似现象在其他人群中也存在。尽管他在介绍完这些人的习惯之后，总是用关于埃及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习惯，“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来结尾，但作为经历丰富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了解的信息不止于此，而他常常挑选这些内容进行记载，说明他的关注点并非是所有的蛮族文化，而仅仅是蛮族习俗中与希腊人明显不同的现象。因此，这类记载就摆脱了单纯的历史学研究，而具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以希腊人的习惯为参照考量其他民族的习惯，对其中的差异予以重点关注。生活习惯成为了希罗多德区别希腊人和蛮族人的标准之一。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虽然希罗多德很少直接提到某种或某类习惯是希腊人所特有的，可以作为希腊人和蛮族之间区分的标志，但他对蛮族习惯的介绍方式中就体现了希腊人和蛮族对立的观念。因此，生活习惯同其他成分一样，就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希腊人的形象⑤；同时又是一种手段，有助于构建蛮族观念。

不过，希罗多德虽然将生活习惯看作希腊人和异族的区别之一，但很少直接批评其他人群的生活习惯，而是以包容态度去看待他们。这与希罗多德对习俗本质的认识密不可分。学者们习惯于提到《历史》中的一个例子：波斯国王大流士曾经考察过各地风俗，发现对印度人而言，吃掉亲人的尸体是正常现象，而火葬则是极端可怕的行径；而对希腊人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⑥。希罗多德并未评价二者的优劣。他提到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习惯高于其他民族，这是人类的本性，用诗人品达的话来说，“习惯是万物的主宰”。可见，他认为，各民族的习俗应该是平等的，对本民族而言都值得尊重，不存在高下之分。因此，当他提到印度人吃逝去亲人的尸体，也只是为了用新奇的材料证明自身观点，而并未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正因为希罗多德对蛮族的习惯相对开明，并不带有太多的歧视心态，所以在某些希腊人看来显得对蛮族过于宽容，以至于他被一些人称为“热爱蛮族”的人①。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中的蛮族观念

埃斯库罗斯是古典时代最有名的悲剧作家之一。在其代表作《波斯人》中，他塑造了以“波斯人”为代表的蛮族形象，也由此成为古典时代最早描述蛮族与希腊对立的作家之一。尽管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怀疑他的作品是否具有丑化异族的主题②，但不可否认的是，波斯等蛮族在悲剧中表现出某些完全不同于希腊人的特征，这也与古典时代之前的异族形象有显著区别③。埃斯库罗斯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塑造着蛮族的形象。在悲剧中，埃斯库罗斯并没有过多强调不同民族在血缘上的差异。相反，他似乎有意消弭希腊人和蛮族人的血缘区别。《波斯人》中，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遗孀阿托萨梦到了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她们分别代表着希腊人和波斯人，两人的个性冲突也代表了希腊人和蛮族的差异，但她们反而被塑造为同胞姐妹④。其实，希腊人和波斯人同源的传说有悠久的历史，也曾作为拉拢希腊人的手段而为波斯人所利用⑤。即使埃斯库罗斯不接受希腊人和波斯人同源的传说，但在希波战争后双方尖锐对立的背景下，他在悲剧中加入这一情节，也说明他并不强调血缘对区别希腊人和蛮族的作用。

宗教等因素在《波斯人》中出现得不多。在《波斯人》中，埃斯库罗斯提到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鬼魂，这种鬼魂不仅具有人的意识，而且能够“与神明同尊”，同时能够享有人的祭品。这似乎与希腊人对待逝者的传统观念不同。不过，对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首先，希腊人、神界限并不是那么明显，在《伊利亚特》等史诗中，神灵同人一样具有好恶和情感，而一些人也认识到，希腊人也并非绝对拒绝祖先崇拜，在希腊人中也有向死者献祭等活动，这一点与波斯并无太大区别⑥。其次，埃斯库罗斯对东方宗教的了解程度也值得思考。尽管古典时代希腊大陆的人们对波斯等东方民族的宗教了解有限，但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宗教的某些相似性在古典时代已经为某些希腊人所掌握，埃斯库罗斯可能就是其中之一⑦。因此，他对波斯人信仰的描述可能仅是根据剧情需要，而未必包含特殊含义。特别是在《波斯人》中，他并未刻意地突出希腊宗教的特征，因此也未必有意要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宗教作对比。即使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中表现出波斯人异于希腊宗教的特色，也不能由此断言他一定在悲剧中强调宗教作为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手段。

应当说，埃斯库罗斯对波斯人与希腊人的语言冲突有所描述。在《波斯人》中，阿托萨称自己的声音是“用蛮族语言”发出的⑧。值得注意的是，“蛮族”一词在《波斯人》中出现了不下十次，远远超过古风时代的总和⑨，并且已经突破描述异族语言的意义，而成为希腊人对异族的统称。因此，“蛮族语言”可能同时具有语言和民族歧视的双重意味。不仅如此，在《波斯人》中希腊人所发出的声音庄严洪亮，而紧接着出现波斯人的声音则是嘈杂混乱的瑏瑠。埃斯库罗斯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为了直接比较二者，从而体现它们的差异；而其所表现的不仅仅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和声音的区别，更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因为庄严的声音要比嘈杂的声音更为高尚。因此，声音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是波斯人比希腊人更为混乱和无序的特征。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在对比中展开，希腊人占据较高的地位。

埃斯库罗斯更关注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习俗差异。在悲剧中，埃斯库罗斯不止一次提到波斯人的主要武器是弓箭①，而希腊人则以长矛、盾牌等为主②。其实，希波战争双方在武器上并无太大区别，这点在希罗多德的《历史》等诸多作品中已有描述，弓箭对波斯人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武器。无论是波斯国王还是士兵都同时使用弓箭和长矛，这在其钱币等物品上已经有所体现③。同时，这种描述也不符合《伊利亚特》等早期希腊文学作品中对希腊人与东方敌人（特洛伊人）武器的描述，因此更像是悲剧的虚构。埃斯库罗斯构建出来的武器上的对立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希波战争中希腊人以少胜多，使得希腊人认为自身比蛮族更加勇敢④。为了突出这一特征，在文学作品中，希腊人往往使用长矛等近战工具，而波斯人由于胆怯，则只会使用弓箭，它背后体现出的是希腊人对蛮族人的鄙视和不屑。与此类似的还有悲剧中对二者生活方式的描写。波斯人的最大特点是生活奢侈，服装华丽，并且喜欢使用黄金⑤。在埃斯库罗斯看来，这并非波斯人的特权，东方的其他民族，如吕底亚、巴比伦等，都有类似的习惯⑥，因此，它是蛮族的共同特征。与之相比，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则较为朴素。虽然雅典人拥有银矿，但是银子为他们共同享有，成为反抗波斯暴政的工具，而非满足贵族的个人需求⑦。从表面上看，这体现出希腊人与蛮族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希波战争后，波斯人奢侈的生活方式难以被希腊人接受，向波斯学习被认为是严重罪行，那些向异邦学习的希腊贵族也经常被冠之勾结波斯人的罪名⑧。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有意夸大希腊人和波斯人在生活习惯上的区别，是因为朴素的生活值得赞美，而蛮族奢侈的生活方式则必须鄙视，这不仅与传统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的道德观念有关，而且也与希腊人同波斯人的对立观念有密切联系。

在埃斯库罗斯的观念中，双方政治的差异最为重要。在《波斯人》中，这种观念通过阿托萨的梦境表现出来。梦中的两位妇女性格相反，薛西斯将她们束缚于车轭之下，代表波斯人的妇女以被统治为荣耀，温顺地服从缰绳的约束；而代表希腊人的妇女则折断了车辕，拖着车猛跑⑨。显然，埃斯库罗斯是希望用桀骜不驯的希腊人与驯服的蛮族作对比，表现二者在面临专制统治时的不同选择。在另一处地方，阿托萨和歌队之间的对话，则进一步将对立具体化。阿托萨问道：“谁像牧者那样位于他们（希腊人）之上，谁是他们的统治者？”歌队则回答：“他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也不听命于任何人。”瑏瑠阿托萨对此极为困惑，因为缺乏君主领导的体制在波斯人看来难以理解。希腊人与蛮族之间自由和专制的矛盾在此得以凸显。它已经超越了希罗多德的四项标准，但在《波斯人》中却应当最为重要，因为悲剧正是围绕希腊人反抗波斯入侵的主题展开的，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冲突也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不仅如此，在整个古典时代，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专制制度是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极其反感的事情瑏瑡，成为希腊人与异族对立的重要标志之一。埃斯库罗斯经历过希波战争，与波斯人有直接接触；而雅典人在希波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最大瑏瑢，雅典的民主制度又是专制制度最有力的对立面，因此作家与观众之间对此问题都有极深的印象。不难想象当埃斯库罗斯进行创作时，会很自然地以民主和专制的冲突作为希腊人与波斯之间的界限。

希罗多德与埃斯库罗斯蛮族观念蕴含的时代特征

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对希腊人和蛮族人之间区别有不同认识。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自己所提到四项标准都有具体例证，但是他更倾向于以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等作为划分希腊人和蛮族的标准，并且只是相对客观地叙述蛮族和希腊人的差别，对蛮族的特征较少直接作负面判断。而埃斯库罗斯最看重希腊人与蛮族之间自由与专制的冲突①，也关注生活习惯等差异。与希罗多德相比，他笔下的蛮族形象带有更多的负面特征，蛮族被塑造成为无序、奢侈、懦弱的人群。此外，希罗多德在书中表现出了矛盾性的一面。他既认识到蛮族的特征是区别希腊人与蛮族的重要标准，却又在写作中提出不少相反的例子，以证明蛮族在某些方面也具有与希腊人一致的特性，并不比希腊人低级。这些例子都可能动摇他对区别民族的四项标准的认识。而埃斯库罗斯的观点则较为一致，《波斯人》中通篇表现出希腊人和波斯人整体对立的观念。

这些差异与二人的职业特征密不可分。希罗多德不仅是历史学家，也是最早的人类学家之一。他在《历史》中提到的四种标准是希腊人对民族识别的概括性认识，因此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划分人类群体的各种标准都有其局限性，很难全面覆盖各种情形。他在游历和写作的过程中常注意到不同民族习俗的差异，因此能够描述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的区别；而他不断接触到新的情况，一再突破了其原有思维框架。作为历史学家，他既需要广泛搜罗材料，也需要如实地记录。这并非希罗多德思想前后矛盾，而恰恰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严谨与诚实。与此同时，希波战争后雅典人形成了对波斯人相对固定的负面看法。埃斯库罗斯在悲剧创作中，把政治上与希腊人敌对的蛮族形象作为创作主题并不足为奇。文学创作又依据作者的主题展开，这就使《波斯人》中以波斯为代表的蛮族形象能够保持一致性，并围绕双方政治冲突展开，形成了希腊人与蛮族的鲜明对立。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他们两人对区分希腊人和蛮族的标准的认识有重大差异。

不过，在差异背后也能看到两人之间一致性的地方。首先，尽管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热爱蛮族”的人，而埃斯库罗斯则对蛮族具有歧视心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将希腊人和蛮族人看作对立面。他们所描述的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分标准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此观念。这是时代的产物。希腊人在希波战争获胜后仍面临着波斯的威胁，因此，构建以波斯为原型的蛮族形象是希腊人凝聚自身、抵抗外敌的需要，作为希腊人，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受此观念影响。同时，蛮族观念也与某些城邦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蛮族观念在雅典最具生命力，这种现象并非只因为雅典在希波战争中受波斯人危害最大，也与它的政治需要有关：它需要强化所谓的蛮族威胁，以便巩固其领导下的、以对付波斯为目标的提洛同盟，从而实现“帝国主义”政策②。希罗多德虽然成长于希腊人与波斯人交往密切的小亚地区，在多数时候能够以较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其他民族，但他曾长时间在雅典生活，其作品也为雅典人所熟知③，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雅典人观念的影响，具有浓厚的蛮族观念。希罗多德明确提到，《历史》就是为了记载希腊人和蛮族冲突的历史，并将双方的功绩记录下来④。而埃斯库罗斯生活的年代正是希腊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正是提洛同盟势力扩张的时代，除了《波斯人》之外，《乞援女》等其他作品也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蛮族观念。

在描述希腊人和蛮族之间差异时，两人都关注希腊人与蛮族间的文化差异。同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弱化血缘因素的重要性。希罗多德虽然认为血缘可以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但在历史现实中却发现这一标准很难完全实现，而埃斯库罗斯在悲剧中则很少提到这一标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血缘已经无足轻重，而是说在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观念中，民族区分中文化标准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变化与整个希腊民族对自我认同的变化发展轨迹相一致。美国学者埃迪森•豪尔认为，从希波战争之后，由于民族矛盾凸显，希腊人的自我认同方式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由原来的从内部凝聚的“内聚型”认同模式转变为从外部建构敌对民族，通过寻求与其他民族对立来强化希腊民族认同的“对立型”认同模式①。在“对立型”认同模式下，文化因素比血缘因素具有更高的地位。

在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著作中，文化重要性的上升绝非偶然。这与两人构建以波斯为主的蛮族形象这一目的密切相关，只要这种需要存在，就必然需要某种最有效的手段维持希腊人和蛮族之间的区别。血缘标准自身具有一定的缺陷，在当时已经被某些希腊人所认识：希腊人宣称自己都是希伦人子孙，并认为希伦的四个子孙形成了希腊人内部的几个次一级群体，它实际上反映出希腊人内部次一级群体的融合。这种设想次一级群体的共同祖先是同胞兄弟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很普遍，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现象②。因此，它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建构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不同于所谓“客观的”族群血缘，因此它并非稳定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希罗多德已经注意到，希腊人的形成就是不断有其他民族加入“希腊人”大家庭的过程，这些异族在此之后都以“希腊人”自居，反而忘记了自己源初的起源。由于血缘是建构的，不同的人为了各自目的可能对血缘会有不同的表述，如古典时代希腊人内部对马其顿人与希腊人关系的认识就存在争议，前述亚历山大的血缘争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此背景下，血缘就很难有效地划分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其重要性下降也是必然之势。

而在此方面，文化标准的有效性要优于血缘，它不仅能够体现出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差异性，而且更容易发掘与调整，甚至更容易建构，因而更适合希腊人与蛮族对峙的复杂局面的需要。与此同时，尽管希腊人和以波斯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长期处于对立之中，但二者的交流并没有中断，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交往，都为二者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不少希腊人对自己与异族之间的文化区分非常清楚，无论是宗教特征还是生活习惯，抑或是政治制度，都比血缘更容易引人注意，因此较之于血缘，文化因素更容易将希腊人和蛮族区别开来。这就是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都以文化区别与塑造蛮族的重要原因之一。

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以文化因素构建蛮族人形象的努力极具代表性，但这在古典时代决非个别现象，当时其他的希腊作家如色诺芬等人都有类似的行为③。尽管他们对蛮族的认识，特别是对蛮族特征的描述有所不同，其中有的人可能对于蛮族未必有明显歧视，而有的人则对蛮族具有很深的偏见。但这并不影响大多数希腊人对蛮族存有共识，他们至少都认为蛮族是处于希腊人的对立面，与希腊人有明显的区别，而区别主要集中于政治观念、生活习惯、语言等广义的文化方面。这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影响。由于文化可以后天学习，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少蛮族人学习了希腊人的文化，从而被纳入了希腊人；而一些希腊人在接触了蛮族文化之后就被看作蛮族人。在此过程中，民族认同中的文化标准不断侵袭着血缘标准的领地。到古典时代后期，伊索克拉底就宣称：“由于雅典文化的影响，希腊人这个名字不再表现为一个种族的名称，而是一种智力的名称；与其把与我们出身相同的人叫作希腊人，不如把拥有我们文化的人叫作希腊人。”④尽管有学者认为，这种观念并非完全否定血缘的重要意义，而是在血缘之外为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以及与蛮族的区分又套上了文化的标准⑤，但它毫无疑问说明了此时文化已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虽然并未被打破，但是二者的界限与古典初期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也预示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民族观念即将发生变革。（本文作者：李渊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