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超越的自由之旅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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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中国古代山水诗及其回归主题

人们在苍茫浩瀚的大自然中感受和发现山水之美，并且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和赞美山水之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中已包括大量描写山水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此时的山水尚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过是诗人借以引发、陪衬、烘托、渲染或比喻诗人思想感情的片断。然而，山水如何能够比附人间的情怀和人世的道德呢?那是因为一种生命共感，亦即人与自然所共有的一种生命节律。此时的人类，尚未完全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诗经》所描绘出的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形态，即主体意识尚未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仍处于混冥为一的状态”。这“正是先民童年时代的现实，在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情境下，不写自己生活周围的花、鸟、树木，就无法清楚地表达自我，它们已构成了主体自我生命的一部分”[1]。这个时代，类似于庄子经常向往的那个“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在这里，人类和万物比邻而居，浑然不分，呈现出一派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的漫长荒野时期的余绪。

楚辞诞生在巫风盛行的楚地，洋溢着蛮荒色彩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而巫术文化，则是诞生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荒野时期。由此可知，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原来不属于未来，而属于过去，要顺着回归的路途才能抵达。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楚辞中，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回归主题已初露端倪。如果说“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鬼》)中的“归”是回归家园的意思，那么，“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等诗句中的“旧乡”，既是生命的故地，又是生命的归宿；除了地理的意义，已经具备精神的意义。“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从此，回归成为后世山水诗的传统主题。

后世的山水诗经历了自己发展演变的过程，然而，无论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更迭，无论中国人世社会的离乱烦忧，也无论中国诗歌的迷雾和索解的隐约，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回归主题却一直顽强地延续着。让我们从两汉开始追索：西汉的“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严忌《哀时命》)尽情抒写了无路可归的愁情；东汉的“感老氏之遗诫兮，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将心灵的“回驾”驶向“蓬庐”；汉末的“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王粲《七哀诗》)把独在异乡的羁旅愁思托付给自然万物的“故林”情怀。

晋人张翰的“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思吴江歌》)用千里之外的空间距离表达背井离乡的山水情思；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把人类的故地之思解释为一种与鸟兽同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则有“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之句，以山水所含的清晖来宽解游子的归心；永明诗人谢眺的“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改”(《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诗句写尽了寂寞游子的怅惘乡思。

梁陈诗人的“客悲”和“归念”丝毫没有稍减：“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王籍《入若耶溪》)；“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何逊《慈姥矶》)。

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一诗以“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开端，一气贯下地连续发问，极富感染力地表达了故园之思的深切和营构故园山水的匠心。少年诗人王勃的山水诗同样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乡思愁怀：“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深湾夜宿》)。生活在唐人走向鼎盛精神状态之际的陈子昂，仍然有着“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晚次乐乡县》)的苍凉感慨。其他如张九龄的“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西江夜行》)等诗句中的山水境界虽然有一种空明清远的闲适和洒脱，但“故乡”之思还是一直逶迤和漂泊在盛唐的诗心中。

中国诗歌历史上照耀古今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分别以仙心和仁心、以仙游山水和苦游山水的人生经历写下了许多山水诗词，其中，“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菩萨蛮》)，“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杜甫《江亭》)中的“故林”意象和“归程”探询抒发着生命漂泊无着的悲感。与李白同时的崔颢用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在山水之间把地理意义上的“乡关”和精神意义上的“乡关”交织在一起。

中唐以后，大历诗人刘长卿有“牛羊归故道，猿鸟聚寒枝”(《雨中过员稷巴陵山居赠别》)的感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向往，诗坛巨子韩愈有“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的嗟叹。同样的“故道”充溢着安宁、止泊和生命满足的幸福之感。

晚唐山水诗中的故地之思未曾稍歇。我们只要读一读姚合的“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晚秋江次》)，杜牧的“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南陵道中》)，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商山早行》)等等，便不免被一片“孤迥”的“乡心”和“客心”带回迢遥的“故乡”。

有宋一代，苏舜钦的“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淮上遇便风》)寄归心于“归舟”；欧阳修的“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戏答元珍》)更是直言“乡思”成病，“物华”方休的思深情长；曾巩有“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城南二首》)的喟叹；苏辙有“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绩溪二咏·翠眉亭》)的追忆；张耒有“寄书故国还羞涩，白首萧条老病婴”(《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四首》之一)的想像；贺铸有“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病后登快哉亭》)的期待。回归仍然是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书写不尽的块垒。进入南宋以后，这个情结和块垒在时光的流变和诗歌的积淀中愈亦深厚。“客里无人共一怀，故园桃李为谁开”(《浙江小矶春日》)，“饮罢此身犹是客，乡心却付晚潮回”(《重九赏心亭登高》)，范成大的“乡心”无法托付“故园”，人生始终萦绕着客愁，这也就是姜夔在“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湖上寓居杂咏》其一)中所要抒写的人世况味，同时也是南宋后期的文天祥在“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中所要表达的江湖归心。

从金元到明朝，诗人们的思乡之情与异域之感被极大地触动，他们同样在创作中尽情吟咏着他们的乡愁和归思：“回首乡园天渺渺，惊心时序水悠悠”(杨士奇《九日过宿迁县》)，“天涯何处寻归路，野景无边动客情”(于谦《太原道中晓行》)，“夜猿啼不尽，凄断故乡心”(何景明《峡中》)等，以人世旅途的倦怠、疲乏、寂寞与悲凉来表达归去的心声。

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视山水为故国的象征，并由此发出“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西湖杂感》其二十)的回归之音。自号野人的山水诗人吴嘉纪因为“龙钟不还乡”而“羞见东西路”(《登康山》其二)。这样的思乡愁情和回归之唱一直延续到与自然相与、与山水为友的中国古代末期的山水诗创作之中。

二、魂归荒野：回归与超越的自由之旅

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回归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诗人们究竟要归向何处?有学者认为：“‘比兴’所赖以产生的心态，为一种农业文化心态。惟有在农业文化心态中，方能对人与自然之生命节律，抱有极亲切之一种认同，方能对人心与自然之相通，抱有一份关注之兴味，以及对人心由自然物而触发，抱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意会。”[2]那么，在农耕文明得到极大发育的中国，回归指向田园和村巷，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回首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我们又分明听见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但绵延不绝的声音：“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九章·哀郢》)，“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张衡《归田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苏舜钦《淮上遇便风》)，“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苏轼《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自叹不如华表客，故乡常在白云中”(高士谈《晚登辽海亭》)，“一笑蒙城门下士，几归沧海几飞尘”(袁宏道《山居》)，“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鸿蒙”(吴嘉纪《和集之、简文登泰山绝顶观日出》)，“渔父频招手，回舟入杳冥”(屈大均《钓台》)，“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洪亮吉《天山歌》)。

同样是回归的吟唱，但这些诗人归去的指向却并不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家园和故乡。这些诗句中，无论是“山岭岩阿”，还是“鹿门南轩”；无论是“杳冥沧溟”，还是“白云春芳”，或者“水泽蝶群”，一言以蔽之，回归的方向都是“自然”，是“八还”，是鸿蒙万年的古初岁月。这是一个比村巷田亩更为深远的指向，因为它们直接通向时间的幽眇深处——人类最初的栖息之所——也就是屈子笔下的“终古之所”，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万物群生、禽兽成群的“至德之世”——人类在此表现出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就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和开始之初的荒野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终古之所”、“杳冥之地”并非农业文化心态的产物，它属于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幽眇的历史时期。人类开始农耕的田园生活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相比较，已经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在传说中和史书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窥见原始先民的荒野生活。请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崩于苍梧之野”。《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神话记载：“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大荒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大荒南经》)，“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海外南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一曰大遗之野”(《海外西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说：“后稷是播五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后稷播五谷、叔均作牛耕之前，人类在荒野之上开展他们的生活、书写他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农耕文化出现之后，人们也并不即刻就开始建立稳固的家园，开始定居的生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殷本纪》又说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这应该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安土重迁的农耕生活迥乎有异。到了周朝，《诗经·小雅·绵》记载：“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漫漫荒野之上、游牧状态之下生息繁衍着。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时间的维度中，荒野才是人类的根系和故园，人类的祖先曾经也是荒野的一部分，终于有一天，人类从荒野中脱颖而出，开始创造文化，写就历史。但是，人类的意识却始终难以摆脱源自荒野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根源，因为“这些意象早在史前史以前就已深植于人类心中，自始至终都存于斯，度过了好几代，至今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基础东西。只有当我们能和这些象征物达成协调时，我们才能过着最有意义的生活；回到这些象征物才是明智之举”[3]。正因为如此，荣格认为人类精神史的全部历程，就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然而，如何才能回到这些象征物?如何才能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呢?荣格说，艺术家可以做到，因为“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4]。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山水诗纵使发展到了魏晋时期，即所谓人的意识觉醒，山水自然完全成为对象这一历史阶段，还是有不少诗人将他们的回归之音唱向荒野——唱向人类生存的起点，精神的原乡。

人来自于大自然，可是却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远离了大自然，并日益扩大着和自然的对立；文明越走越近，自然便越留越远，以致于自然的痕迹在文明中逐渐消亡。然而，远离自然之后的人类也远离了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家园，于是，回归便成为人类想要获得自身存在的必然选择。

回到哪里去呢?回归田园固然是许多诗人在现实人生中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然而，现实人生无比短暂，人类的精神依然在无助地徘徊和苦苦地追寻，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唯有大自然才是人类的来路和去处，唯有重返大自然才能在与天地山水的交流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论语·学而》)，抱本返始，追思生命的最初源头，在孔子看来，正是温柔敦厚的情感来源。“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庄子·达生》)，“游于六合之外”(《庄子·徐无鬼》)，“上与造物者游”(《庄子·天下》)。先哲们梦想回到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根源，这是一种原始的、纯粹的、本真的、无所遮蔽的自然状态，这样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荒野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在荒野中，人才能找回已经在历史中失去的本性，亦即人的自然性。这一本性也就是老庄所论的“赤子之心”：“念德之厚，比于赤子”(王弼《老子注》)，“其未兆，如婴山之未孩”(《老子》第20章)，“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第10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人类的赤子时代，依照自己本真的性情而存在，天真纯朴，虚无接物，与自然之母体紧密一致，是道德未离的最佳象征。“复归于婴儿”，实际上也就是复归于人类婴儿时代的健康自然和本源生机。

难怪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如此评价诗人杨万里的创作状态：“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5]人类本是荒野之子，荒野是他们最本己的自然，最原生的状态，但是一旦人类步出荒野，他们在荒野中发育的意识却一味只想追求文化或者破坏文化，自然于是日益演变成了文化，真正能够得以幸存的荒野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只有诗人，还在试图和自然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我们亦只能在这些诗歌的引领下，才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回归。

朝向荒野，这是一种灵魂的回归，与朝向田园的回归不同，这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实践的人生艺术，每个个体生命可以循着其生命初始阶段(当然也可能是生命历程中某一最为重要的阶段)的痕迹和烙印在地理版图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所以诗人在歌咏“日将暮兮怅望归”的同时，还会发出“去终古之所居兮”的咏叹；在“守拙归园田”的同时，还要“复得返自然”。朝向荒野，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与朝向山川水泽的归隐生活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园田和旧乡可以让诗人在现实人生中安放他们沧桑疲倦的身体，山石和岩阿可以托付他们四处漂泊的心灵，那么，“终古之所”和“大化自然”则可以让诗人在精神世界的回归之旅自由地遨游。

三、在世体验与“乡愁”冲动：回归荒野的动力机制

为什么诗人们回归荒野的咏叹从未停歇?因为人类在现实社会中的在世体验和积淀在诗人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乡愁”冲动一起构成了追求自由、野性烂漫的诗人们回归荒野的动力机制。人类为什么要回归?因为痛苦的在世体验；人类为什么要向荒野回归?因为永恒的“乡愁”冲动。

“谁意山游好，屡伤人事侵”(《出境游山》之二)，王勃常常被社会人事的侵扰所伤害，从而明了山游的好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山石》)，韩愈也会感觉到人群中的拘束和山水中的乐趣；白居易有“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登香炉峰顶》)的遐思——人世原来是充满了“物役”的“蚁壤”；苏轼反省并追问：“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社会世间的诱惑总是让肉身迷失了本性，终日汲汲奔走于营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之中；“携我游黄华，一洗尘虑爽。……回首声利场，谁能脱尘网”(《游黄华》)，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把俗世尘网比作声利之场，只有到山水之中才能洗去尘垢，心神净爽；赵孟頫则用“人间苦炎热，仙境已秋风”(《龙口岩》)一句表达了他苦于人间生涯以及对自然神仙境界的向往之情；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首领李梦阳和何景明分别作诗云：“远害欲寻麋鹿伴，暂羁终与世人辞”(《瀑壑晚坐》)，“终期谢城市，来此伴渔翁”(《登钓台四首》)，为了逃避世间的羁绊和伤害，他们渴望着一种与麋鹿为伴、与渔翁相守的自然生活。就是这样，在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歌中，诗人们尽情书写着他们对社会羁绊和人事拘束的厌倦，对城市生活和官场竞逐的厌恶，回首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易手、战乱的频仍；回首中国古代诗人的个体生命史，充满了离乱的忧愤、迁徙的无由、飘零的苦痛。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也常常在山水清音中抒发他们的社会理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韦应物《与村老对饮》)。

有如尧舜时，惠泽四海沾(王令《过扬子江》)。

诗人们将他们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追溯到了文明发端之前和之初的远古荒野时代，诗中的尧、舜、大庭(神农氏的别号)都是神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无可稽考，至今仍然只能归诸于神话传说，而且这些鸿蒙初辟的文化时代即使属实，也必定是处于文明的门槛之前。从古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神农氏，则处于旧石器文化的末期和新石器文化的初期。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传说人物，大概是一些站在野蛮时代的漫漫长夜的尽头翘望文明曙光的部落联盟首领。”[6]

虽然只是神话传说，但尧舜之世却成为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孔孟，早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礼运》中就以“大道之行”和“三代之英”的时代为最高社会理想，塑造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道家的老庄将“道说”视为自然原始的话语，传达着宇宙万物的原始消息，《庄子·祛箧》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亦是一个惟妙惟肖的远古极乐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尧舜之世、三代之治不是神话，我们也可以想见，那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力极为强大的时代，国家的形制仅仅只是一个雏形。那么，为什么诗人和哲学家理想中的人类社会都是以那个时代为蓝本呢?除了诗人自述“风俗淳”的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原点、精神的原乡，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根源，是人类“乡愁”冲动的最终指向。

什么是乡愁?简而言之，就是思乡的愁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这样一块自然环境，大多数人会在这里度过他怀抱“赤子”之心的童年时代，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由造物馈赠的原始的生命力逐渐演变成理性的控制能力，源于无知和魅惑的好奇心和想像力被启蒙和科学改造得面目全非，纯真坦率被算计的机心取代，与自然的冥合、与万物的亲和也逐渐被丢弃。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童年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童年启程，奔赴自己的人世风景。所以当你离开了这一块地理环境，生物性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你对它顽固的怀念。“乡关”，便是这样一个精神上无比向往的往昔世界，因而也就成为诗心一直寄托之所在。同理，我们人类整体的童年时代中也有这样一块自然环境，那是自然的荒野时代，但是“当人类自野蛮跨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人类用许多人工器物，把自己围绕起来，从有机自然中分离开来，借助这种分离与围绕，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于是就有了‘相思’，有了回归大自然的永恒‘乡愁’冲动”[7]。

这样的“乡愁”冲动常常由诗人们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某一位诗人的心灵深处一直留存着人类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位诗人自然便会表现某种野性的倾向。苏轼就很爱称自己是野人，“野人疏狂逐钓舟”(《再和》)、“市人行尽野人行”(《东坡》)。他不仅描绘自己穿着野服，“黄冠野服山家客”(《赠写真何充秀才》)，而且他认为自己的性格就是“野性”，“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使野性也”(《与杨济甫书》)，“道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中国古代山水诗歌史上的“野人”或“山民”代不乏有。孟子曾经说过：“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孟子·尽心上》)原来人类的童年时代便是荒野之上的野人。以“野人”自称或以“山民”自居，不过是乡愁冲动的一种显现。回到童年，回到荒野，诗人们以自己的野性表达着自己生命漂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根源，表达着促使自己在精神上回归荒野的“乡愁”冲动。

所以，在世体验和“乡愁”冲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山水诗人们的精神动力，让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发出回归荒野的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