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创作儿童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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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有不同于成年人的主题。父母之爱下的儿童、顽童及其受到的教育、自然及其与童真的相通是最集中的三大主题。①《海滨的孩子》写二锁到姥姥家的见闻感受，角度类似鲁迅的迅哥儿到鲁镇。这一角度的优势在于，不同于长期定居此地的儿童对身边生活形式与内容的理所当然，海滨对初来乍到者，时时处处充满新奇感。上潮的时候蹲在海滩上，将天边滚来的潮水引到沙岭底下；和大虎去拉鱼，看到网里乱蹦的鱼喊哑了嗓子，都是海滨生活才会有的新鲜刺激。正因为这些新鲜生活的诱惑，尽管二锁内心不愿意承认大虎哥超乎于自己的识见、恼羞于大虎的嘲笑，他还是不得不紧随大虎身后去拉鱼、挖蛤，背着大人兴奋地筹划去港渠子北挖蛤。小说对两个孩子在港渠子北的一日冒险描写，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中描写海滨渔家儿童生活的最佳角度，也是当代对儿童心理真实精细刻画的经典片段之一。在前往港渠子北的路程中，小说以二锁的观感，衬托了两个孩子进入海洋禁地之深：二锁初是兴奋；走到到满潮的时候露出尖顶的石岩、看不清姥姥家的房子了，港渠子还只是一条白线，问大虎，得到的是“十里才走了三里呢”的回复，这时心里开始嘀咕；穿过沙滩之后二人进入烂泥滩，二锁不断跌跤的尴尬无奈；终于在日头快到头顶了的时刻，二人才到了渠子边。之后的遇险—脱险描写，则是无可替代地惊险生动。在金色的沙滩上，大虎因为“里面蛤多”要到海的里面去，这时他筑了两个沙堆并嘱咐二锁看着，等潮水把沙堆淹倒了，就是二人必须离开的时候。大虎的目标就是蛤，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不在海边长大的二锁，竟会对挖蛤有更大的兴趣。于是，二锁就在大虎走后起初的寂寞、害怕、犯困之后，因为挖到大花蛤而兴奋。

他先在周围挖蛤，继而扩散到四周挖蛤并在海滩上筑了围墙围“囚徒”，后来他专心专意挖蛤以致忘却了观察的使命。等到二锁意识到时间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到了日头偏西。他跑回渠边，沙堆不见了，渠子宽了，渠子里的水浑了。二锁慌了，发疯一样在沙滩上跑着叫大虎。可是，大虎的影子半天工夫才在沙滩上出现，此时海已经变得一会儿海水就淹上来四五尺宽。二锁吓哭了。勇敢的大虎没有惊慌、害怕和犹豫，而是马上就采取行动。他最初想带二锁水过渠，行不通；后来，他机智地用二锁的裤子做成救生圈，冒险带着二锁过港渠子，他自己甚至又游回去取衣物和挖到的蛤。二人拼命和海赛跑，终于跑到了村头，化险为夷。喘息待定，二锁眼里的大虎已经变了样，他主动向大虎示好，大虎却已经在思考对爹如何交代。这些生动的描写，只能来自真实难忘的生活体验。萧平一直强调生活积累的重要性：“感受是前提，没有感受，也就无从表现。”正是因为有了艺术上的这些成功表现，《海滨的孩子》先后在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中获一等奖、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亚洲儿童小说选》，成为80年代初日本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精选》唯一入选中国作品。创作于1958年的《除夕》，尽管主题是表现合作化，在表现儿童心理与生活方面仍不失生动鲜活。栓儿心心念念的是要爹带他赶腊月三十的半半集，买鞭炮花火。可是，爹从早上起床到天黑，也没能够来得及带栓儿买成鞭炮。小栓在别家的鞭炮声里，把一个小凳摆在院子中间，等爹带回火炮摆在上面放这一开放性的结尾，将一个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社干部形象衬托出来的同时，一个乡村顽童的心理，也很细腻真实地表达出来。当少年心事的经典作品很少。将自传性的《啊，少年》与作家的自传《逝水悠悠》对照，不难看出高昆良身上作家少年的影子。这里，“成长”的主题有迷雾重重的困厄、有沉重不堪的压抑、有拨云见日的欣慰，也有不忍的割舍与惨重的创伤。

1943年的圣诞节，电器行的少年学徒高昆良对樱树文具店的女掌柜维拉的女儿玛莎的一见钟情。两性意识的懵懂觉醒，使他会多愁善感地阅读《啼笑因缘》时想象自己是樊家树、玛莎是沈凤喜；玛莎给他看手相会引得他心旌神荡，这是性的觉醒带来的迷惑。结识颜素真，这个高雅、朴素又和蔼平易的女子博得高昆良美好崇敬之情，也在他的心理深处引发对自身向更好的境界努力的规划，这是爱情的力量。他孤身在外常遭到别的学徒欺负、不得掌柜待见、站柜台被敲诈、遭到掌柜指责、被辞退的恐慌，还有因为家乡不太平对父母亲人的牵挂，都令他产生各种不安全感。少年高昆良对时事政治有很多现实体悟、却又看不透彻，好在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可以相互安慰、一起谈欢乐苦恼幻想，年长的张志英从文学和人生观里都带给高昆良一种令他激动奋发的东西。而和老家来的亲戚的闲谈中，他得知“村里走了不少人，多数是到东北了，有的参加了八路，有的当了汉奸。他小时的同伴，也有好几个参加了八路。”这些，让之前听凭长辈安排人生的高昆良意识到：到了确立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了。在眼前的黑暗和营救张志英过程中，他更加了解认可了张志英的选择。遭到裁减之后，尽管维拉向他抛出橄榄枝，他认真思考了自己的处境终于明确：他不愿意一辈子站在柜台后面卖货，他所希望的，是到张志英所说的那种全新的生活。告别了冰封的北国，高昆良也同时告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失望的玛莎和朋友们，踏上归途。小说结尾处，1945年10月，高昆良以秘密身份被派往哈尔滨从事地下活动。他会在哈尔滨怎样再次遇到昔日的朋友们？也仍然是开放性的结局。直至小说结束，读者的心也还被作者紧紧抓在手里。除了《啊，少年》，《令子》《我们的司令》《于文翠》《孩子和小猫》都带有明确的成长主题。从萧平笔下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里，在各种内外因的促动之下或主动或被动地“成长”。这成长，有时伴随着欢乐，更多时候则是伴随着无奈、泪水甚至苦涩。其次，萧平的儿童文学作品常常不是正面摹写，侧面进入生活是他最拿手的方式。这反映了萧平生活的旁观者的视角，和冷静理性的写作姿态。在他反映现实的作品，和那些童话、寓言故事中，从来不乏深入严肃的思考和深刻的哲理体悟。萧平的儿童文学作品，有一部分是从儿童的视角反映成人世界，是时代的折射。这里，主导的是第一手的貌似相对轻松单纯的儿童世界。《除夕》如是，《孩子和小猫》《寂静的黄昏》也是如此。《除夕》中，以栓儿希望得到鞭炮花火、几番波折最后几乎落空为线索，反映作为社主任的栓儿爹遇到的各种问题：均分配是否符合按劳分配、无处不在难以根除的精于算计自私狭隘思想、一心为公的干部自家生活问题与夫妻矛盾，都因为孩童的视角和儿童生活底色而更加鲜活和令人信服。《孩子和小猫》中，四五岁的男孩随着被打成黑帮在分校劳动改造的父亲，在沙原孤独的生活。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观察老鼠洞，甚至熟知了那个老鼠家族每个成员的一切。捉、养小猫这个突兀新鲜的事件，终于给孩子孤独无聊的生活内容带来一点新奇，而最终放掉小猫，是因为小光看到大猫小猫的惨状，联想到自己坐火车离开家和妈妈的切身感受。孩子的这一“成长”杂糅了酸涩。更令人倍感唏嘘的，是小说中以小光的视角貌似轻描淡写的成年人世界：爸爸、伯伯们战战兢兢的生活，年幼的小光当时不会了解，却构成他终生也不会忘记的童年灰色底色。《寂静的黄昏》揭开惨痛的时代创伤，将荒谬时代的悖谬事件横在眼前：父辈有关革命与背叛的较量彻底被颠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就显得更加强弱悬殊和触目惊心。十七岁的刘军不堪凶残虐待狂刘世才的折磨，同归于尽的“雷”声：“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雷。

但小雷和大雷形成的原因是一样的。小雷往往是大雷的前奏，当无数小雷汇集成大雷而雷声滚滚的时候，暴风雨也就要来了”。萧平透过他的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儿童的生活并不像理解中的那么单纯轻松；他们总在不断走向成人世界，但是童心真纯，和成人世界的复杂丑陋是天然的对抗关系。萧平还有一部分儿童文学作品，是从成人的视角勘察儿童心灵，比如《三月雪》和《圣水宫》。《三月雪》以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周浩的回忆，带出十多年前的故事。紧张激烈的胶东反“蚕食”斗争，刘云和农救会长被杀死在三月雪树下的烈士墓前，都是刘云十二三岁的女儿小娟成长的背景。严峻的斗争年代的小娟机智勇敢，残酷的斗争让小娟迅速成长。眼前和平时代的大学生李秀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过母亲的日记也是继承母亲的遗志。她坚毅自信的面庞，令周浩想到那飘散着清香的早春的花——三月雪。这篇曾经被批判为宣扬军事题材的“和平主义”的小说，确实是避过惨烈的斗争场面，侧面表现新一代血雨腥风中的成长。但是，这并不妨碍对胶东反“蚕食”惨烈程度的表现与李秀娟形象的真实可信度。正如孙犁也是侧面描写战争时代一样，这是因为时代和人的精神是作家更加关注的，美与善的歌颂也是作家更倾力而为的。《圣水宫》这一取材透露了前现代时代，道教在胶东的深厚影响，也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新的时代与政党对人的关注。在县委书记李群的帮助下，深山道观里的小妞妞小英子得以受到现代高等教育，从父母的迷信和愚昧教育中摆脱出来，成长为师范学校的陈玉英。

这些成人视角的儿童文学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平本人是一位教育家，关注儿童的心灵与成长、希望通过真善美的熏陶使得他们健全成长，是他最大的心愿。寓言故事《一株苞米》中塑造了一株为抢占春光，总比别人高出一尺，却没有意识到“把自己的一点本事都用在出风头上了，当然结不出籽粒了”的苞米；《走路》中萧平设想本来两条腿是并齐蹦着向前走路的，后来一条腿顶着对方的反对毅然变为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虽然看上去前后“有差别”，但是走得快了；《豌豆的牢骚》里有一棵总是不满的豌豆，因为牢骚耽误生长，结果没来得及长成，被煮了青豆；《动物运动会》里，总是不甘失败的猴子三番改章程，却先后败于狮子、鸵鸟、松树，得出总是从外界找原因永远难免失败的教训；童话《小布谷鸟》展示了一只小布谷鸟从艳羡锦鸡，到“我想变回我自己”的心灵历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侧面进入生活，并不意味着作家的逃避和躲闪。视角和立场并不是一回事。侧面进入一定程度上舒缓了萧平的作品与现实的关系，没有非常大的“力”度，但是从来不乏“美”感。而萧平对现实的思考和表现，最后总是要以揭示矛盾和得到启示为目的。

1958年的《除夕》因为写社干部家庭感情纠葛，被批判“歪曲”社干部形象；《一天》因为写一个充满爱心的女大夫，被冠之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的罪名。今天看来，当年对萧平宣扬“人性论”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是切近萧平的创作本质的。萧平关注人性的本真，痛心于异化。萧平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招弟》和惨烈的《寂静的黄昏》，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招弟》以有些类似于萧红《小城三月》的哀怨故事，表达出对招弟这个普通农村女孩的悲悯之情。表面上，好像招弟的命运正如母亲找人算出的“命独”——其实，何尝不是这些迷信思想以及太沉重的生存压力束缚住她的父母，又进一步束缚住了她？父亲常年在外，夫妻两地分居自然少有子嗣；父亲终年辛苦劳累自然性格压抑得厉害，意外的打击自然承受不起于是发疯死去；母亲和她相依为命日久，对她的情感依赖可想而知，先是因为苛求求亲者才使得她老大没有嫁出去，后又请求她等自己死了再出嫁——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一直拖到72岁而她已经50岁时才死去。这就是一个为人女者的一生。为人女，却没有机会做自己。小说里没有强烈的情感，却窥探到了父母基于爱的名义导致子女的人生悲剧，读来深感悲哀。《寂静的黄昏》其实并不寂静，无论不堪折磨的刘军、还是凶虐残暴的刘世才，都承受着极端的恨与痛。刘军用同归于尽的惨烈方式，控诉了刘世才的凶残，也是自身遭受的精神蹂躏超极限导致的必然结果。《三月雪》被批判为“不健康地”以感伤的情感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残酷性，实际上，感伤是由悲剧决定的。悲剧中除了有悲壮一种格调之外，还有悲伤、悲愤、悲悯等思想。因此，摈弃任何形式的人性异化，呼吁本真率直的人性真善美，成为萧平小说的第三个重要特质。即使在遭受批判的时期，他依然坚持“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信念：绝不写虚假的东西，做违心之谈”。他是教育者，他的儿童文学却从不说教：“有小猫、大雁、狠虎、布谷鸟；有两代人间的革命情谊，有朦胧飘忽的少男少女间的心心相印，有师生之间久而弥深的情分，有童年朋友长大相逢的喜悦。”②萧平说过童年的学堂和私塾生活，带给他很少愉快的回忆，但是大自然让他快乐。他时常与他笔下的孩子们一起沉溺陶醉于自然界。《海滨的孩子》们挖蛤网鱼的大海，《锁住的星期天》里孩子们沉醉的东山果园，《玉姑山下的故事》《圣水宫》《秋生》中也都不乏美丽的山村景致与善美人性人心，《童声》《阴山风雪夜》的塞外景致与少年的美好性情，《养鸡场长》《于文翠》则是表现农村少女——泼辣能干的十五岁少女小英、无忧无虑的十七岁女孩于文翠如何紧紧跟随甚至走在新时代的前面，率真阳光向上，形成山村别样的景致。《童声》以几乎没有情节的描写，表现了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在路遇“我们”时，怎样在老乡不信任我们，甚至用枪威胁之际，专程回转来以真挚无邪的童声，赢得老乡的信任打开门接纳我们，使得我们的“伤病员”得以休息调整。萧平主张在人与世界的各种关系中，认识的关系追求真、功利的关系追求善、审美的关系追求美。萧平“审美地掌握生活”的结果，就是作品中真的情、美的景与境以及善的人。

萧平是地地道道的胶东人，他了解胶东，所以在表现胶东的时候，这里的乡土与民俗风情画卷他可以信手拈来。乡村、道观、海滨、果园，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乡土气味——无论从深度与浓度上，都“用‘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显示出“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风格以及其最基本的要求。”③周作人也曾对乡土小说有这样的概念阈定：体现地域特点；体现民风民俗中具有“个性的土之力”；体现文学意义上的人。萧平的儿童文学，就是胶东前工业社会里农村民俗风情画卷和儿童生活内容和游戏的大汇集。《海滨的孩子》中，晚饭后渔家有序的平静生活，与二锁大虎私底下兴奋地筹划的潜在危险——“潮来了跑不及就淹死了”的反差，读来令人紧张，也为后面的惊险埋下伏笔。我们看到当小花一步不离地跟在姥姥后面，姥姥生气地说：“我还能做点什么，长尾巴啦”，小花赶紧拉住姥姥的衣襟问“在哪里？在哪里”之时，生活感跃然纸上。《养鸡场长》中，贫农李洪奎夫妻俩以前的“穷吵”，“儿郎女儿”长大后李洪奎性格的改变都写得饶有趣味。昔日瘦弱畏怯的小英如今壮实沉静，在和老雕、鼠狼子、长虫斗争中养大了小鸡，通过“武装斗争”“政治斗争”成功“收服”了保顺，连夜赶来回六十多里的山路取药治好鸡瘟，并合计着到新疆去。一个小英折射出解放后妇女的家庭与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这是她们自己一点点努力的结果。在缺少玩具的时代里，自制的玩具、自然界的事物，都可能成为儿童的玩伴。《锁住的星期天》里，美丽的东山上，有诱人的果园，夏天三爷点了山椒子驱蚊，香气弥漫在整个果园；秋天熟透的柿子掉落地上摔成圆饼，还有各种秋虫鸣叫：金钟、纺织娘、蟋蟀——尖头的或者黄翅膀的等等。锁住被妈妈叫醒时，正梦到山上柞树林里追小兔。妈妈翻他的口袋，发现装了三块火石、半截破刀子、一卷破布条、两根钉子、一把火柴、一个破铁盒子，此外竟然还有一个小灰老鼠。锁住用小老鼠把小冬引诱到自家门前玩；后来小冬又用小兔做诱饵将小老鼠哄到手，童真童趣与儿童的狡黠都写得十分生动。打枷、打架，是那个时段男孩子的主要游戏方式。《令子》中，儿时伙伴“彪子”令子课堂上呆笨，不编顺口溜没办法记住课堂背诵的内容，生活中却总能让着我、打枷的游戏中总当司令、大胆到可以去阴森的土地庙给土地爷抹大酱、帮助大人打狼救下小翠。

我从东北回来的路上，夜里住店遇到“闯敌区的”，原来是强壮严厉的令子。《令子》的“成长”主题，洋溢着对刚性血性男儿的赞颂之情。那时的孩子的生活较为单调，却不乏乐趣。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④，这在前工业社会里体现得尤其真切。《我们的“司令”》中，童年时期暮色中牛群回村的情景：母牛-公牛-小牛-老牛馆-小牛倌的顺序之下，引出十六岁的牛倌姜铁子。小说写到“我”与姜铁子比摔跤、扔石头、打准儿，这些当时男孩子最为追捧的游戏方式，俨然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确定强弱高下的重要尺度。从最初的谁都不服谁，到最终却成为好朋友，因为我佩服他大胆，他佩服我会讲故事。我们和邻村的男孩子每年都会因为在南河里洗澡开战，作为好朋友的小牛倌姜铁子主动提出他可以指挥我们取胜，但是他有一个要求：让我们称呼他为司令，以解被称为“牛”司令之耻。四十年过去后的1977年，当年的混战依稀残留在脑海。我调回家乡，看望任港口城市警备司令的姜汉铁，他谈笑间提及与当年手下败将的戏剧性相逢。小说结尾没有正面写到三个童年时朋友（或者冤家）的会面，却可以想象到会是何等热烈。同样增强萧平儿童文学灵动感的，还有儿歌童谣的引用。《两只大雁》中的小慧英嘴快到令人生厌，她时常编针对身边伙伴的缺点错误的歌谣，常成为引导村里孩子们舆论导向的主要力量。《锁住的星期天》锁住和小冬在东山上闹掰了，锁住想要回小老鼠，就说“公鸡叫、母鸡叫，给了东西不能要”，小冬坚决不想还回，就说“公鸡头，母鸡头，给了东西不能留”，当地流行的童谣显出孩子的小狡猾与外交策略，更增添了童真童趣。

萧平有一部分儿童文学带有悲剧因素，但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明确的温馨纯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而不虐。《玉姑山下的故事》又是一个姥姥家的故事——这次不是在海滨而是山里。从俗常视角看去，主人公小凤的命运很是坎坷多舛：幼年时期，娘因为被地主侵犯而羞辱自杀；少年时期，爹因为参加革命被杀害；最后孤苦的小凤被爹的同志接走，下落不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因为作者把她放置在开满桃花梨花的玉姑山下，处于爹的万般疼爱里，后来笼罩于革命红色火焰的照耀当中，所以，小凤遭逢的，就不再是姥姥讲述中的玉姑那样凄惨的结局，而是成长为英姿飒爽、骑着红马迎着西北风消失在深山密林中的女战士。“我”和小凤青梅竹马美好朦胧的情愫以及因缘际会阴差阳错的误会与错过，虽然加重了小说的忧伤气息，却同时更添唯美感。《招弟》《三月雪》《孩子和小猫》也都有类似的美感效果。即使惨烈如《寂静的黄昏》，故事本身的震慑心灵也是用舒徐的语调讲述而来。能够做到如此张弛有“度”，一是作者作为多年从事理论教学工作的作家，总能够以理性约束情感的呈现；二是因为作为教育工作者，他总是希望作品能够给人“自我疗伤”的能力和主动向上的意志。斯人已逝。值得欣慰的是，从冰心到萧平，胶东的山与海陶冶启示下的童心旨趣、文人情怀、纯美追求，以及感伤情愫，在张炜《半岛哈里哈气》营造的儿童世界里，再一次被我们清晰窥见。胶东儿童文学一脉相承的山海气韵，是值得长久关注与探讨的话题。

作者：路翠江邵虹单位：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