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大众文化初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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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800年被史学界界定为欧洲历史的近代早期，这一时期西欧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以往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研究中，学者们倾向于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考察，对普通大众的文化却是鲜有研究。随着当前大众文化的强势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层出不穷，而以大众文化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兴起、发展正是催生大众文化的物质基础和外在动力。结合时代特征、文化史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理论，笔者认为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西欧的文化形态表现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互作用，共同对抗中世纪的封建文化，二者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进行互补、互动和共生，为资本主义文化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从而进行着转型时期的文化建构。

一、近代早期大众文化的内容

首先本文所要讨论的大众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有其自己的特殊内涵。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大众文化不同，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脱胎于中世纪原始的、纯粹的、人民的文化，因此并不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总结的现代大众文化的特点，即把其称作文化工业，具有单向度性和异化性，并且其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扼杀了艺术的个性和独创性。大众文化是一个运动的文化形态，对其如何定义，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特征。在1500~1800年西欧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大众文化表现为与精英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形态。这一时期的欧洲除了有学校里传承下来的古典传统，未消亡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神学传统，以及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启蒙运动等可能只对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产生影响的思想运动之外，还有民歌、民间故事、小歌谣集等普通大众参与的文化，以及各种宗教节日、世俗节庆和婚丧嫁娶等。彼得•伯克通过对这些普通大众参与的文学艺术和世俗节庆进行研究，将大众文化定义为，“至于大众文化，或许最好是先使用否定的方法去下定义，把它定义为非正式的文化，即非精英的文化，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从属阶级’的文化。”

并且他把“非精英”界定为一个或多或少可以确定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工匠和农民。此外，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用文化分层模式解释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的“大传统”（精英文化）与其余人的“小传统”（大众文化）相互影响，双向交流，并且那些少数人既参与“大传统”又参与“小传统”，而多数人只是参与“小传统”。[2]对于精英而言，这两种传统具有不同的心理功能，大传统是严肃的，对应着现实世界，而小传统是游戏的，对应的是颠倒的狂欢世界。综上所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大众文化”，既与精英文化相对，包含民间文化、市民文化但又从民间文化和市民文化中抽离出来，形成一种不同于其本体的，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化形态，在不同时期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它是一种流动的、更新的文化。[3]该时期主要有农奴的文化、鞋匠的文化、铁匠的文化、牧羊人的文化等等，而且随着行会的兴起，每个行会都创造了自己的小歌谣集、舞蹈和戏剧等文化形式。

二、大众文化发展的社会基础

社会转型伴随着文化的更新和重建，同时文化的转型离不开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变迁。因此，研究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离不开对转型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的考察和分析。政治上，西欧从等级君主制国家过渡到近代民族国家，确立了绝对君主制政体。随着民族主义广泛兴起，民族国家的相继建立，激发了各个阶层探寻民族文化的热情，他们开始去寻找和发现人民的、民族的、原始的文化。最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对民歌的社会价值的发现，如赫尔德的“拥有一种现已丧失的效力”，格林兄弟把民歌称作“造化之诗”等。知识分子还发现，在早期的西伯来人、希腊人和北方民族中，民歌被视为神品，它是一种“生命的宝藏”，具有实际的功能，是一种“有机共同体”的特殊生活方式。因此，各个国家都在搜集口述传统编辑成册出版，一部部的民族歌谣集纷纷出版，如英国北安普敦郡的一名教士托马斯•帕西，于1765年出版了一本《英诗遗存》，收录了若干著名的民谣。经济上，从14世纪开始，早期形成的商业城市积累了巨额资本，随着商业资本的渗透，并且控制了越来越多的生产领域，西欧的经济体制逐渐完成了转型，实现了由自给型生产方式向交换型生产方式的演变。[4]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盛，商人成为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阶层，由商人构成的市民阶层成为一个活跃群体，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商人不是农民，但手中掌握着农民的作物；商人不是工匠，但商人拥有工匠的产品。[5]因此这一时期，商人与农民和工匠开始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市民文化丰富着大众文化，成为大众文化新的表现形式。同时，行会的出现适应了市民阶层对自由的要求，形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体现了市民阶层的创造性，丰富着市民文化。此外，城市成为了文化中心，广场、小酒馆成为人们休闲娱乐、节日欢庆的场所，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文艺复兴也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和人的世俗价值的肯定，使下层人民开始挣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束缚，寻找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文化，丰富自己的休闲娱乐生活。如当时流行的一种游戏风俗，反映出农民在牧草收割完毕举行欢庆的生动场面。当最后一捆牧草被运走时，领主在地里放一只公羊或绵羊，农民必须在它逃脱以前将羊捉到。如果捉到，这只羊就成为庆祝劳动结束而举行宴会的一道大菜。拉姆西修道院院长在各个庄园的农民割完牧草的那天，会发给他们8或12便士，作为他们喝“开镰酒”的费用。[6]因此，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上的变化发展都成为大众文化兴起的社会基础，并为大众文化的改革埋下了伏笔，大众文化走向雅俗共赏正是在这样的转型期孕育而生的。

三、社会精英阶层对大众文化的改造

由于思想的解放、人身束缚的解除、政治的开明和民主，农民和雇佣劳动者成为“自然人”，他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出于自我欲望和需求的满足，缺乏长远的经济目的和计算意识，养成了自由散漫的大众心态。[7]同时，狂欢文化宣称，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颠覆、亵玩、戏仿，人们尽情狂欢，成为当时下层人民生活的写照。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使新兴的“社会精英”们为显示其存在价值，开始在行为方式方面反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改造。

大众文化的改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500~1650年），主要是反对大众宗教的某些形式，例如神迹戏和神秘剧，大众布道特别是诸如圣徒节日等宗教节日和朝圣活动。大众仪式被谴责为非礼不敬，亵渎上帝，冒渎圣物，有碍视听，嘲弄基督教。1541年，英国颁布法令，禁止“把一个男孩选举为愚人日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传统习俗，并把愚人日主教望弥撒说成是“对上帝及其圣徒的嘲弄，而不是对他们的真心称颂”。大众布道也遭到攻击，被说成是通过滑稽的表演和讲述荒谬的故事，让人们哄堂大笑。神迹戏和神秘剧未经许可不得上演，即使是耶稣的受难剧和复活剧也不得上演，以防趁机向基督教信仰不坚定的人散布流言蜚语，传播异教思想。同时，宗教改革家们还借助印刷术的发明，用本民族语言翻译出版并向普通民众提供《圣经》，编辑出版了《教理问答》，还根据民歌改编成各种赞美歌，在中下层民众中口口相传。这些都促进了知识的传播，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为大众文化由俗向雅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1650~1800年）表现为对演员、民歌、驯熊、斗牛、打牌、小故事书、江湖郎中、跳舞、掷骰子、占卜、集市、民间故事、算命、演魔术、戴面具、民间歌手、木偶戏、小酒馆和巫术等娱乐活动的改造。世俗节日被谴责为纵容罪恶的场所，如五朔节花柱被谴责为阴茎的象征；足球比赛被攻击为“谋杀性的比赛”或“一种友好的斗殴”；驯熊、斗牛被认为是罪恶的，“当上帝创造的生灵被虐待时，上帝也就遭到了虐待”。伊丽莎白时代的清教徒攻击舞蹈为跳舞的人提供了“猥亵地抚摸身体和不洁的拥抱”的机会，“是的前奏，纵欲的准备，各种淫荡行为开始前的颂歌”。一些地区颁布法令，凡是男孩“以可耻的方式”把女孩抛向空中的舞蹈都在禁止之列。还有一种介乎道德和政治之间的一种观点，认为大众歌曲过多地把罪犯当做英雄来颂扬。因此知识分子从道德和审美的角度将这些“粗鄙”“放纵”的文化剔除，纯洁“大众文化”。取消所有卑劣的求恩行为，避免所有淫秽的东西，在绘画和装饰圣像时不应带有引诱力，庆祝圣徒和朝拜圣迹也不应被人们曲解为喧闹的节日和酗酒。

3个世纪的改造使许多传统风俗被取消，酒馆被关闭，舞蹈、戏剧被禁演，书籍被禁印。也正因为这次改造，使精英知识分子把大众文化的因素，如民谣、舞蹈、戏剧、节日等，看成是特殊和奇妙的东西，由此才有可能去记录和收集它们。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奥布雷认为：“古代风俗和老妪说的寓言虽然是些粗糙的东西，但不应该丢弃，从中也许可以引出一些真理和教益。”[10]对大众文化的改造，并不是要取消大众文化，取消大众节日，而是要使其纯洁化，使其雅俗共赏。知识分子从人文主义和理性价值的角度出发，从神学去异端化和道德去野蛮原始化上，对其进行改造，使其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整合社会文化，实现了早期资本主义文化建构。四、对当代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借鉴意义在当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生长于商品经济社会的现代大众文化，在90年代的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但是现代大众文化面临着雅与俗的矛盾，并且不断招致知识分子们的批评，因此可以借鉴近代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自发参与、自觉改革的经验，引导我国大众文化向既娱乐大众又脱离低级趣味，既是民间的又是官方的，既是边缘的又是主流的和谐之路发展。

首先，要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将大众文化放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要允许其在初级阶段与经济利益绑缚在一起，不能一味地指责批判并抛弃。当代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是新观念、新生活的社会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行为方式。它有利于张扬个性、开阔心胸和眼界，有利于人们改变封闭守旧心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从而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大众文化的繁荣能够促进社会文化的分层，促进文化的多元化，精英文化、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都要在实践中寻找自己应有的位置。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要看到大众文化的吸引力与时代要求，对其内容进行纯洁化，保存民族的、传统的、精华的部分，用精英文化对其进行改革，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低俗、媚俗部分大刀阔斧地剔除。同时，还要与政府合作，积极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对社会舆论进行积极引导，但不当政府的控制木偶和传声筒，致力于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文化环境。

其次，对当代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传媒，要完善行政、法律制度和经济制裁，对传播内容进行分类，对传播渠道进行监管，制播分离，权责明确。还要纯洁媒体从业者队伍，培养他们的人文主义情怀，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和提升媒介素养，积极引导文化的大众趣味，传播精品娱乐文化，形成内容丰富多彩、健康积极、娱乐身心、去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大众文化氛围，促进文化发展多元化。

四、结语

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社会结构正在瓦解，新的社会结构正在成形，文化也处于重塑阶段，容易导致人们尤其是下层民众处于一种精神空虚状态，迷失在对经济物质利益的追求中。精神与物质、精英与大众的矛盾，成为转型期社会文化建构的瓶颈。对于大众文化而言，既肯定娱乐化倾向的合理性，又超越物质利益，用精英文化中一些贴近日常生活的部分改革大众文化，使其升华，雅俗共赏，从而使社会经过转型期的“阵痛”后，更加地充满生命活力。

作者：韩迎迎 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