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儿童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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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末民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就

19世纪末期，顺应当时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开始出现，拉开了我国近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序幕。具体来看，清末民初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规模宏大，作品种类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据现有的文献统计，从1898年到1919年仅仅20余年的时间，所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数量就达到了130余部，参与翻译的译者近70人，参与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的机构有20多家，报刊有30余家[3]59，可见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规模之宏大。具体来看，在这些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译者中，有鲁迅、梁启超、茅盾、周桂笙、沈祖芬等中国近代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也体现出当时文学界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关注。在参与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版机构中，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报馆、中华书局、清华书局等是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最多，占据了当时儿童文学译作数量的一半以上。除了出版机构，报刊也积极参与到了这场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高潮之中，《新青年》、《浙江潮》、《东方杂志》、《中华小说界》、《小说月报》等知名的报刊都积极刊登儿童文学翻译作品，促进了当时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大地上的传播。清末民初所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种类上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囊括了法国、日本、英国、丹麦、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比如1900年，薛绍徽女士完成了法国著名的儿童文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的翻译，并由世文社公开出版，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所翻译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其作者为法国的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自此之后，国内掀起了翻译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的高潮，译者们先后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秘密海岛》、《铁世界》、《地底旅行》、《月界旅行》等几部代表作。除了科幻小说，这一时期译者们翻译较多的还有童话故事。1900年，周桂笙完成了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并发表在《采风报》上，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该童话著作的翻译。随后，周桂笙相继翻译了《格林童话》、《伊索寓言》、《豪夫童话》等外国童话故事。除了周桂笙之外，陈家麟和陈大蹬在这一时期也翻译了一系列外国童话作品，如安徒生的《大小克老势》、《牧童》、《火绒箧》、《飞箱》、《国王之新服》等作品。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以科幻小说和童话故事为主，以满足当时儿童教育的需求。

2.翻译选材开始有针对性，并改进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方法。晚清时期，由于很多中国译者都是初次接触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在翻译选材上并没有多大考究，所采用的方法多以改译为主，有的译者还在翻译外国童话之前加上些许“评价”话，更有甚者，还在翻译过程中加入自己“家事”的描述，这使得翻译出来的译文与原文有较大的出入。进入民国以后，在清末时期大量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积累的基础之上，翻译选材和翻译方法都有了很大进步，这不得不说是民初时期众多译者留给文学界的一笔宝贵财富。首先在翻译选材上，以后，译者们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时，开始考虑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对于儿童文学的不同需求，以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这也是近代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一大进步。比如开明书店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一书，收录的大多数都是适合10—15岁儿童阅读的外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阅读能力脱节的状况。此时在翻译方法上也有较大改进，改变了过去以“改译”为主的翻译方法，代之以“直译”的方法。与改译相比，直译更加忠实于原文，能更加真实地将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夏丏尊在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代表作《爱的教育》时，就曾经对照英文版和日语版，以求忠实原文。英国文学家路易斯•加乐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也是一本难以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赵元任在翻译该部作品时，先是仔细阅读了原著，然后再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翻译出来，最后再与原著反复对比。正是赵元任坚持直译的态度，加上他深厚的外语水平和语言文字功底，使得他翻译出来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风格上十分接近原著，堪称当时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典范。关于直译，周作人在评价穆木天翻译的《王尔德童话》时如此说道“：关于译文我没什么好说的，但地名的译义似乎还有可商榷的地方。”据此可以判断，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作品直译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字都要达到斤斤计较的程度。

3.实现译文古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变。在晚清时期，受中国传统古文体的影响，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翻译都是用古文体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并且很多译文基本也没有使用标点符号，而是使用传统的“句读”符号，这对于儿童而言，十分不利于阅读和理解，即便是成年人，很多译文也难以读懂。进入民国以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我国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有很了大进步，开始由古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周作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深刻指出陈家麟、陈大镫所翻译的文言文版的安徒生童话《火绒匣》是儿童文学的“绝对不幸”，把儿童语言变成古文，完全抹杀了安徒生童话的特色。为此，他还专门拿出了自己所翻译的白话文译文与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进行比较。比如在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伐整齐。背负行李。腰挂短刀。”周作人指出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通过比较分析，周作人认为，不能用深奥难懂的古文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而应该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如此更加符合儿童的阅读需求和特点。为了实现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形式的根本转变，鲁迅在翻译荷兰童话作品《小约翰》时，对于一些难懂的动植物名词，还用了白话文注释，大大提高了儿童文学作品的通俗性。

二、清末民初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对近代文学的影响

郭沫若曾经指出“：无论哪个民族的文化，在变革时期都会对本国文化的质变发挥触媒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文化为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始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而清末民初正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初始期，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学翻译为我国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都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我国本土儿童文学极度缺乏的时代，大量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出现，为中西儿童文学和文化的交流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使中国的文学逐渐从古代过渡到近代。不仅如此，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翻译选材与翻译方法的改进，译文文体形式的转变，都为我国近代文学翻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丰富了我国近代时期关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为我国文学翻译走上规范之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作者：杨云桃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外语旅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