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与艺术的关系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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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是参禅、诵经、行礼的佛教场所，承载佛教思想并传达出一种震撼心神、悲悯仁爱的力量，以此成为统治者统治人心的手段之一，相传我国最早引入佛教是由于公元元年东汉明帝梦见佛陀因而派人西行而求佛法。佛教最早起源于古代天竺，以两条线路传遍亚洲,即南线和北线。南线指由天竺至摩羯陀传入骠国和我国南邵地区，也就是如今印度至斯里兰卡再到东南亚各国；北线则是天竺北上由帕米尔高原进入于阗、龟兹、高昌等地，即今日中亚及我国新疆境内，在这里佛教是人们信仰的热潮，随后又经丝绸之路向东扩散至中原乃至今日东亚的日本韩国，在我国境内形成一条自西向东的石窟线路：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它以慈悲为怀的宗旨与各地宗教相结合拯救百姓于水火,佛教因果相生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也刚好符合中原地区文人雅士的心理需求，他们将佛与道相糅合，使得佛教与各地文化结合上升到一种精神的层面，成为承载我国文化、艺术、历史、环境的重要宗教。因此，克孜尔石窟作为佛教传入我国早期的石窟艺术对研究佛教发展和当时社会文化与艺术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美术表现形式观测克孜尔石窟对文化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在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建筑形制、壁画、塑像三者结合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感染力，也就是说，石窟是建筑、绘画、雕塑的综合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形式直指观者内心。从建筑形制上来说，克孜尔石窟主要由中心柱窟、方形窟、大像窟、僧房窟、杂房窟。其中，中心柱窟是龟兹佛教美术的主要展示场所,有本生和因缘故事绘于券顶两侧,多是选取故事中较典型或精彩的一个情节绘在一个菱格中,形成菱格式构图，具有较强装饰性。僧房窟是克孜尔石窟有别于其他著名石窟的特别之处，不仅因其构造上先有走廊再有房间这一特别之处，也正因僧房窟的存在成为鉴定克孜尔石窟年代早于其他几大石窟的重要依据。

从壁画内容题材上看主要以佛传教化说法、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为主，这三种占据克孜尔石窟的85%，其中本生故事数量十分巨大，相当于敦煌、麦积山、云冈三个石窟的总和还多一倍。以小乘佛教思想观念渗入的石窟壁画在总体布局上将尊位和礼佛顺序作为其分布的基本规律，这种方法对佛法的传布和满足信徒对信仰顶礼膜拜的心理需求也有极大的影响；此外还有涅槃题材、兜率天宫说题材。壁画刻画所用手法为当时西域十分流行的“凹凸画法”，张僧繇在《建康实录》中记载：“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记。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可见这种技法天竺传入西域，平涂为主而后局部加以晕染展现舞者婀娜的舞姿，又着朱青绿三色，结合“铁线描”式的轮廓勾勒，使画面明暗相映，富于层次，立体感很强。这种在当地自成体系的绘法，后传入中原，成为中原美术领域一个重要的绘画技法。

早期壁画及塑像中佛陀造型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风格，从中可以看出是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又有当时龟兹的文化体现，具有明显的异域特征。犍陀罗艺术对研究克孜尔早期石窟具有重要意义，龟兹地处中亚交通要地，因此多种文化的碰撞必然使其造像艺术具有独特的价值，佛传像对女性体态丰盈婀娜的描绘仿若略带情色，虽与传统犍陀罗的服饰不同，却体现出以印度传统艺术方式来描述生动人物形象的龟兹艺术的发展。总体而言，克孜尔石窟反应了小乘佛教石窟艺术的辉煌，同时反映对于敦煌石窟发展的影响及佛教如何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与本土文化、宗教、艺术相融合。克孜尔石窟作为艺术与宗教的双重载体，凝聚社会生活和佛教思想双层寓意。

二、佛教文化对克孜尔石窟乐舞形象影响

克孜尔石窟的佛教文化对音乐舞蹈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石窟中乐舞形象以飞天、伎乐菩萨、天宫伎乐、力士、金刚等为主，它反映的已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乐舞生活，体现了佛教思想中理想的形象内涵。通常所指的乐舞是界定在情感的范畴，以抒胸臆展现内在本质和价值意义的形象。换言之，乐舞是感致于心，闻起于音，动之为舞，由此愚人耳目，使之陶醉，沉迷享受。正如南北朝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佛教正是通过乐舞生动的形象向百姓和僧侣传达出其思想精神上的寓意，因此传统观念中认识的这种不受理性控制的舞蹈在佛教中并非具有正面意义，理性态度与批判精神是佛教所提倡的，也就产生了壁画中非同于凡俗五欲所表现的令人沉迷的歌舞景象，这种须臾幻灭的舞蹈无疑是龟兹艺术的特色，也是佛教通过乐舞的形式传递的世界观内容。

在壁画的背景映衬下，乐舞形象的佛教思想不仅可以凸显出来，而且在壁画中，乐器的种类及其演奏方法被记录下来，并且融贯中西形成独创的演奏方法，如龟兹地区的五弦琴等乐器，让我们可以领略到古代佛教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新疆地区悠远的历史文化。龟兹石窟对于舞蹈形象的描绘影响了后来敦煌石窟壁画以及敦煌舞种的研究和发展，库木吐拉窟第十六窟的飞天形象堪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相媲美。佛经故事与乐舞的结合成为寄托人们思想意趣的创作载体，它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使每个观者都感受到强烈的震撼，形成表达宗教与现实相互依存，互为反应，历史生活与石窟艺术相结合的新的艺术形式，给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三、克孜尔石窟对于文学的影响

克孜尔石窟也是龟兹文学与佛教结合发展的反应，在这里发现诸多佛教剧本，如德国勒柯克窃走的《舍利弗剧》以及焉者文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都反映了佛教戏剧和讲唱文学的历史情况，《弥勒会见记》的发现成为震惊世界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它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本戏剧，揭开龟兹地区佛教文化发展程度的神秘面纱。剧本的写作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见当时龟兹地区佛教文化在当地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龟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佛教文学也是人们理解石窟人物形象的精神意趣的关键所在。佛教思想对主客体、身心与尘世的意义及其关系的认识以文学的形式记录并传承，因此克孜尔石窟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佛教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及演变。属于西域佛教文化圈的克孜尔石窟以小乘佛教为主兼有大乘佛教，它的发展历经初创期、发展期、繁盛期、衰落期，在发展和繁荣期，思想内容主要是“唯礼释迦”，因此绘制了大量的本生壁画用以诠释佛教三学，即“戒、定、慧”。人物形象表现出佛教所传达的“五蕴皆空”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世间万物固然有却自性本空，事物是现象的体现，而现象则因各种因果和条件等决定，因此万事万物皆不是永恒不变的。

在龟兹石窟的经文中，我们通过故事和传达的意蕴也不难看出这种源思想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加诸“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境”色声香味触法，此两者相融合就很好的体现了佛教中对于空的理解，也就是说五蕴皆空的思想即为“本无自性的性空之相”的思想的传递，因此理解对于佛教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就此文化的理解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克孜尔石窟随着外国殖民者入侵被探险队无节制的再三掠夺，壁画中绝大多数最精美且富有价值的部分均被切割下来运往海外，其中大部分壁画被收藏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馆，少数流散在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因二战的炮火个中精品壁画在德国被轰炸时期遭到毁坏。尽管如此，克孜尔石窟的艺术价值依然是璀璨炫目的，其自身发展演变过程融合了龟兹、西域各地、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加以融合吸收，形成自己独特而又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它的兴衰给我国的佛教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是佛教影响艺术的一个典范，佛教文化与艺术在此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为之后中原推广佛教艺术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李喆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