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京佛教文化的政治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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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朝对佛教从制度上加强整顿和管理，对寺庙修建屡作严格限制，故金中都金代修建的寺庙多为官寺。大定十四年(1174年)金世宗诏渝:“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宜申约束，无令徒费财用”［1］112。金中都内大圣安寺、大觉寺、大永安寺、庆寿寺等皆为官办佛寺。金朝对云居寺的石经刻造工程亦不予支持，故金代云居寺刻经规摸亦无法与辽代的刻经规模相比。元朝统一全国后，北京成为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此后虽历经明、清朝代更迭，始终是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未再发生变动。元代中央一级的佛教组织都设在大都，先后有释教总统所、总制院、宣政院等机构，使大都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随着元朝的建立，藏传佛教传入元大都。元代诸帝皆对佛教大力扶植、优礼有加，遂为大都佛教之兴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全国造寺日盛，遂出现了“凡天下人迹所到精兰胜观，栋宇相望”的状况。元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圣寿万安寺是大都首屈一指的藏传佛教寺庙，寺内白塔如今已成为北京城标志性建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所造的寿安山寺，需开山凿石，工程浩大，当时诏令“治铜五十万斤，做寿安山寺佛像”(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其所铸佛像之巨大，又创下一个空前绝后的记录。

云居寺石经续刻得到元朝政府的支持。至正元年(1341年)四月，高丽僧人慧月，修葺了石经山华严堂，并补刻了堂内残损的五块经版。在元朝诸帝中以抄写金字佛经最为盛行。当时著名书法家邓文原、吴澄和班惟志等都应诏到元大都参加了书写金书佛经的工作。仅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为书写金字《藏经》就用了黄金3244两。时人有诗为证:“朝廷年年写佛经，千人万人集佛庭”。元大都佛教文化的发展与元朝政府尊崇佛教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明成祖迁都后，使北京继元朝后再度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明朝历276年，16位皇帝中除世宗崇道外，大多尊崇佛教，王室对佛教的崇信及其建造的佛教寺院，对朝野上下崇佛造寺起到了引领风气之先的导向作用。据《大明会典》统计，自太祖立国，至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前，仅京城内外敕赐寺观己至639所，后复增建，以至西山等处，相望不绝。明朝京城各大寺院中，几乎都有明代诸帝所赐的大藏经。明成祖朱棣还以超度战死的将士亡灵为名，下令铸造了著名的永乐大钟。该钟于明永乐年间在铸钟厂铸造，钟体通高6．75米，直径3．3米，重46．5吨，内外壁铸有《法华经》等17种佛教经咒，共计22．7万余字，铸成后先置于汉经厂，明万历时移至万寿寺。由于明代帝王对佛教的扶植，使北京佛教发展很快。

北京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对于全国各民族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佛教作为清王朝进行思想和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始终处于清王朝的掌控之下，北京佛教也随着国运的兴盛而发展。清朝京城不仅汉传佛教寺庙林立，而且喇嘛庙在京城亦随处可见。北京西黄寺是顺治皇帝为迎请五世达赖而敕建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也是出于清朝统治者信仰和利用喇嘛教“安藏定边”的政治需要。至今仍然矗立在雍和宫里的那块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喇嘛说碑文非常清楚地讲述了乾隆改雍亲王府为喇嘛庙的初衷。正如乾隆所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清朝在京城修建喇嘛庙，正是“建一寺胜派十万兵”的政治体现。自元、明、清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以来，封建的政治机构、官吏都集中在北京，管理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都设置在京城，从这里的每一道有关佛教内容的皇帝谕旨，不仅影响着北京佛教与文化的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佛教的发展。出于政治与信仰的需要，历朝帝王多出资修庙，使高僧云集京城。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佛教文化中心创造了前提，北京佛教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又依靠政治中心的影响得以高度发展。

一、北京皇宫御苑内的佛教文化

由于对佛教的崇奉，明清二朝在皇宫御苑内多建有佛寺与佛堂，数量相当可观。皇宫中的佛堂在建筑形制上，为了与皇宫宫殿建筑环境相匹配，因而比皇宫外建造的佛教寺庙更为雍容华贵和气派，更具皇家风采，为北京佛教文化一大特质。皇宫里的佛教殿堂，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寺院，但具备佛寺的基本功能，何孝荣先生将其界定为准佛寺。紫禁城内的佛教建筑主要分布在宫殿中轴线的西路，且多以佛堂的形式出现。紫禁城西路，佛教殿堂相对集中在宫殿的后部区域。中正殿佛堂区，是皇宫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除此之外还有宁寿宫佛堂区，慈宁宫佛堂区，慈宁花园佛堂区，福宫花园佛堂区和御花园佛堂区，以及养心殿东、西配殿和养心殿西暖阁为代表的各处殿堂暖阁内设立的小佛堂。这些佛堂，有的是专供皇帝进行佛事活动使用的，有的是专供皇太后、皇后以及嫔妃们、皇子们进行佛事活动使用的。从紫禁城内佛堂的建造、布局以及陈设来看，是按照皇帝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来设置的。北京佛教寺庙建造是古老的北京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那高大的红墙，金碧辉煌的殿堂，纵贯全寺的中轴线，幽雅恬谧的庭院建筑，与皇宫禁城的建筑浑然一体，从而达到功能与艺术的统一，给人一种撼人心魄的东方特有之美感。

(一)中正殿

紫禁城设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活动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简称“中正殿”，这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佛堂。中正殿佛堂，原名元极宝殿，又名隆德殿，为明清两朝皇帝礼佛的场所，也是皇宫佛教活动的中心。《酌中志》载:“万历时，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2］118－119明朝藏传佛教跳布札的佛事活动曾经在此举行，到了清朝不仅皇帝在此礼佛，而且还请著名喇嘛在此诵经，定期举行藏传佛教佛事活动。如嘉庆《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奉旨:中正殿供奉佛像，著喇嘛念经，交与札萨克达喇嘛管理。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中正殿念经处，外旗蒙古铺排头目二名，内府铺排头目一名，俱授为八品笔帖式。其余铺排等，俱更名为苏拉笔帖式。”①中正殿是明清两朝皇帝在紫禁城内进行佛事的中心。

(二)雨花阁

雨花阁为紫禁城内典型的藏式佛殿，最初是乾隆皇帝礼佛修持的坛城，也是清朝政府安藏定边策略的重大举措。乾隆皇帝说:“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与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故数十年可得乎?”［3］乾隆皇帝在紫禁城内修建雨花阁，实则是“以黄教柔训蒙古”政策的体现。雨花阁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唪经定例而建，借鉴了西藏著名的阿里古格托林寺黄金神殿的建筑风格。雨花阁分为四层为金刚塔式布局，按藏传佛教密宗理念设有三座坛城，三座紫檀木坛城均坐落在汉白石座上。自乾隆皇帝始，清朝历代皇帝亦按例供佛朝拜，此制一直延续至宣统年间。［4］

(三)皇家御苑中佛教文化

皇家御苑中佛教殿堂和佛塔的建造要比紫禁城中佛教殿堂更为丰富多彩，有的小巧玲珑，有的高大雄伟，除了佛教殿堂外，还有高大的佛塔，这是紫禁城内佛教建筑所不及的。另外，皇家御苑中的佛教殿堂在建筑布局上也独具特色。皇家御苑中的佛教殿堂建筑大多因地形地貌而建造，且与御苑中的山水相依，与皇宫中佛堂相比其规模要略小。北京现存的皇家园林有位于城内的西苑三海即中海、南海和北海，还有颐和园(即清漪园)、玉泉山园林(即静明园)、香山园林(即静宜园)，圆明园、畅春园和南苑。皇家御苑中的佛教殿堂有北海中的永安寺、阐福寺、西天梵境、小西天等，永安寺内的白塔，静宜园的昭庙，畅春园的恩佑寺等。皇家御苑中佛教殿堂最典型最具特色当属颐和园的佛香阁，还有颐和园的智慧海，以及圆明园的日天琳宇。乾隆十五年(1750)为庆贺崇德皇太后六十寿辰在清漪园(颐和园)建大报恩延寿寺，并将瓮山改称为万寿山。颐和园除了佛香阁和智慧海佛堂外，还建有转轮藏、五方阁、宝云阁、四大部洲、香岩宗印之阁、善现寺、云会寺等，这些佛教建筑基本上都坐落在万寿山的前山和后山。另外静明园里的楞伽洞、华严洞、观音洞也独具特色。这些佛教殿堂不仅仅是皇家礼佛的殿堂，而且是皇家御苑中靓丽的景观，是北京佛教文化的组成部分。

二、北京佛教寺庙是文物艺术的宝库

北京佛教寺院是北京佛教文化的物质载体，赋予了北京极其丰富的佛教文物遗存，较好地保留了建筑、雕塑、绘画、经典、碑刻等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有的佛寺本身就是文物，或者是珍藏有罕见文物的艺术宝库，具有传播和承载北京传统文化的功能。北京佛教寺院是供奉佛教诸佛与菩萨的地方，也是出家僧侣进行宗教仪式、修习和居住的场所。它不仅是一种宗教建筑，同时也是佛教艺术荟萃之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北京八大处灵光寺的佛牙舍利、云居寺的石经、广济寺的指画、法海寺的壁画、雍和宫里的大佛、智化寺的佛乐清音等等，无不是深藏于佛教寺院中的稀世珍宝。

(一)云居寺的石经

北京最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当属云居寺的石经。云居寺收藏的已逾千年的一万五千余块石经，全部经版镌刻的佛教经典达千万字以上，使云居寺成为世界佛教典籍的石书库。而且石经上汇集了千百年来无数雕刻家和书法家的字迹，石经上镌刻的字体风格各异，结构严整，蔚然壮观，是书法艺术中的精品，是历史留给人类的稀世珍宝。学界一致认为:房山石经是以历代佛经善本为依据刊刻，不啻一座巨大的善本佛典宝库，特别是其中保存有五十余卷我国现已佚失的佛教典籍，在佛教思想和历史研究方面弥足珍贵，而且对于存世佛经的校勘有着重要价值。附在房山石经经文后总计达6800余条的题记，是研究我国北方地区中世纪政治、经济结构、社会风俗，以及官职、手工业、工商业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云居寺石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云居寺石经雕刻字迹端庄秀丽，技法纯熟流畅，荟萃十一代书法家之大成，对于书法艺术、雕刻艺术和文字演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赵朴初先生称房山石经为“国之重宝”，云居寺为“北京的敦煌”，被誉为世界七大石窟之一。云居寺石经的发现，被认为是继陕西秦始皇兵马佣之后的又一世界奇观。云居寺除石经外，还珍藏着“国家一级文物”、国之重宝———木板经。木板经即乾隆版大藏经，又称清藏或龙藏，是清代由皇室下令刊刻出版的一部佛教典籍丛书，因其所用的经版为木质雕版，俗称“木版经”。龙藏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定，它不但是我国的一宗珍贵文物，而且在世界佛教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受各信奉佛教国家的关心和重视。1981年11月27日在云居寺雷音洞内发现的贮藏千年的“佛舍利”更是世界珍宝。云居寺不愧为艺术宝藏。

(二)灵光寺佛牙舍利

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塔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佛牙。释迦牟尼佛有两颗佛牙存世，一颗在中国北京;一颗传到锡兰(今斯里兰卡)。北京僧众为保护这颗佛牙历尽艰辛，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对此处进行狂轰滥炸，招仙塔连同其他殿宇均化为废墟，佛牙舍利亦下落不明。多年后，僧人圣安率众修复寺院，在清理招仙塔基瓦砾时，发现一石函，内装一只沉香木匣，上刻“释迦牟尼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廿三日记，普慧书”的墨字题记和梵文经咒。天会是五代时期北汉政权的年号，善慧为北汉僧人，宋太祖曾赐其“宣秘大师”称号。在圣安的主持下沉香木匣被开启，果见佛牙一颗，遂将其供奉于禅堂内。1964年6月，在灵光寺内重新修建了佛牙塔，并将释迦牟尼佛牙供奉在舍利塔堂内。自此，灵光寺就成为中外佛教团体和信众朝拜的圣地。灵光寺佛牙塔内珍藏的佛牙，云居寺内珍藏的两颗佛祖舍利和西安法门寺珍藏的佛骨指舍利，并称为佛事海内三宝。

(三)法海寺壁画

壁画是绘制在建筑物墙壁上的艺术品，是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佛教壁画可分为寺院壁画和石窟壁画两部分，北京地区佛教壁画以寺院壁画为主，其中法海寺壁画堪为佛教艺术瑰宝。法海寺以大雄宝殿内保存完好的《帝释梵天图》十铺明代壁画而闻名中外，这些被称为国宝的壁画距今已有560年的历史。法海寺壁画具有构图严谨、笔法细腻、技巧纯熟、用色考究等特点，因其采用“沥粉贴金”的手法，故壁画达金碧辉煌的效果，实为现存古代壁画中的极品。徐悲鸿、侯仁之等专家一致认为:“法海寺壁画的艺术水平、绘制工艺、制作工艺及保存完好程度等方面为我国明代壁画之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元、明、清以来现存少有的由宫廷画师所作的精美壁画，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在壁画方面的杰出代表，与敦煌、永乐宫壁画各有千秋，并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5］80－81法海寺壁画是中国壁画艺术水平极高的杰作，堪与宋元壁画相媲美，在中国绘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北京地区现存历史最久和最完整的壁画。

(四)大型佛教绘画———指画之冠《胜果妙因图》

北京广济寺大雄宝殿佛像影背后面，裱贴有一幅描绘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的巨幅绘画，这就是清代著名画家傅雯奉乾隆皇帝谕旨为皇太后祝寿所作的指画《胜果妙音图》。这幅绘画采用中国传统画法中的指画技法绘制而成，故名指画。《胜果妙音图》高6米、宽1．3米，纸本、水墨淡设色。全图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形象传神生动。画面的中央是释迦牟尼佛端座在莲花宝座上，笑容可掬地向信徒讲经说法，空中有腾云驾雾的四大天王护法，佛的左右分别为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和骑着白象的普贤菩萨;佛祖宝座前是善财童子以及大鹏鸟和迦陵频伽鸟，均为人头羽翼，冉冉飞行;周围一百多位弟子神态各异，无一雷同，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其中还有中国的布袋和尚以及三国时期的关羽、关平和周仓，虽与此画背景不甚相宜，却也符合画家所处时代三教合一的国情。在《胜果妙音图》画幅的右下角有作者署款:“胜果妙音图，乾隆甲子九年清和月八日，奉敕沐指画墨恭摹尊像，臣傅雯□□”，从署款中得知此画绘于清乾隆甲子九年(1744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据《读画辑略》记载:傅雯“善指头画，得高且园之传，尤长于盈丈佛像。乾隆甲子，供奉内廷，寻以旗员补用。武职通世，故善诙谐。诗画皆敏捷，俄顷间，可得数十幅。题识亦不作寻常语。尤好从僧游，故其得意之作，僧寮中多有之。”①在中国画史上只有傅雯一人能够绘制如此巨幅的指画。广济寺大雄宝殿内珍藏的这幅《胜果妙音图》指画，是目前国内外所存最为巨大的指画珍品，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和文物价值。

(五)智化寺“京音乐”

智化寺的“京音乐”是北京佛教音乐的典型代表，属汉传佛教的庙堂音乐。明成祖朱棣曾搜集唐、宋、元以来流行于南北地区的佛教音乐曲调四百多首，编成《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问世，权倾朝野的宦官王振将深藏宫中的佛教古乐谱据为私有，使宫廷音乐流入智化寺内，今日所见智化寺所用的古谱曲牌，大部分与此曲集中的名称相同。正统十一年(1446年)，该寺成为北京地区佛教音乐的传播中心，素有“京音乐”之称。五百多年来，智化寺“京音乐”传承未断，至今该寺乐僧已传至26代。智化寺“京音乐”在演奏技巧与方法上，至今保持着历史原貌，被称为庙堂音乐的活化石。现演奏的曲目主要为第15代乐僧永乾，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49年)整理的《音乐腔谱》，共载有48首佛曲，其中有唐代教坊曲《望江南》《千秋岁》《感皇恩》《后庭花》等;有与宋代词牌相同的《一剪梅》《醉春风》《梅花引》《粉蝶儿》等;还有与唐代法曲同名的《献仙音》等;最多的还是传统的赞呗乐曲如《三宝赞》《金字经》《华严灯赞》《普庵咒》《楚江秋》《五团花》《焚化赞》《大华严》和《小华严》等。此谱为工尺谱，但与民间工尺谱的记载符号和点板方式不尽相同，颇具唐、宋遗韵。智化寺设有专门的乐僧，演奏的曲牌分为只曲和套曲两种。单独演奏的曲牌为只曲，若干首曲牌连缀演奏的为套曲。《音乐腔谱》中记载了41首套曲，其中“中堂曲”5首，多在白天作法事时演奏，晚上举行超度饿鬼“放焰口”时通常演奏有14首曲牌组成的套曲“料峭曲”。白天和晚上演奏的两个套曲风格迥异，前者恢弘、堂皇，富有佛家正大光明的气度;后者则委婉、沉郁，颇具佛家悲天悯人的柔情。演奏时使用的乐器有鼓、铛子、小钹、大钹、铙、木鱼、笛子、十七簧笙、九孔管、云锣等。演奏时，九孔管处于领奏地位，笙用来表现乐曲的节奏，笛子则自由活泼地穿插于旋律之中，这种既发挥各种乐器的特点、又和谐统一的演奏风格，一直延续至今。当今的智化寺佛教音乐，已由北京佛教协会组建的佛教音乐团继承下来，除演奏传统佛乐曲牌外，又在吸收民间曲调的基础上，创作出更为丰富多彩的佛教音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佛教音乐团出访西欧、新加坡;1996年出访德国，并且参加了国际宗教音乐的交流。他们演奏的《五方佛》《行道章》《倒提镏金灯》《金锁套十番》等乐曲，已成为享誉世界佛坛的音乐。另外，在智化寺内发现的“以血为墨”书写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等，不但令人惊叹!而且是世间极为罕见的珍品。

(六)雍和宫里的珍品

北京的雍和宫不仅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寺院，而且是一座佛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机构。雍和宫的喇嘛除从事佛事活动外，还要从事经文、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的研究，清朝宫廷里用的历书就是雍和宫喇嘛编写的。雍和宫喇嘛编写的历书除供清宫廷里使用外，还供西藏、青海、内蒙古地区使用。雍和宫里珍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可以和布达拉宫的文物相媲美。雍和宫万福阁里的白檀木大弥勒佛是“世界独木大佛之最”。这尊独木大佛从地面到顶部高达18米有余，埋在地下的还有8米。大佛佛身面宽8米，另人惊诧的是这尊大佛通体由一整棵白檀木雕制而成。佛像面部端庄慈祥，神态雍容尔雅，体态雄伟，全身贴金，镶嵌着各种各样的珠宝。抬头仰目观望着佛首，真有落冠之势。据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雍和宫参观访问时惊讶地赞叹道:“它给了我美的享受……”。雍和宫里的大佛不但堪称北京宗教精华之最，而且是“世界独木大佛之最”。雍和宫照佛楼里的金丝楠木佛龛供奉的那尊黄铜制的照佛是件稀世的艺术珍品。照佛的佛龛以及火焰背光，全用金丝楠木雕刻而成。雍和宫法轮殿内高大的五百罗汉山是用紫檀木雕刻而成的艺术精品，雕刻虽然细腻，其造型却又显得粗犷。独木大佛、金丝楠木佛龛和用紫檀木雕刻而成的五百罗汉山，堪称木雕制品的三绝。雍和宫永佑殿珍藏的唐卡———绿度母补绣像，是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用了七千多块色泽不一，大小不等的缎子亲手补绣而成的。这幅唐卡中的度母神态栩栩如生，色彩艳丽，堪称唐卡中的精品。如今这幅巨大精美的补绣像成为永佑殿内最珍贵的文物。雍和宫里的佛像、唐卡、三光毯、喇嘛碑和亿万年前的风眼香等等，件件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雍和宫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宗教博物馆。北京佛教文物遗存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保存之完美、文化内涵之丰富，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北京佛教寺院就是一座珍藏文物与艺术珍品的宝库。

三、北京藏传佛教文化的政治作用

藏传佛教是流行于我国藏、蒙、土家、纳西等民族地区的佛教宗派。藏传佛教经西域传入蒙古地区，受到蒙古贵族的崇信，并随着蒙古政权不断向南扩张，而进入中原汉族地区。元代统治者原本信仰萨满教，随着蒙古民族对外军事的征服，使他们开始接触到藏传佛教。“藏族高僧深厚的宗教修养吸引着他们皈依沙门”［6］701。元朝统治者大力扶植喇嘛教，其最初用意是把它当作安藏定边的策略，另外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也有意使喇嘛教成为控制汉民族的手段。出于对巩固西藏统治政策的需要，元代尊藏传佛教为国教，封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并赐玉印，使其成为统领全国佛教的领袖。元朝政府在元大都设置宣政院，管理全国的佛教和西藏等地的军政事务。由于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高僧八思巴的政治结缘，不仅使接受藏传佛教后的蒙古民族在宗教信仰上与藏民族连为一体，而且使藏传佛教传入京城。自此，元大都的藏族僧人不断增多，藏式寺庙也陆续营建，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亦以藏传佛教为载体而传入北京地区。因此，元大都内的藏传佛教寺庙不仅是礼佛的殿堂，而且是元朝政府与边疆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平台。

藏传佛教文化从遥远的青藏高原来到元朝的政治中心，并融入元大都文化之中，藏族文化以藏传佛教文化的姿态在元大都绽放。如:由藏僧八思巴带到京城来的尼泊尔著名工匠阿尼哥主持建造大圣寿万安寺中的白塔带有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白塔的建造，就是藏传佛教传入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它代表藏族文化在北京文化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元大都内喇嘛庙中的佛像雕塑艺术也独具鲜明的藏族文化特色，“金刚护法”的雕塑令人生畏，力量无比，与汉传佛教中护法像反差极大。藏族文化正是通过藏传佛教文化的方式在元大都传承下来的。明代延袭元代以藏传佛教治理西藏的政策，从明永乐开始，对藏传佛教实行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即对各教派领袖人物都加以封赐，改变了元代独尊萨迦的政策。明成祖曾多次遣使入藏，迎请格鲁派首领宗喀巴进京说法，并请噶举派首领哈立麻入京主持法会，致使藏传佛教再度东来。明成祖还特意在京城修建了藏式的寺庙———“真觉寺”，以供来京城的西藏喇嘛居住。因真觉寺内的藏式佛塔与中原之塔建造迥然不同，所以京城百姓称之为“五塔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重新修建的大隆善护国寺，是明朝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关———僧录司所在地。明朝来京的大智法王班丹札释、西天大喇嘛桑渴巴辣、西天佛子大国师张公(藏名“桑节朵而只”)、灌顶大国师班卓儿藏卜、大觉法王著肖藏卜、西天佛子著乩领占朵多只巴、妙济禅师绰巴札释等高僧都锡驻于此寺。明朝北京城内的大隆善护国寺与大慈恩寺、大能仁寺是京师著名的三大藏传佛教寺庙，是明代西藏僧人居京修持之地。从明成祖对西藏高僧“多封众建”政策的实施，以及朝贡制度和茶马互市政策的确立，不仅确立了明朝政府与西藏地区的隶属关系，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而且也促进了北京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

清王朝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蒙藏地区的直接管辖，特别看中喇嘛教对蒙古的作用。清代设置理藩院，在继承元代宗教政策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和完善，“以黄教柔训蒙古”正是清政府安藏定边的基本国策。从顺治到康熙，清朝中央政府册封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皇帝赐五世达赖金册、金印，赐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正式确立，藏传佛教格鲁派历世达赖喇嘛转世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始成为定制。清政府对喇嘛教各宗派首领都具有封赠和废黜权。康熙皇帝曾多次对蒙藏上层人士和喇嘛教首领说:“本朝为护法之主”。为加强对喇嘛教的管理，清王朝采取“众建而分其力”的政策。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大喇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二世章嘉活佛被封为“灌顶惠普广慈大国师”。自此形成了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使他们具有同等权力与地位。这一举措进一步加强了清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统一管辖，从而也分散和削弱了达赖为首的神权势力及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清朝中央政府为了防止在活佛转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弊端，避免蒙古王公贵族利用喇嘛教，并与宗教领袖人物互相勾结，集政教权势于一身，以形成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不利局面，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分别在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设立“金奔巴”(奔巴，藏语“瓶”)制度。北京雍和宫的“金奔巴”决定北京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活佛喇嘛的转世。西藏大昭寺的“金奔巴”决定达赖与班禅的转世。自此清朝中央政府将转世灵童的确立权掌握在清王朝的手中。

“金瓶掣签”的实行，也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蒙古地区行使主权的一种体现。这一制度的确立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清王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而且也防止了蒙藏贵族对宗教权力和财产的染指。金瓶掣签制度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传承文化。清统治者为加强蒙古地区和藏族地区的统治，积极强化藏传佛教这一文化纽带，在北京多处修建喇嘛庙，供养蒙古和藏族高僧。为迎请五世达赖喇嘛的到来，顺治八年(1651年)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今德胜门外西黄寺大街)专门修建了喇嘛寺庙西黄寺，作为钦待五世达赖在北京期间的驻锡之所。康熙在北京建造了不少藏传佛教的寺庙，如康熙四年(1665年)，将太液池西南岸的明朝清馥殿改建为宏仁寺喇嘛庙;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南苑建造了永慕寺;三十三年(1694年)在皇城内建造了玛哈噶喇庙(普度寺)，寺中供奉藏传佛教玛哈噶喇神像。康熙五十年(1711年)为章嘉呼图克图修建了嵩祝寺等等。康熙在位时重修的喇嘛庙也很多，如妙应寺(俗称白塔寺)，崇国寺(即大隆善护国寺)等，并亲自为重修庙宇撰写碑文，为寺庙题写的匾额更是多不胜数。雍正元年(1723年)修建了福佑寺，重修隆福寺，在安定门外修建了达赖喇嘛庙。乾隆九年(1744年)将雍亲王府改建为喇嘛庙，即雍和宫。此后又在皇宫园囿、三山五园内修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院。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不仅为在京的藏、蒙僧众举行佛事活动提供了宗教活动的场所，为汉、藏、蒙等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为藏传佛教文化日益民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加强了民族团结、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使独具民族特色的北京藏传佛教文化日益繁荣起来。随着北京藏传佛教文化的发展，藏传佛教独特的金刚驱魔神舞、大威德金刚坛城法会、打鬼(跳布扎)等藏族的佛教舞蹈逐渐演变成北京民众喜爱的民俗活动。

四、北京佛教文化是千年古都重要的标志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举世闻名的千年古都，汇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承，形成了多元文化体系。北京不但拥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历史，是辽、金、元、明、清五个封建王朝的建都之地，很早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而且是多种宗教和谐共存的所在。北京是帝王北京、百姓北京、宗教北京。美国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曾经说:“城市是一种心理，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也就是说，体现一个古老名城的标志，不仅仅与其传统文化有关，而且也与其宗教载体密切相关，［7］从城市学的角度来看:宗教文化是城市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京佛教文化是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北京城市文化和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北京拥有的古刹，居全国都市之首。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统计:1928年北京登记在册的寺庙为1631个。另据1947年北平市政府统计:当时全市城区和郊区的寺庙为1920座。在北京城形形色色的寺庙中，佛教寺庙几乎占去了半壁江山，近一千多座。佛教自东晋十六国时传入北京地区，至今已有1600年的历史。民国年间，佛教寺庙坐落在北京内城的大约有400多座，均匀地分布在东西南北四个城区，但是坐落在外城东南郊的寺庙仅有100余座，而北京外城西北郊的佛教寺庙却多达500多座。因此，北京有“西山五百寺”之说。

“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是燕赵地区妇孺皆知的谚语。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赵朴初先生曾写“气摄太行半，地辟幽州先”之联，来赞扬潭柘寺殊胜的地理位置与其悠久的历史。虽然这一说法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但从北京周边地区佛教的传入，以及《魏书》的记载来看，潭柘寺的建立是极有可能的。潭柘寺、戒台寺、云居寺、法源寺、灵光寺、卧佛寺等都有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发展史，与千年古都北京城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共度沧桑，见证了千年古都北京城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北京云居寺珍藏的一万五千余块石经，更是北京城发展过程中的精彩篇章，每一块石经都见证了北京城发展的历程。北京佛教文化具有历史发展完整的脉络，北京佛教寺院是佛教现实化、物质化的载体。北京佛教文化是千年古都北京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作者：佟洵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